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正在經歷社企萌芽的必要之痛／專訪加拿大社會企業家 Tonya Surman

 

編按：

加拿大社會企業家 Tonya Surman 是安大略省非營利網絡的聯合創辦人，她同時創立了 Center of Social Innovation（CSI），提供非營利組織和社區共同工作空間，其中 3 個據點在多倫多，一個在紐約，已成為美加地區社會創新的強大推進器。Surman 也在 2009 年獲選為全球最具盛名的社會企業家組織 Global Ashoka Fellow 成員，名列全球最具影響力的社會創業夥伴。同年，CSI 也獲頒加拿大城市學院的「城市創新大獎」，隔年，Surman 又榮獲加拿大新傳媒「社會改變領袖」大獎。

2016 年 10 月是她首次來臺，並參與臺北市「社企在臺北」論壇，同時接受 NPOst 專訪，分享加拿大社會企業發展經驗，並給予臺灣社會創新從事者許多衷心的建議。

採訪撰稿／ Kobe Chen

NPOst：目前臺灣對社會企業的認知主要是「解決社會問題」、「非營利組織經營困境的解方」這樣的面向，妳心目中是如何定義社會企業的呢？

Tonya Surman：

這兩個都是社會企業的定業，並不需要選擇，但對於 NPO 而言，社會企業的最重要意義在於，讓我們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也許要解決問題不是只有一種方式，社會企業模式可以幫助 NPO 完成他們的任務，但別因此讓商業模式變成 NPO 主要的考量，最重要的是社會創新（Social Innovation）的進程要能夠持續。

我認為社會創新就像一把大傘，底下有社會企業、社會創投、社會金融、協作組織、設計思維、系統化變遷等，各式各樣的社會創新類型，重點還是要能夠用不同角度思考，跳脫捐助思維的框框，從根本的原因去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樣就能讓社會變得更好。

我想，要達成改變有 3 種路徑，第一是「市場」，我們如何運用「市場」來改變社會；第二是「政策」，我們如何改變政策，解放整個結構變遷的可能；第三，「行為與文化改變」，我們要如何將不同的思維注入社會中，進而改變人們的行為。

無論你想讓社會變好的方法是什麼，大概不脫這 3 種模式。社會企業通常是使用其中一種策略，但無論哪一種方式，最終的目標都是一樣的。

NPOst：不過社會企業這幾年在臺灣很快的走紅，甚至到有點執迷的程度了，有時候大家似乎忘記了背後的目標是什麼？

Tonya Surman：

有可能是因為臺灣是一個很重視商業、創業，而且還處在從傳統經濟模式轉型的過程中，從這樣的框架出發，造成了這種現象，這其實沒什麼大礙。即使臺灣社會偏重社會企業的概念，只要別忘了目標是要能達成「系統改變」，也許這是臺灣的途徑，因為每個國家的路都會有所不同，這是無妨的。

事實上，我對臺灣在這些年的進展印象深刻，之前在香港和這次在臺灣，聽到許多臺灣社會的進步，讓我驚艷，特別是在跟臺北市政府官員一起參加「社企在臺北」論壇時，政府官員在推廣社會企業的演講，在我聽來已經是了不起的進步。

別忘了，要推動社會創新的過程是非常非常非常困難的，別對自己太嚴苛了。

NPOst：談到社會企業，就不得不提傳統企業會將 CSR（企業社會責任）與社會企業混為一談，甚至自詡為社會企業，關於這點妳怎麼看？

Tonya Surman：

人們常常認為大就是好，這點我不同意。大企業也許可以在某些問題上，提供解決方法，但並不總是如此。特別是要提供對人的服務時，有時候小規模的組織才是合適的解方。如果你的目標是要創造一個有歸屬感的空間，讓一群人可以分享、交流，你可能需要的是一個小型、在地與社群有連結的小組織；如果你要建立一個網路平台，要服務全亞洲的使用者，那也許你會需要大規摸的社會企業和商業模式，甚至要跟企業合作。重點在於，你的使命是什麼，你又要如何達成它，那才是你選擇的考量。

比方說，當 Centre of Social Innovation 要進駐紐約時，我們就不能只靠自己的力量，而是透過與紐約房地產公司 RXR Reality 合作，才能成立 CSI: New York（絕對跟影集無關！）。他們的團隊協助我們找到這個空間，並提供建築、設計支援，當我們正式開始運作之後，他們就只是掛名董事會，不插手營運。

CSR 會是社會創新過程中，重要的一部分，企業可以是夥伴，但也可能不是，沒有絕對。

舉例來說，如果你是想要替身障者服務，那你必須要能夠有創意的去思考，成立社會企業或與企業合作是否能幫助你？如果你要提供孩童教育服務，或是日間照護，什麼樣的模式能夠幫助你達成目標？方法跟思考模式很多，但最關鍵的還是確立目標，而不是被方法制約。

NPOst：但許多 NPO 面臨不創造商業模式就無法存活的困境，他們似乎沒有選擇？

Tonya Surman：

我們應該跳脫社會企業或是 NPO 要能夠創造利潤或是養活自己的思維，因為這些人是在解決政府沒辦法解決的問題，這個責任是政府的，不該由人民承擔。期待 NPO 或是社會企業能夠獲利，等於是在將政府與市場失能導致的問題，轉嫁給這些想要解決問題的人。

社會企業的重點並不在獲利，而是要能解決問題。社會企業可能可以在解決問題的時候，創造一些附加價值，但多數社會企業可能都不會創造獲利。

令人沮喪的是，當這些問題沒有被解決，有人甚至會怪罪 NPO 沒把事情做好，這對 NPO 來說太不公平。我們需要一個共識，這些社會問題可能是政府、企業、市場機制造成的，他們也要成為解決方案才行。

舉例來說，如果能夠提供邊緣工作者（marginalized workers）有意義的工作，就解決了市場機制失能創造的問題，但這並不容易，可能需要很大的成本，因此社會創新生態系中很重要的部分，是要有多種金融機制一起進場合作，才能健全。

NPOst：加拿大的社會創新已經很成熟，有什麼可以值得臺灣借鏡之處？

Tonya Surman：

我對臺灣現在的狀態其實是很興奮的，你們正在快速成長，儘管還有些迷惘，但這是必要之痛，即使在加拿大，我們仍然對社會企業的定義爭論不休，我們目前的成果都是在爭論中一步一步創造出來的，而我們也還在努力弄清楚一切。

所以，別擔心，臺灣現在還是很早期的階段，但是已經跨越了很多障礙。儘管許多臺灣的社會企業，還沒有可行的商業模式，例如有些人在推偏鄉教育、公平貿易等等，很多創意都很棒，但這些都還在萌芽期，老實說，這並不會真的解決問題，也不能規模化經營。但那又如何呢？

我們必須看得更大更遠，這個世界依然在面對貧窮、不公平、氣候變遷的考驗，不管是臺灣或加拿大，我們都要花無數個十年去解決種種問題，因此現階段來說，臺灣的社會企業雖然還繳不出什麼亮眼成績，但你們已經在嘗試建立新的文化了，並促使大家開始討論這些問題。雖然說，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但是如果沒有想法萌芽，就根本不會有行動了，所以早期激發討論有非凡的意義。

以我的經驗與對臺灣的初步觀察，接下來的 3、5 年，將會出現大量的創意與展示，但要真正能衝擊社會，造成改變，也許要 5 年後才會發生。別忘了，社會創新是一條漫長而崎嶇的路，既然走上了，就耐心的走下去吧，這樣才有讓世界變得更好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