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士瑩專欄【阿北私會所】老師為了反墮胎向小學生發起募款，身為家長我該怎麼想？

編按：

NPOst 邀請資深國際 NGO 工作者褚士瑩阿北隔空問診（大誤），回答關於非營利工作領域的問題。無論你是志工、NPO／NGO 工作者、捐款人、有志投身公益者，都可以來填表單問問題喔！褚阿北每週將抽出 1-3 個不等的問題來回答，現在就來舉手發問吧！

困擾的小三生家長：

阿北，我是一個小三學生的家長。事情是這樣的，我女兒回家說老師要大家捐款，因為老師參加的教會反對墮胎，他們都會去婦產科阻止要墮胎的年輕媽媽，勸導她們改變心意，把她們帶走去待產，提供免費的產後照顧。但是因為有一個小孩是嚴重的先天畸形，婦產科醫生建議趁還來得及時進行流產手術，可是這個老師的教會團體出面勸這位媽媽保住胎兒，現在這個嬰兒一出生就要洗腎，醫藥費跟 24 小時的照顧成本龐大，教會團體根本無法支付，所以在班上進行募款。

我自己本身是人權團體的 NGO 工作者，我不認為這樣的做法值得鼓勵，可是如果班上只有她一個人沒有捐款，我女兒說她在同學間會很丟臉，老師搞不好還會討厭她（她成績本來就已經在及格邊緣了）。我該怎麼做？

褚阿北：

小三生的家長，我想要問妳 2 個問題──

1. 你認為學校的責任是什麼？
2. 作為 NGO 工作者，當「生命寶貴」的價值觀跟「人權」抵觸時該怎麼辦？

誰有責任要捐這個錢？

首先，我們來想一下學校的責任，老師的責任，還有學生的責任這 3 件事。

學校的責任是提供學生學習的場所和資源，如果學校沒有開，以至於學生無法學習，或是像我在發展中國家常看到的狀況──空有 NGO 捐贈的校舍卻沒有老師，就像麻雀吃不到穀子，如此學校就沒有達到應盡的功能。向學生募款，是學校設立的目的之一嗎？

「可是透過募款，可以建立孩子的價值觀，變成善良、懂得助人為樂、願意分享的人，這不是學校的隱性功能之一嗎？」或許有人會這麼說？我聽你在放屁！難道除了向學生募款要錢，沒有別的辦法可以讓學童建立這些價值觀嗎？

再來是老師的責任。老師是「傳道、授業、解惑」的使能者（enabler）。在定義上，使能者就是一個「運用自身擁有的專業知識和技巧，調動服務對象自身能力和資源、發揮其潛在能力，使其有效改變的社會工作者」。募款，是機構募款工作者的專業，老師的專業知識和技巧應該不在募款，所以這位老師在教學的場域做不是他的專業的事，說得好聽一點叫做「雞婆」，難聽一點叫做「失格」。

最後是學生的責任。臺灣的學生可能會反射性回答：「我現在的責任就是把書讀好！」但什麼叫做把書讀好？是每次考試考到 100 分、滿級分嗎？如果每科都滿分，卻在校園裡虐貓、在捷運上砍人，這樣算是把書讀好了嗎？

想一想就知道，學生的責任「把書讀好」，其真正的意思不是把考試考好，而是「學習」。學習的對象包括教科書、考試需要的內容，當然也包括學習做人、學習做事。在我來說，在任何資訊其實都可以在短短幾秒內透過 Google 查詢、計算的今日，比記憶背誦任何知識都更加重要的，是學會「學習的能力」，以及如何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一旦知道怎麼學習、怎麼思考，未來的人生無論遇到什麼情狀，都知道該怎麼面對。所以如果一個學生不想學、對學習的重要性不能理解、得到了對的答案卻做了錯的事（想法跟行動脫鉤），就是沒有盡到學生的責任。

從頭到尾，「捐款」都不在學生的責任中。

所以倡議反對墮胎、為先天畸形的嬰孩募款，這些事無論如何都不能算是學校的責任或老師的責任，也不是學生的責任。允許這麼做的學校，是失格的學校；發起這件事的老師，是失格的老師；沒有思考就照做的學生，是失格的學生。連帶的，如果因為怕孩子在學校被孤立，所以沒有勇氣面對，甚至不知道如何面對的父母，就可說是失格的家長。

所以我很高興妳願意面對、深入思考這件事，而不是隨便合理化讓自己跟孩子一起接受一件不對的事。

募款，不該是為不負責任的人負責

另一方面，我也想討論這位老師發起的募款對象與行為本身。

心理學家唐映紅最近有一篇專欄，標題是「不揮霍善也是一種教養」，裡面舉了一個類似的例子：上課的時候，有一個擔任學生會幹部的學生，想要借用上課中的 5 分鐘時間，呼籲同學們積極為一位學生罹患白血病、家境清寒的姪女募款，籌措醫療費用。

