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鳳 & Vanderbeck 對談全紀錄(中):資訊不該收在政府的小房間裡,將人民置於黑暗之中
今年 10 月 19 日的 2018 NPOst 年會,我們邀請到全球百大 NGO 國際關懷協會(CARE International)的首席創新長達‧范德貝克(Dar Vanderbeck)蒞臨,暢談社會部門的創新,如何在追求社會共好與解決世界問題的目標下,將影響力加速規模化。
CARE 是二戰期間成立的國際人道救援組織,致力於婦女賦權與性別平權、經濟發展與扶貧,以及緊急救援、糧食安全、環境氣候、教育與健康等,累積 70 逾年的經驗於 94 個國家開展 1044 個計畫,扶助逾 8000 萬人,影響人數超過 2.5 億。范德貝克名列 CARE 的全球管理團隊領袖成員,並擔任美國 CARE 的首席創新長(Chief Innovation Officer, CIO),亦曾擔任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計畫經理及署長白宮事務特助、歐巴馬總統交接小組援外政策專家團隊、「為美國而教」(TFA)社會企業創新團隊常務董事。
范德貝克於行前便來信表示,希望能趁此行拜會臺灣數位政委唐鳳,我們因此有幸於年會前一日,在唐鳳辦公室聽到這一席精彩萬分的對談。此次對談共分 3 篇,以逐字稿完整呈現。
翻譯/Valerie Hung、吳培瑜
承上篇:唐鳳 & Vanderbeck 對談全紀錄(上):改變社會建設的參與方式,我們就能看見彼此
PART V:以感受為優先、完全透明的平行協作主義
Dar Vanderbeck:
那很不錯。你剛談到平行協作的力量,可以再多分享一點你相關的理論⋯⋯
Audrey Tang:
改變?
Dar Vanderbeck:
⋯⋯改變,對。(笑)
Audrey Tang:
我們完全把社會用語(social vocabulary)帶入政府運作中了。(笑)
Dar Vanderbeck:
我知道(笑),我曾為政府工作,我加入 CARE 前曾在歐巴馬團隊中任職。我也曾來回轉換,我們的團隊結構已經歷了很多代,一直在使用(權力)分散式的結構(snowflake structure)運作。這和社區組織結構中相互依賴節點是相同的,大家全都同意彼此的領導。這在實務上並不完美,更像是指引方向的北極星(North Star),無論如何,我很好奇。
Audrey Tang:
它的確是當前唯一可行的,來自橫向連結的人,不管怎樣,你可以善用它,否則就只是雜音,不會生出什麼好事。
Dar Vanderbeck:
我想 CARE 認為自己是……我們的組織圖中有一個層級制度,但在下決定、權力流動或其他事上,(這個制度)完全不精準。類似「哦,真好,高階管理人知道這事會多安慰啊。」(笑)
Audrey Tang:
我想就像(美國哲學家與發明家)Buckminster Fuller 說的:「如果舊系統出問題,不要修、不要補、不要嘗試對抗它。只要建立一套新系統,淘汰舊的系統。」
Dar Vanderbeck:
讓舊的被淘汰,沒錯。
Audrey Tang:
這就是我正在做的事。(笑)
如我剛剛說的,一切都從「完全公開透明度」(radical transparency)開始。上次(美國科技與政治策略家)David Plouffe 為 Uber 議題來臺,他不只被錄影,還是被 360 度錄影,如剛剛所說,Oculus 之類的,你甚至可以看到我們在聊天。(笑)
Dar Vanderbeck:
好厲害喔。
David Plouffe 來臺時與唐鳳對談
Audrey Tang:
我想這確實改變了工會成員及合作社運動人士的看法。突然間,他們發現 Uber 也是某種可以重新利用的東西,例如變成一個科技再利用的合作社平臺、賦權式監管,同時也幫助 Uber ,在某種程度上,被認可為計程車司機。
大約在那時,我們第一個嘗試是通過由 AI 主持的對話工具,這一套工具叫 Pol.is。我們做的事是基本上請所有 Uber 及計程車駕駛與乘客表達他們對同一件事的感受,透過群眾外包的方式。
人們可能同意或不同意彼此的觀點。當你點下同意或不同意,你的頭像會在你的臉書及推特的朋友間移動。你只是沒在晚餐桌上談這件事,但這些人是我們的朋友,而不是陌生的敵人。
在孤立的組織中,人們非常容易這樣,即使你使用「目標與關鍵成果評估工具」(OKRs),也會視彼此為沒有名字、沒有面貌的人。現在,通過這套架構,你可以看見不同意見的人,但他們仍是你的朋友,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與傳統社群媒體不同,(這套系統)沒有回覆按鈕,所以你不能留言挑釁某人,你不能做人身攻擊。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點了一陣子同意或不同意後,分享自己的真實感受,看他人共鳴與否。
