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臺灣土地的時候，卻是在監獄裡」，境外受刑人在「囹圄之城」的生命自處／《奴工島》書摘

編按：

寶瓶文化於今年 （2018 ）10 月出版《奴工島：一名蘇州女生在台的東南亞移工觀察筆記》一書，作者姜雯深入田野蹲點，與移工訪談、書信往返，甚至探監，完成這本極具文學性的觀察筆記，書中透露臺灣種種荒謬與不真實的情節，卻是移工無盡的日常。

本篇摘自章節「囹圄城中城」，姜雯持續探監在臺灣的境外受刑人，並從多次的見面與書信中，勾勒出境外受刑人的心情與處境，以及在那蒼茫無邊，海上的遠洋漁船上的種種。

 

「我從來沒看過臺灣是什麼樣子。踏上臺灣土地的時候，卻是在監獄裡，這是天意吧。」

從外籍受刑人，而且是境外漁工口中聽到「天意」兩個字時，我有一些啞然。我不知道上蒼是如何來為我們這些藐茲一身的凡人安排命運，也許有些事，從一出生就註定好了，而有些事，卻是命途中的選擇。

一念天堂，一念地獄。只是，何為天堂，何為地獄？尤其在那蒼茫無邊，海上的遠洋漁船。

2017 年 6 月 21 日，我第一次去探望阿冀，在排隊等待時我有些緊張，思忖著會見到怎樣一張面容，該如何介紹自己，又該說些什麼。22 梯次，27 窗口，進入接見室大門後一路向右走。通道很窄，剛好容納一個人走路的寬度，右邊是牆壁，左邊則是探視窗口。窗口前已經整齊坐好了一排受刑人，清一色平頭、灰色囚衣，隔著玻璃窗和生鏽的鐵網與另一邊的親人朋友對望。

我惴惴不安地走到 27 窗口，阿冀已經在鐵窗的另一邊了。34 歲的他看上去有些蒼老，頭髮稀疏，圓臉，戴著眼鏡，皮膚很白，五官不如其他印尼人那麼深邃，是中年人微微發福的體型。手上戴著紫色串珠，他的樣子很像在街口吃麵時常會遇到的，隔壁餐桌帶著孩子吃晚餐的父親。

當我在他面前坐下時，他左右張望了幾下，用一臉疑惑的表情望著我，彷彿是怕我搞錯了座位。我對他揮手微笑，表示自己沒搞錯。「嗶——」一聲長音後，我和他各自拿起面前的電話。我表明身分和來意，阿冀臉上的疑雲才消散，繼而轉為開心。

「罵人可以，不要打人就好了啊」

阿冀是境外漁工，在臺灣既無家人又無朋友，所以不會有人來探望。2016 年，阿冀因為和「和順才 237 號」案的帕瓦同家工廠，得知外面有個組織會幫助外籍受刑人後，便鼓起勇氣寫信給 TIWA （臺灣國際勞工協會）。他在信裡寫道：

我在監獄裡已經 8 年，我需要外面的支持和幫忙，特別是從印尼政府，因為我在臺灣沒有朋友和親戚。我曾經寫信給總統 Jokowi 先生，還有寄給印尼辦事處，但是沒有一點回音和反應。如果可以直接說，我們在這裡很可憐，我們需要支持和激勵，需要動力和指導，需要光明，給我們力量和忍耐經歷這個刑期。

有來自外面的人能會客總是開心的，阿冀和我講起最近的狀況，他換了工廠，裁縫課程這週就要畢業了，之後便能在工廠裡做衣服。他說自己在監獄第 9 年了，爸爸已經過世，兄弟姊妹也都不在家了，家裡只有年邁的媽媽和六弟。他中文不錯，講起話來客氣有禮，笑的時候也很收斂，牙齒才剛從笑容裡露出來，嘴角便又把它們收回去。

問到之前的案子，阿冀的神色裡立刻糅雜著憂傷、沉痛和憤怒，他說自己在香港工作，上的是臺灣老闆的漁船，老闆不但罵人，還打人。他強調了好幾次：「罵人可以，不要打人就好了啊。」

「工作非常累，還要被打、被罵就很生氣，」他一邊說一邊做著被打頭的動作，「第一次看到這樣的老闆，最後才做了衝動的事。」阿冀的語氣愈說愈激動，而我握著電話的手也愈來愈緊，生怕一鬆手，就會隨著他的記憶捲入海浪裡。

說完案子，我們都有些尷尬，沉默幾秒後我問他等下要做什麼，他說還能趕上 3 點半的裁縫課。我正想問他有沒有需要買點什麼，電話就猝不及防地掛斷了。阿冀的聲音消失了，剩下被嘈雜包裹著的沉默之聲。隔著鐵窗，他用手比劃寫字的樣子，應該是說會寫信給我，然後站起來和同一梯次的人向鐵門走去。我邊走邊朝他揮手告別，他很靦腆地笑著，走進去又回頭，直到我看不到灰色的囚服和他腳下的藍白拖。

回到會客大廳，我突然覺得熱浪襲來，才發覺原來裡面是那麼冷。也許是冷氣太強，也許是會客室的白瓷磚、鐵皮牆把暖意都吸盡。15 分鐘可以講的話很少，又因為時間限制，必須把對話的密度壓縮，那 15 分鐘也就因為緊湊而顯得迅疾。當我回歸到會客大廳的自由空氣中，時間的面容又慢慢舒展開來。

