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桃園女監的日與夜－專訪一位匿名受刑人的鐵窗時光（下）
還沒讀過上篇的讀者，請點閱：在桃園女監的日與夜－專訪一位匿名受刑人的鐵窗時光（上）
回到主角 Sandy
服刑期間，Sandy 不但配合獄中相關規定，也積極爭取良好表現。因為具有大學學歷，她被獄方安排擔任「服務員」（過去被稱為「雜役」），協助登記受刑人資料，包括福利社購買記錄、返家探親記錄等等。「監所裡沒有電腦，所有文書工作都得用紙筆作記錄。」Sandy 說，其實除了文書之外，服務員還包括清潔、福利、秩序等不同角色。
正因為 Sandy 如此積極表現，使她在假釋申請遭拒之際，格外無法接受法務部的審理結果。「監方已經批準了我的申請，最後是在法務部這關沒有通過，甚至沒有給我一個拒絕的原因。以我所知，法務部一個月要處理的假釋申請量十分龐大，每個案件能夠被分配到的時間恐怕只有幾分鐘。我違反了法律、我認了錯、我接受了入監的懲罰、遵循獄中和法律的規則，為何我提出的假釋申請卻連一個合理的拒絕理由也沒有給我？為什麼要等到宣佈假釋期限的最後一天，才告訴我並沒有通過？我必須再等四個月才能再次申請。」談及此事，Sandy 原本平靜的情緒也隨之激動。
除了假釋，Sandy 認為其實獄中各種的申訴管道其實是不切實際的，「聰明的人，是不會開口的。」因為受理你申訴的人、同時也是你申訴對象的同事。監所關注小組的陳惠敏對於獄中申訴的方式也有所質疑，認為申訴反而會使受刑人遭受到更多來自管理方的壓力。
Sandy 的獄中生活，說起來並不刺激，但也絕非輕鬆。可以試想，若以 Sandy 尚稱優渥的背景、以及堪稱模範監獄的桃園女監的環境，尚且是滿腹辛酸，那麼其他監獄的其他受刑人恐怕更是苦不堪言了。以懷孕、或是身邊尚有幼子需撫養的女性受刑人來說，不管是「攜子入監」或是「骨肉分離」其實都是困難重重的選擇。
只有三歲以下的小孩可以跟母親入獄
在女監，受刑人在受刑期間生小孩並不是罕見之事，可是，獄方並不鼓勵這種情況發生，「攜子入監」的受刑人之表現分數都會打七折計算。
「除非是外出勞動的時間，受刑人都會和小孩關在一處，在已經非常狹小的牢房中再塞進一張嬰兒床。外出勞動的時候則由管理人員幫忙照顧。」Sandy 說，交給管理人員就要看運氣了，「有些自己有小孩的管理人員，，對受刑人的孩子也會友善些，畢竟小孩就是愛哭愛亂跑。相反，有些管理人員則不那麼友善，小孩不聽話就會罵他們。」
事實上，獄方規定，只有三歲以下的小孩可以跟母親入獄，滿三歲的孩子則必須離開監所、由社會局送往合適的寄養家庭。雖然理論上在受刑人出獄後，即可申請領回小孩自行照顧，但事實上必須經過多重繁複的手續和核可，包括由社工審核母親的工作和收入是否穩定等等。如果把孩子拱手讓人，是否更難團聚？如果把小孩留在監所，是否對小孩的教養有不好影響？這對於入監的母親們，是永遠艱難的問題。
Sandy 另外透露，雖然初判刑時會以「屬地主義」來決定服刑的監獄地點（意即依戶籍地決定），但如果非毒品及重大刑案、初犯無另案、特別是曾受到性侵或家暴的女性受刑人，可以申請移送到台中女子監獄，因為其提供的心理諮商資源相對較多。而台中女監附設的「外役監」也以半開放的收容及勞動環境，提供受刑人申請返家探親較多的彈性，對於家中有小孩的受刑人來說相對友善。
Photo credit: Jorge González@Flickr, CC license
出獄之後的日子，「更生」了嗎？
雖然有家人的全心支持，剛出獄的 Sandy 依然過了一段天天做惡夢、甚至長出許多白髮的適應不良日子。如今 Sandy 已經重返工作崗位，她表示自己能有家人不間斷的探望和陪伴，以及老闆從她入獄前就給予的諒解和留職停薪的承諾，這些都是支持她努力重返正常生活的動力。然而許多受刑人無法如 Sandy 這般「幸運」。
撇除 Sandy 所擁有的教育背景不說，其他受刑人不但在出獄後仍會持續面臨經濟壓力，社交和工作上也難以擺脫他人的異樣眼光。「像毒品罪名的人最為嚴重。」Sandy 說，「很多企業都不考慮僱用坐過牢的人，怕他們容易和其他同事起爭執、或是吃不了苦。因此，很多受刑人出獄後都會透過更生保護會找工作。」不過工作能夠維持多久，又是另一個大哉問了。
我們好奇發問，Sandy 前面提過的獄中種種文康或是職訓活動，難道一點效果也沒有嗎？
「哎，以舞蹈班來說好了，會去上課的人，通常不是已經有舞蹈背景、就是臉蛋長得好看，對於大部分的受刑人來說幫助有限。而這些才藝，往往也未必能夠和外界產業需求接軌，出獄後想找工作，不容易。」原先就處於社會底層的入獄者比例不少，再加上與外界脫節的幾年刑期下來，對於出獄後的「更生」其實更是不易。但這會是他們潛在期待重返牢獄的動機嗎？這邊引用台大法律系李茂生教授所言：「只有在外面會有生命危險的人，才會把監獄視作安身的環境。」
尾聲－讓兩年的牢獄之災，昇華為生命中的一小段故事
採訪過程中，除了提到假釋申請失敗的故事，Sandy 都是很冷靜的，甚至有點像一個第三者在敍述另一個受刑人的經歷。我們不禁問她：「為何在說這些事時，你可以如此平靜呢？」
Sandy 淡淡一笑：「你看我現在那麼輕鬆的在講我的經歷，其實一年前如果你走來問我，我肯定不能坐在這裡跟你這樣聊。沒放太多情緒在我的故事裡，是因為我覺得坐牢感覺這回事因人而異。而且我現在都用一種比較昇華的感受去看那兩年的事了，我當初的確是犯了錯，坐牢也是應該。何況我已經算很幸運了，家人和老闆都對我十分諒解，我只是把自己認為在監所裡一些應該要改善的事說出來，希望幫到裡面的人而已。」
監所改革的議題很大，我們所能夠窺見的太少，透過本次的專訪，我們有機會從受刑人的角度了解監獄中的制度、以及他們「如何看待」這些制度，也許不屑、也許理解、甚至也許支持。期待其他受刑人也能如同 Sandy 一般走出創傷，讓這段牢獄經驗成為他們生命故事的一小部分，而不是左右他們後半生的一個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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