看清楚，不是學生本人，而是學生的「姪女」。

唐映紅說，他決定這個學生會幹部不能擁有他課堂上的 5 分鐘。雖然他也肯定學生的無私熱忱與純樸善良，但是有 3 個重要的原因讓他否決──

1. 絕大多數學生並沒有經濟獨立，是靠著父母的經濟支持，甚至本身就來自貧困家庭。不是自己能力賺來的錢，沒有資格捐。
2. 「幫助」應該有遠近親疏，「我們力所能及的善意應該遵循先親友、再熟人、最後陌生人的順序。」所以學生本人，或是學生的父母可以，但姪女關係未免太遠。
3. 募款不應該是一個輕易啟動的緊急機制，否則就會變成「會吵的孩子有糖吃」。2015 年一群臺大學生為了自己要登山就跟社會大眾募款，所犯的最主要錯誤，就是輕易啟動了應該在最緊急時候才發生的援助機制。

回到妳所面臨的例子，同樣犯了這 3 個錯誤：

1. 不應該向沒有經濟能力的人直接募款：

小學生沒有經濟能力，向小學生募款等於向家長直接募款。如果是這樣的話，這位老師應該直接聯絡家長，不該向沒有經濟能力、也缺乏判斷力的小學三年級生募款。

2. 募款對象跟援助對象關係過遠：

老師要募款的對象，是他自己參加的宗教團體所進行的一項計畫中的一個個案。這件事情距離這位老師的學生或家長太遠，要求這些沒有直接關聯的人進行直接援助，並不合理。如果家長還必須考慮不捐款的後果，怕自己的子女在學校受到老師的不友善對待，那麼這個募款活動的本質，可說是直接傷害了師生與家長間應該要有的信任關係。

3. 募款，不該是為不負責任的人負責：

雖然我一直雙手贊成「真正的善良，是有能力關心跟自己無關的事物」這個準則，但這件事情背後，包括了宗教組織的特定價值觀（反墮胎）。這個嬰兒的出生，是在違背醫療專業人員的建議、擅自給予承諾之下所造成的，在沒有經濟能力面對的前提下勉強提出做不到的承諾，等到面臨殘酷現實時才緊急動員募款，這很有可能從一開始就是一件可以避免的事，甚至可能根本違背當事人（嬰兒）母親的個人自由意願。然而，最後卻要透過募款，來讓其他本來就沒有為「反墮胎」理念背書的公民負起財務責任，這本身就是不負責任的做法。

所有我認為「對」的事，都可以去做、去募款嗎？

現在讓我們退一步想，什麼才叫做「對」的事情？

妳在做妳認為對的事，妳認為選擇墮胎是一種人權，除了醫生的建議外，在足夠的心理分析師、社工師的參與下，墮胎可以是一種正確的選擇。

但是別忘了，這位老師跟他的教會團體，也在做他們相信對的事。他們反對墮胎，相信這是個鋪天蓋地的普世價值，沒有例外，就算女性是因為被強暴，或是胎兒嚴重先天畸形，也都不能墮胎，不然就是殺人兇手。

所以，只是「相信自己在做對的事」，只要是對的事，大家當然就要一起來做，這是個不合邏輯、也不負責任的說法。因為「對的事情」並沒有絕對的定義。覺得自己在做對的事情，因此對別人造成傷害，這傷害並不會因此在法律上就免除責任。

舉例來說，覺得安寧病人活得很辛苦，所以一個安寧病房的醫護人員，可不可以趁著夜班將病人的插管統統拔掉，或將病人用枕頭悶死？只因為他相信這樣可以減少或縮短病人跟家屬的痛苦？這位醫護人員是否能因為「不忍心看到病人受苦」的動機，就能免除蓄意殺人的刑事責任？

如果不分青紅皂白，只要為了自己覺得對的事情就公開勸募、期待社會伸出援手，並且積極、踴躍的予以捐助，非但不是一件值得鼓勵的事，甚至應該要被阻止。

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在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裡，「勸募」這樣的活動，原則上不應該由個人發起，應該由專業的 NGO，以有組織、有計畫的方式長期進行，無論是醫療、賑災、宣導，還是救援，除了少數的情況（比如福島核災），大部分都應該是可以預期，也可以放在組織宗旨與長期財務規畫裡完善進行的。

由專業組織出面的最大好處，就是有人可以負起責任。

一個學校老師在自己的班上募款，雖然老師可以將募款的金錢交給相關的工作組織，但這位老師並不能、也不應該為這個嬰兒的生命負責。如果一個個人或一個組織，不願意負責，或無法負責，就不應該進行募款。

行動必有後果。募款就是一種行動。不能為後果負責的行動，就是不負責任的行動。

下次再有太過「隨便」的募款活動時，或許我們可以這樣提醒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