把人性之惡的影響力降到最低，才是制度存在之必要／專訪《奴工島》姜雯
編按：
寶瓶文化於今 年（2018 ）10 月出版《奴工島：一名蘇州女生在臺的東南亞移工觀察筆記》一書，作者姜雯深入田野蹲點，與移工訪談、書信往返，甚至探監，完成這本極具文學性的觀察筆記，書中透露臺灣種種荒謬與不真實的情節，卻是移工無盡的日常。
本篇為 NPOst 獨家專訪《奴工島》作者姜雯，透過她的眼與心，我們可以看見那些她深入田野後所經歷的困境與拉扯，也對此書能有更立體的認識。移工議題背後的制度性沉痾若想獲得紓困，需要你我時刻關注。
「在異鄉，感受到的是一種精神流放」，姜雯穿著一件簡單白色 T-shirt，簡單扼要的說著，連續幾小時的談話讓她的臉上顯現一絲疲憊，但語氣仍舊輕鬆、溫柔。姜雯是名在政治大學就讀傳播學院的蘇州女孩，她的畢業作品深入調查臺灣外籍移工的處境，及研究臺灣移工政策，完成《奴工島》一書。
從蘇州專門飛來臺灣的姜雯，年紀很輕，但其實已經離開家鄉 10 餘年。大學時期前往荷蘭就讀國際商業管理，爾後因緣際會來到臺灣，在政大就讀研究所，用了 2 年的時間進行田野調查與採訪，最終在書中陳列 7 個故事，細細審視臺灣的外籍移工制度。
「當他們說想家，我可以感受到。」
「我脾氣不好，」姜雯聊得很認真，之前在荷蘭唸書時，她遇到一群土耳其青年，不斷以「支那豬」挑釁，「我就衝過去拉著他的衣領說，『你他媽的再跟我說一次！』」對方也只是笑。不過話鋒一轉，她提到此事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周遭也有很多荷蘭人，他們都冷眼旁觀，這種經驗會讓人很孤獨。」對於這些荷蘭人，姜雯認為沒有誰對誰錯，但當時身處異鄉的她，孤立的感受被無限放大。
《奴工島》作者姜雯是一名來自蘇州的女孩。圖／寶瓶文化提供
姜雯簡單比喻著自己多年來身處異鄉的孤獨狀態：「臺北飛上海才一個多小時，搭高鐵去高雄也是一個多小時。人在臺灣，不會覺得到高雄很遠，但回上海需要辦簽證、搭飛機，牽扯和羈絆感是很強的。對我來說，親人在遙遙的另一邊，心裡忍受著很強的煎熬。」時空上的距離感，總為異鄉遊子帶來更深更遠的孤獨。而這樣的離散與流動經驗，在姜雯 20 幾歲的生命裡，顯得模糊卻真實。
姜雯念書期間曾在中餐館工作，遇過許多當地的中國黑工。黑工口中那些在船艙下不見天日的日子，令人難以想像，卻始終縈繞在姜雯腦海中。畢業後，姜雯在荷蘭的電信公司工作，公司是中國人開的，她因為剛畢業，還沒申請荷蘭綠卡，只能領著「契約工」的合約，隨時得擔心被開除，她說：「那個環境下，（和記憶中的黑工們一樣）我也是被歧視的，因為我的（契約工）身分。」
也許是發生在個體生命裡的精神流放狀態，儲存在皮膚、感官等記憶深處，蓄勢待發，讓姜雯在臺念研究所時，開始關心偷渡客議題，因緣際會下接觸了臺灣的移工議題。她也更能夠理解移工在臺灣的無助感：「當他們說想家，我可以感受到那種羈絆。」因此，從沒想過會研究臺灣移工的姜雯，在研究所老師的引薦下，開始到臺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進行田野調查，也在庇護所擔任中文老師，開啟這條研究臺灣外籍移工政策之路。
圖／Ye Jinghan @ unsplash
關於「人」的故事，該如何書寫？
研究初期並不順暢，姜雯坦承，她一開始對創作的想像還很「浪漫」，抱持著只是「寫寫故事」的心態，寫些關於移工，也關於人性的故事就好。也正因如此，姜雯與 TIWA 之間的關係陷入一段磨合期，「我是一個中文老師，我的身分和動機都需要積極溝通，我可不可以隨時去庇護所？去了可以待多久？可以跟移工們出去玩嗎？此外，TIWA 也會想知道，我對政策了解嗎？我想寫什麼？」姜雯毫不猶豫的吐出一連串的問題，彷彿她總不斷拿著這些問題，反問書寫他人故事的自己。