每次我們進行這件事,且我們與,例如西雅圖大學、寶林格林州立大學的夥伴合作,總是會發現相同模式,我想這是寶林格林實驗,人們同意在某些事上會有不同意見,例如意識形態。他們不會在上面浪費力氣,他們只會全心全意在板上說服別人,且隨著時間引發更多共鳴。如果你能提出讓每個人更有共鳴的東西,系統會給予獎勵。
大概 3 週的時間結束後,我們總能獲得大眾粗略的共識,而我們接著確保我們在 Uber、計程車工會及相關利害關係人面對面的會談上,使用共識,而非把別的東西當作議程。
這是我們與大家協商的方式,使用從群眾募得的感受為議程。這有方法論的,這是標準的聚焦對話方式──你首先獲得事實,然後感受事實,接著是圍繞著感受的觀點,而最好的點子往往是那些會考慮最多人感受的。這樣以感受為優先的水平(協作)主義,我認為,很能擄獲眾人的注意力,然後人們就不會只卡在互拋想法上。
我們往往要花很大的心理認知能力去釐清想法。但如果那是他人的感受,情感性的感受,人們便非常容易受情緒吸引,並試著產生共鳴。
這是我主要的方法,透過完全的透明及詢問人們的感受,大致建立一種我們稱之為「參與」的文化。每個部門的官員,每個部門,都有團隊,將權力完全分散出去(very snowflake)。
我自己的辦公室,是從每個部門最多挖來一個人,各部門繼續付他們薪水。我不會對他們排名或評分,而他們需要腦力激盪去打造某些東西。這對所有有關部門都是一種柏拉圖式的改善(Pareto improvement)。然後回到各部會,都有一組團隊會和發起線上聯署或準備走上街頭的這些人談話,並邀請他們加入協作會議。這就是權力分散( snowflake idea),就像各部會裡的非營利組織,現在這方法已擴及臺南市及其他縣市。
每當我們看到有人抱怨某事,例如線上報稅系統之類的,我們就邀請抱怨者,也許透過網路視訊,或通過協作會議面對面對談,而透過那些協作工作坊,我們可以同時理解大家的立場,找到共同的價值觀,並提供滿足每個人的創新。
例如今年新上線的報稅系統,的確是由數百人共同打造出來的,滿意度達 96%。其他 4% 的人知道他們的意見與感受來年也會被納入考量,這能真正在群體中建立強烈的信任感,他們會知道,僅僅是抱怨就會獲得邀請。(新聞參考:線上報稅軟體變好用?背後是這位「酸民」幫的忙)
Dar Vanderbeck:
都是些什麼樣的抱怨?
Audrey Tang:
非常有趣。最初有關報稅系統的電子聯署,內容通常很廣泛,第一個人只說了「這難用到爆炸」,不太有幫助。(笑)然後留言的人中有 80% 只是要財政部長下臺之類的。(笑)只有大約 20% 的人說:「哦,我在微軟上用得還不錯」,但這也沒什麼幫助。
而參與的官員就該出現在那裡,然後提出一個電子聯署,寫道:「任何提出實質意見的人都將獲得他們渴望的關注……」酸民本質上渴望關注,因為他們的關係是交易式的。透過「只獎勵真誠的表達」來發展長期的關係,我們可以說:「OK,所以現在,人們真的對報稅系統提出有趣的想法」。
我們使用標準的使用者旅程(user journey)與其他機制,並宣揚每個人的關心及感受。基本上,如果 5000 個人提出同一種感受,就只是一張便利貼,這又是一次整個(使用者)旅程的綜觀影響(an overview effect on the entire journey)。而那真的安撫到眾人。我們一發出邀請,有 80% 的人立即轉為提供他們的專業,而最早發起聯署的人之所以那麼生氣,正因為他是一位專業的使用者體驗設計師(笑)。那些在乎的人會主動採取行動。
第 7 次開放政府協作工作坊,主題是如何改善「難用到爆炸」的報稅軟體
Dar Vanderbeck:
CARE 也相信這件事。
Audrey Tang:
然後那些知道雲端、彈性運算與各種事情的人開始加入附和,由於他們所有的建議,整個專案的預算是負數的,我們省到錢,只用了一小部分在舉辦協作工作坊上。(笑)
這就是我們傾聽的經驗。一開始只是感受,但一旦你讓感受有了自己的空間與位置,並只獎勵那些真誠分享專業的人,他們就會轉變。面對面啦、食物與飲料啦,這些都非常重要。
Dar Vanderbeck:
(笑)帶食物來,人們也會來。那是「夢幻成真」,真是太酷了!
PART VI:太陽花之後的大規模傾聽,與協力治理的智聯網社會
Dar Vanderbeck:
我可以發問嗎?你是如何進入這個角色,或你如何覺得⋯⋯我想這是 2 個問題。第 1 個是你個人的故事,考慮到這個角色如何實現你的願景。第 2 個是,「良政」(good governance)是當前這世界的一場重要戰役。
Audrey Tang:
完全是。
Dar Vanderbeck:
你如何將其置入更廣泛的、全球社會政治的環境中?
