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士瑩：社會企業並不是解決社會問題的萬靈丹，社會參與最重要的是「態度」／《社企是門好生意？》推薦序
編按：
時報出版於今（2018）年 11 月出版 《社企是門好生意？社會企業的批判與反思》一書，作者徐沛然用批判之筆，深入社會企業的本質進行剖析，並提出質疑：「將社會問題商品化，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甚至可能僅是靠著社會問題來營利。」
他在書中就社會企業此一概念提供更具歷史性、社會性的批判分析，並探討國內外案例。藉此帶領讀者，重新評估社會企業的效應，並思考公益這條路該指向怎樣一個未來。本篇摘自該書褚士瑩的推薦序。
作為一個 NGO 工作者，我最難忘的一天，是我在將近 20 年前剛進入緬甸蹲點的時候，為了得到當地社區意見領袖的支持，到聯合國計畫開發署（UNDP）駐仰光辦公室，去拜訪一位大家公認很有智慧的長者 U Thein Aung。
我口沫橫飛，說了一堆希望將商業效率帶進傳統公部門預算型的慈善計畫裡，以及計畫的梗概，然後他從高高的文件堆裡抬起頭，拿下老花眼鏡，溫和但嚴肅的問我：
「我只有一個問題。我們國家這麼窮，你來這裡是打算要『為』社區工作，還是『與』社區工作？」（Are you here to work for the community, or with the community?）
我想了 2 秒說：「我是來與社區一起工作的。」
就憑著我這句話，他毅然從聯合國辭職，開始跟我一起工作，直到現在。他甚至說，未來的有生之年，也要把所有剩下的力氣，用在我們共同努力的計畫上。
圖／Evan Kirby@ unsplash
影響並非來自組織型態，而是參與者的「態度」
在衝突地區長期面對社會問題的經驗，讓我深刻意識到，有效的、可預期的長期影響，真正的重點根本不在於用販賣或援助的形式來面對社會問題，也不在於掛的招牌是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還是營利事業公司，而是在參與者的「態度」。
徐沛然在新作《社企是門好生意？》裡說，真正的重點是「如何提升當地的能力、技術、知識和經驗。能夠培養出發展中國家自己的專家，他們就可以在自己社會的脈絡當中，滿足他們自己的需求和解決問題。」、「這就是『為』發展中國家設計和『讓』發展中國家設計的不同。而後者往往才能夠帶來更長期有效的改變。」
我同意他所說的，在強調以商業行為賺取收入的社會企業定義中，把社會問題商品化，就算能夠滿足更多的「需求」，也不等於真正「解決問題」，如同他書裡所舉例：「不處理、也不說明這些更為深層或直接的問題，只強調消費其淨水產品就能夠拯救眾生，不僅有避重就輕，誤導民眾之嫌，這樣的商業手法恐怕也有倫理爭議。」
圖／feliperizo.co | heart made @ unsplash
即使是同一個社會企業，開枝散葉之後，在地負責人不同的經營理念，也會產生質變。徐沛然以世界各國協助街友自立的《大誌》雜誌（The Big Issue）為例，解釋其通常除了販售雜誌，還會另行成立基金會，再由基金會協助銷售員解決食衣住行方面的問題。然而，臺灣的《大誌》在 2010 年創刊，一年半後就宣稱達到收支平衡，但一直到 2018 年底為止，都還沒有循相同模式成立扶助銷售員的基金會，只是不斷強調「購買《大誌》就等於幫助街友」的說法。當然即便成立基金會，也還是有著各種問題。包括像（書裡的另一個例子）養樂多公司跟養樂多媽媽之間一樣，《大誌》仍舊不承認和銷售員之間的僱傭關係。
當社會行動者被社會企業家取代；集體行動被個別消費取代；政治被專家治理取代；集體互助被個人主義取代；合作被『社會資本市場』的競爭取代；多樣化的工作成果被標準化的『社會投資回報』取代；公民和公民權利被轉化為客戶或消費者；經濟和政治的權利被定義為『擁有更多的選擇』，這還是我們嚮往的社會問題解藥嗎？
徐沛然透過案例提醒我們，或許應該更仔細端詳藏在細節中的魔鬼。
圖／Solent Creatives @ flickr, CC ＢBY 2.0
圖／rawpixel @ unsplash
社會企業並不是解決社會問題的萬靈丹
社會企業除了有很大比例仍然得到政府的資金挹注，以至於不是真正的企業，另一個更值得擔憂的是，許多成功的社會企業都使用「購買者」和「使用者」分開的商業模式，以至於喜歡這些產品、出錢購買產品贈送給使用者的有錢人，並不是真正的「使用者」；而窮人作為產品的使用者，往往住在世界的另外一頭，既沒有人問他們對於產品的意見，也沒有資格要求售後服務。真正的使用者被消音，對產品的意見也無法透過市場機制回饋。也就是說，無論使用者對產品的評價與好惡如何，都不會影響產品的銷售數字，讓許多社會企業靠著這個漏洞，舒適的生存在倫理的灰色地帶。正如徐沛然所強調：
受贈的使用者對產品或服務的提供者來說，另外的重要作用就是提供一些感人的故事，或是幸福開心地使用產品的影像，以滿足購買者「行善」或「幫助他人」的心理需求。畢竟對於購買者來說，透過產品的生產者傳遞訊息，是他們認識使用者的最主要途徑。而當然不會有任何的產品生產者或服務提供者，會主動向客戶揭露其產品或服務的負面訊息。
就像標榜窮人銀行的微貸計畫，如果只是推廣「大家一起借錢做生意」，而不去面對並處理這些製造貧窮真正的結構性原因，就算有少數成功案例成為看板明星，整體社會卻還是繼續處在貧困之中。同樣的，如果不去處理，也不向出資者說明這些更為深層或直接的問題，只強調沒有錢可以借錢，或是沒有安全用水可以購買淨水產品，認為這就能取代政府的失能，那不但避重就輕、誤導民眾，這種商業手法也曲解了經濟行為、強賦予道德詮釋，實際上只會造成新的倫理爭議。
圖／Kat Yukawa@ unsplash
這也是為什麼徐沛然強調，社會企業「需要以公益或慈善為目的」的初衷，往往淪為「作文比賽」。只要有高明的話術，知道怎麼強調企業的社會功能，幾乎所有的企業都可以被包裝成社會企業。
在卸下這層話術包裝之後，社會企業和一般企業並沒有本質上的差別。社會企業就是企業，要能夠滿足消費者需求，要能夠賺錢。這也是為什麼當我們順著社會企業的邏輯與定義分析時，會得出『Living Goods、聯合利華跟安麗都是社會企業』的結果。
「社會企業」這幾個字，就像過往的「樂活」、「有機」、「國民幸福指數」一樣，陷入望文生義但概念模糊不清的窘境，鮮少從本質被思考、被質疑，徐沛然從批判的觀點來分析社會企業，無疑是勇敢的。如果我們能夠因此意識到，社會企業並不是解決社會問題的萬靈丹，將社會問題商品化也不等於「解決社會問題」，且我們對於解決社會問題真正需要的能力、使用的邏輯以及必須具備的態度，必須重新思考，那麼，或許對於正在找路的夢想家，這本書就能成為一記難能可貴的當頭棒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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