姜雯在書中的樣貌時而模糊，時而清晰，以敘事者的口吻紀錄不同移工的生命狀態。在創作的過程中，姜雯在「觀察者」與「參與者」中游移，思考著報導文學的書寫界線在哪裡，又該如何呈現社會議題？從資料蒐集到提筆，掙扎也思辨了許久，「報導文學可以結合報導的客觀與文學的主觀，創造出很大的空間。」在每個故事裡，都有姜雯的身影在裡頭，或近或遠，但不變的是，文字必須要摒除自身主觀的觀點與情緒。
隨著田野的深入調查，並且跟著移工打官司、勞資協商、探監，姜雯才發現外籍移工的種種其實是相當嚴肅的社會議題，背後的政策面才是影響移工權益的最大因素。而針鋒相對的 2 端，不僅是談判桌上的 2 個人，而是在制度裡難以脫身、各自扮演自己角色的移工、雇主與仲介。
圖／Ardy Alfred @ unsplash
信仰與正義被迫妥協，人在其中被扭曲
臺灣自 1992 年通過《就業服務法》，明文規定移工受聘用的產業和條件，成為移工踏入臺灣工作的開端。截至 2018 年（民 107）9 月底，臺灣外籍勞工人數已達到近 70 萬人，但這 70 萬名移工的生命樣貌，卻在臺灣無形與有形的壓迫中，持續模糊且扭曲著。
《奴工島》裡記錄了許多外籍移工的故事：沒有受過職業訓練，就硬著頭皮操作沖床機，最後失去右手掌的莘蒂；過勞工作的境外漁工帕瓦在船長的打罵下憤而還擊，成了轟動一時的海上喋血案；被限制行動的家庭看護工寧寧，幾乎斷絕與外界的聯繫，在民宿做著與合約內容不符的、許可外的工作，最後由 TIWA「營救」出來。在臺職災勞工、境外漁工與家庭看護工的境遇，透過這些真切卻又不忍卒睹的例子躍然浮現，在故事底下，姜雯想談的，更多是制度層面的困境。
臺灣的監獄目前總共有 30 幾個印尼籍受刑人，TIWA 認識並曾經探視的受刑人當中，就有 17 名是漁工，而其中又有 13 名全是境外漁工。極高的境外漁工比例，讓人不禁好奇，海上如何成為喋血的溫床？姜雯持續與境外受刑人見面及書信往來，拼湊出境外受刑人的生命經歷及茫茫大海上的處境。遙遠且無法可管的海上，漁工可能面臨工資被剋扣、超時勞動的狀況，也時常遭到打罵、虐待，語言文化的不同加上惡劣的海上勞動環境，讓海上喋血案層出不窮。（參考：「踏上臺灣土地的時候，卻是在監獄裡」，境外受刑人在「囹圄之城」的生命自處／《奴工島》書摘）
圖／Ahmed zayan @ unsplash
姜雯亦細細爬梳引入漁工的法條《漁船船主在國外僱用外籍船員作業應行遵守及注意事項》，她發現要成為境外漁工沒有任何門檻，對繳不起鉅額仲介費的移工而言，那是唯一的工作機會。除此之外，境外漁工幾乎不受任何臺灣法律保護，臺灣政府與移民母國政府都不管，而因為船主也不必向漁業署登記，漁工上了船，便沒有人可再追蹤到他們的動向，換言之，「在海上，即便死了一個外籍漁工，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另一個姜雯筆下的人物「伊登」是位印尼牧師，在家鄉上完神學院後，希望能籌錢就讀研究所，因而申請來臺灣工作。伊登付了高額仲介費，只為了一圓夢想。但他在臺灣工作期間，遇到了工廠倒閉、惡意欠薪、仲介要求私下付費等問題，更因堅信公平正義，而面臨被遣返的命運。
姜雯回億，伊登的遭遇讓他從一個原本樂觀自信的人，多了憂鬱、憤怒的神情，性情陰晴不定，此外，還債的壓力加上一個人身處異鄉的底端，讓伊登幾乎無處翻身。伊登後來選擇向生活妥協，願意支付根本不在法規裡的仲介費，姜雯難掩無奈：「在這樣的制度下，一個如此信仰上帝並要求公平的人妥協了。」
圖／Paul Garaizar @ unsplash
伊登或許沒有意識到「制度」對他造成的傷害，但姜雯知道，這樣的故事在臺灣的外籍移工制度下，其實屢見不鮮。她在 TIWA 期間也常聽到工人申訴，例如移工找到工作後，仲介卻要求移工私底下繳交另一筆費用，若拒絕繳交，工作也會跟著泡湯，被遣返的重擔又再次落在移工身上。而制度上的環環相扣，也讓現階段的細微改變難以撼動龐大的結構問題。