Audrey Tang:
關於我的個人故事,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笑)
簡單說,我就像是太陽花運動中的一片花瓣,當人們占領立法院,且證明了大規模傾聽是可行的,基本上,我認為這就確實改變了政治的面貌。年輕人們,在太陽花之前,我認為他們很少公開與家人或在社群平臺上討論政治,那被認為是次要的,像社會正義這些,不是很酷。(笑)
在太陽花之後,太陽花是由超過 20 家非營利組織攜手推動,且每一家各自在不同的 SDGs 上努力著,他們重新審視了服貿協議,而那時(臺灣社會還)是非常直接的 GDP 導向想法。
我認為這件事帶人們一同進入了後 GDP 時代,而且我們也發現如果用對統計學上的技巧,就能任意調升 GDP。我們有一些鄰居很擅長這事(笑),而那可能不是很值得效法的榜樣。
我們更自豪的是,如今,世界經濟論壇說臺灣是全世界 4 大超級創新者之一。這更像是青少年與年輕族群會感到驕傲的,因為 GDP 是極度線性的。
Dar Vanderbeck:
真的,它(GDP)跟良政、強大的民主或任何東西都沒有關係。
Audrey Tang:
跟任何事都沒有。(笑)
我認為那是太陽花帶來的一部分,一種徹底的變化,讓人們覺得討論社會正義、婚姻不平等以及幾乎任何事是很酷的。我個人認為,它確實搭上一股浪潮。就在世界各地的公民社會逐漸萎縮的同時──根據公民參與世界聯盟(CIVICUS),人們卻逐漸意識到在世界的這個角落,臺灣反而在擴張,這是異常的。(笑)
Dar Vanderbeck:
是,的確,或是希望之光,真的。
Audrey Tang:
沒錯,在太陽花之前,我不認為人們普遍察覺到香港正失去新聞自由這個事實,世界各地正失去集會自由,言論自由被限縮等。
Dar Vanderbeck:
在美國,絕對是。
Audrey Tang:
我想我們集體在 2014 年面對現實,這就是我個人的故事。這就是為什麼我做這些演講。例如今天早上,關於媒體識讀,關於為什麼要處理假消息,我們應該視之為對話邀請,而不是去侵犯言論自由。後者正是那些傳播不和諧的人想看到的。
我想我發現自己再一次使用那些漂亮的用語。(笑)總之,(我們在做的是)協助,而非強迫既有體制推動開放政府。
通過全球開放政府夥伴(OGP)的夥伴關係,我們邀請公民社會集體撰寫影子報告,提高透明度,以便在錯誤訊息出現時,將其整體視為更多對話的邀請。
我認為這確實是如何解決這種假消息問題的根本。而非全收在政府的小房間內,將人民置於黑暗之中,無法分享政策制定的背景,這樣做的話,就會成為假訊息滋長的沃土。
Audrey Tang:
另一方面,如果每個人每週三可以與我會面,所有政策制定的背景信息都公布在網上,我們實實在在將我們所有預算項目,共 1300 份年度、月度、季度報告公布在電子參與平臺。你可以看到我們所有部會,所有的預算,共 1300 份,以及他們如何執行工作,採購與支出如何完成。如果你對此發表意見,公務員真的會來,明確公開地談論那些在預算、法規與聯署中的社會物件。
這個平臺上有大約 500 萬的活躍用戶,全臺有 2300 萬人,我想我們有了一個新的網絡,是協力治理真的可在其上發展的,靠的是人們分享真實的物件,並由人民自己評估,而不僅僅由政府來做。
例如,我再舉最後一個案例。這是空氣盒子(AirBox),人們自願捐出陽臺、學校等地方去測量空氣品質。這全都是基層民眾志願的,完全沒有政府贊助。它完全是開放的社群,超過 2000 位參與者。在東亞的其他任何地方,(這種做法)將被視為對中央政府合法性的威脅。
如果你在家測量某些東西,即使使用不精確的感測器,但和環保局大約半公里外的感測器相比,人們當然會相信自己設置的感測器。這在臺灣非常獨特,不是抓捕或監禁發起活動的人,而是說:「我們不能打你,只好加入你。」(笑)我們撥出資金去製造更精確且低成本的探測器。
這就像臺灣的數位落差地圖。設置在山上太高或人們收訊沒有那麼好的地區,即使是在臺灣海峽中央這類公民科學家不會去的地方,我們也會因為風力渦輪機而去。我們確實架設了離岸風力發電機以發展碳中和能源,然後我們可以同時在上面放置空氣品質監測器。
我們和社群一起開發出例如分散式帳本的科技,以便他們可先在公共鏈上截圖與儲存他們需要的數字,然後資料才收入國家高級運算中心,這樣公眾可以確保我們不會做出在選舉前才修改數字之類的事。
每個人都可以一起做科學。我認為,空氣盒子真正體現了我們正在解決當地環境問題這件事,將其當作開放式的創新分享,人們可以在 GitHub 下載,並開始安裝自己的空氣盒子。不需要尋求專利或許可證。然後把訊息散播出去。
這不只是物聯網,而是智聯網(Internet of Beings),將人們連結在一起。我想這是協力治理的主要論述。我不希望這只是臺灣的東西,而是作為其他被認為更專制的國家中,一道可能的民主之光。
接下篇:唐鳳 & Vanderbeck 對談全紀錄(下):更全面的思考科技,實現社會正義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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