我抽了號碼牌，填了接見單，接著在會客大廳坐下等著見下一個受刑人阿森。

「在這個黑暗的監獄走道中，有一點光明照亮在我心中」

阿森和阿冀是同案受刑人，他們都是 2008 年以「強盜殺人罪」被指控的境外漁工，2 人的刑期都是 20 年。同案還有另一名境外漁工卡力，因是主謀被判以無期徒刑，到現在還是 4 級受刑人。根據北監的規定， 4 級受刑人的接見對象以親屬為限，因此漫長的刑期裡，卡力應該從未被探視過。況且作為境外漁工，從未踏上過臺灣土地，又怎能奢望有外面的人來探望呢？這又讓我想起阿冀寫給 TIWA，請求探視信裡的文字：「在這個黑暗的監獄走道中，有一點光明照亮在我心中。」

我無從揣摩卡力心中是否還存有光明和希望，TIWA 曾經透過公務會面見過他，他來自印尼中爪哇省（Jawa Tengah），已經 53 歲了，有 3 個孩子，而且他已經做阿公了，27 歲的大兒子也在做漁工。他說幸運回到印尼的話都 60 幾了，沒辦法工作了，不知道往後的日子要怎麼辦，現在只能每天禱告。案發時他已經 4 個月沒拿到薪水了，迫於養家的壓力才鑄下大錯。

我一邊遙想著在海上工作的樣子，卻無論如何也無法想像出那該是多麼窘迫的境況，於是我只能盯著登記窗口前的輸送帶，看裝著食物的五顏六色的塑膠袋緩緩被送去檢查。記得有次另外一名受刑人說想吃肯德基，但因為有生菜和沙拉醬而被要求當場挖掉，漢堡被送出來挖生菜前，就已經因為檢查而大卸八塊，最後的模樣慘烈無比。

想著想著便輪到了我的梯次。26 梯次，27 窗口，很巧地和剛才的阿冀同一個窗口。進入接見室的門，我再一次被冰冷的空氣襲擊，白熾燈把心裡的忐忑照得通透。在同一個窗口坐下，阿森已經坐在那裡，當我與他對到眼時，他嘴唇微張，後來才知道原來是看到陌生人，被嚇到了。電話鈴還沒響起，在這之前，彼此沉默對望的時間如同凝結的冰，大家都不知所措。阿森精瘦，深邃的眼睛下有很重的黑眼圈，膚色偏黑；牙齒泛黑是長期抽菸的痕跡，尖尖的下巴，看上去很年輕。

電話響起後我一樣表明身分和來意，阿森還是顯得有些羞澀，講起中文來不如阿冀那麼流利。他告訴我，他現在在國中部的砂畫班，每天的工作就是畫畫，白天用砂，晚上則在房間用筆作畫。和他同班同宿舍的還有另外一個印尼人阿文，阿文之前請 TIWA 寄一些印尼風景的照片讓他作畫，阿森說若我寄自己的照片去，他可以為我畫一張素描像。

提到之前的案情，阿森看上去沒有阿冀那樣複雜的情緒，也許是個性使然。他平靜地告訴我，老闆常常罵人，他當時是年紀最小的，經驗不足不太會做，所以最常挨罵。「我不會看人，會害怕，會上火，當時工作才一個多月。」被罵得受不了，才和另外 2 人殺了老闆，然後想把船開回印尼，把漁獲拿去賣，最後被捕。20 的刑期，現在已經是第 9 年了。

阿森的母親自他小時候就過世了，父親在 3 年前過世，曾有個哥哥在臺灣工作，似乎是做煮菜的工作，因不知自己患有糖尿病而在臺灣突然離世，現在家裡只有四姊。我問阿森從前在印尼做什麼，他說在印尼打魚、蓋房子，「我不是讀書的人，都用力量工作。」

在電話被掛斷之前，阿森要我和 TIWA 的大家問好。

阿森是那天的最後一個梯次，看完他出來，會客大廳已經沒什麼人了，辦理登記的窗口早已降下了鐵捲門，只有零星的家屬還在監獄的小賣部採買給家人朋友的物品。我走出接見大廳，時間還沒到 5 點，馬路上車輛往來，一切稀鬆平常。夕陽是夕陽的模樣，雲朵是雲朵的模樣。回望北監高樓，自由和刑囚，一牆之隔，不知道夕陽和雲朵，能不能飄進阿冀和阿森的窗戶？

這高牆之內，目前總共有 30 幾個印尼籍受刑人，被打散在不同的工廠工作。TIWA 認識並去探視的受刑人中就有 17 名是漁工，而其中 13 名都是境外漁工。雖然各自的案子不同，但皆是海上喋血案。

以「城外之人」之姿鑿刻境外受刑人圖像

海，是一望無際的，是美麗而廣闊的，被賦予無限生命、無限神話、無限詩意、無限憧憬。然而，境外漁工在離岸遠颺的那一刻，海，卻成了他們沒有高牆的牢籠。

不久後，我陸續收到阿森和阿冀的來信。阿森手繪了一張卡片，清真寺在紫紅色晚霞的映照下，發出寶藍色的聖潔之光，卡片正上方用螢光筆金燦燦地寫著印尼文的「開齋節快樂」。卡片內文滿溢阿森的感謝和祝福，還點綴著他畫上去的美麗圖騰。

阿冀則是自己用中文寫的信，字跡是小學生那樣一筆一劃的端正用力，他說目前在創作自己的作品，內容是來臺灣工作和在監獄的經歷和所見所聞。他在信末寫道：「只要還有一口呼吸在，就有無限的希望，就是最大的財富。」

此後我們便一直保持書信往來，有空閒的時間就會去北監探望他們。從每次短暫的 15 分鐘會面和書信往來裡，他們的情緒、性格和生命在我面前逐漸展開。有時我覺得自己是個拿著斧頭的竊賊，用力鑿開他們封存在記憶深處的苦難，拿著「城外之人」的自由權柄，野心勃勃地想要勾勒出一幅囚城之圖。

但我最終發現，自己的雙手，捧不起那分生命的重量，而我自己也深深陷入了囹圄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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