姜雯以 2 年前立院通過廢除「3 年出國 1 日」為例，該規定的廢除讓外籍勞工可以不必每 3 年都繳交一筆鉅額仲介費，免於被再次剝削，對雇主而言，也可以減少轉換的時間及經濟成本，但「私人仲介制度」、「不能自由轉換雇主」等政策若存在，對於移工的剝削仍可隨時轉嫁，移工的處境仍顯悲觀。
愁困囹圄城，不當的制度壓迫一整群人
《奴工島》一書的原形是姜雯的碩士畢業作品《囹圄城──東南亞在臺移工報導文學書寫》。當初選擇用「囹圄城」為題，她談到，是因為臺灣對這些外籍移工來說，就像個「監禁之城」。除了星期日可以看見放假出遊的移工，很多時候他們是隱形、不被重視的，「他們是自由之人，在某種程度卻是不自由的。」
圖／Lennon Ying-Dah Wong @ Flickr, CC BY-NC-ND 2.0
畢業作品後來改名為《奴工島》出書，卻也因「奴工」2 字引起批評，姜雯直率表示，她曾經跟著移工去就業服務站找工作，現場場景卻遠出乎她意料之外。她原先想像移工應該積極的在此「找工作」，卻看見每個人只能依國籍坐在那兒，供仲介、雇主挑選，「那種不自由跟壓迫的狀態，某種程度來說，他們就是臺灣的奴工。」
批評者亦指責姜雯僅呈現出臺灣移工處境最糟的一面，卻對好的雇主、仲介少有描繪；更有人質疑，身為蘇州人的姜雯，憑什麼可以書寫臺灣移工議題，批評臺灣政策？姜雯以輕鬆的姿態面對：「我的田野在外勞制度裡很扎實，我知道我的故事都是真的，制度也沒有虛構，只要深入研究的人，都會看到這些制度問題。討論我的身分，只會模糊掉焦點。」話講得雲淡風輕，卻感覺已反覆咀嚼多回，畢竟她說，那些留言，她都還是會看的。
姜雯接著提起，書中的確都是很負面的故事，但她真正想強調的是「制度如何讓一整個群體成為受害者」，批判個人的好壞並沒有意義。在完善的制度底下，不論好雇主與壞雇主、好移工與壞移工，都可以得到該有的保障，也負起應負的責任，把人性之惡的影響力降到最低，才是制度存在之必要。有趣的是，慣於區分好與壞的人們，放棄直面制度之惡，輕易將壞人視為傷害移工的源頭，是否真能得到精神上的赦免？
圖／Jonas Jacobsson @ unsplash
生命經驗的連結與斷裂
研究所快要畢業、即將離開臺灣前夕，姜雯最放不下的是仍在北監的幾位境外受刑人。那些一踏上臺灣土地，就被帶到監獄的境外受刑人，在臺灣沒有親友可以探望，姜雯這段時間的探視與書信往返，已經與他們建立起緊密的關係，卻將因離臺而中斷。
有次，姜雯幸運的獲得一張機票，決定前往印尼看看，也答應幫受刑人阿冀回家鄉拍張母親的照片，以解分隔 2 地的相思之情。姜雯回憶，阿冀的媽媽與妹妹到雅加達的機場接她，剛見到面，媽媽就開始哭。從阿冀家鄉到雅加達需要 4 個小時的車程，因為舟車勞頓，阿冀媽媽先前腳底留下的傷口長成大膿包，更因延誤就醫而差點錯過醫治時機。
語言不通，讓當時的姜雯相當自責：「當時我覺得是我的問題，覺得自己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如果阿冀媽媽因為我的拜訪有任何意外，我怎麼對得起阿冀？」她接著補充，阿冀已經在臺服刑 10 幾年了，他在印尼的家人，唯一的希望就是能讓媽媽再見上阿冀一面。說著，當時的愧疚與不安彷彿再次襲來，占據姜雯溼潤的眼眶。
姜雯分享著每個與外籍移工的故事與回憶，這些故事夾雜在時而憤怒，時而難過的起伏述說裡，但談起臺灣外籍移工的制度，卻又無比堅定。或許在這 2 年的田調與參與的過程中，移工們的故事與姜雯自身的生命已自然熨合在一起，緊貼著改變制度的希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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