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現場】本土非營利組織與跨地域大組織如何有效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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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國際 NGO X 本地 NGO:合作推行計畫講座

日期:2016 年 3 月 11 日(星期五)

時間:14:00 - 16:00

地點:女青年會(YWCA)9 樓 903 室(臺北市青島西路 7 號)

主辦:臺灣海外援助發展聯盟(Taiwan Aid)& 香港樂施會(Oxfam Hong Kong)

主講人:王英瑜

香港樂施會中國項目部(城市生計)經理,專責統籌香港樂施會在中國大陸有關城市生計的項目,主要服務對象包括外來工、流動人口、隨遷兒童等。1993 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後入職勞工團體,從事基層勞工服務工作多年,曾推動香港訂立最低工資標準的倡議工作。2002 年起在中國大陸開展外來工及流動人口服務工作,2005 年 11 月起任職香港樂施會。

 

貧窮源於不公。一旦你從社群的角度來看,貧窮就是結構性的問題,不能歸咎於個人的不努力。想要從根本改變、讓社會脫貧,就必須從政策面著手,這就需要 INGO 與 NGO 合作無間。」樂施會中國項目部王英瑜經理說。

「樂施會」源於 1942 年成立的英國「牛津饑荒救災委員會」,由 19 個獨立組織組成國際聯會,成為專營國際人道與救援的大型國際非政府組織(INGO)。香港樂施會於 1976 年成立,大部分捐款來自公眾,在全球 70 個國家推展計畫項目,其中僅在中國大陸便投入了 50% 的資源。

中國大陸有 2.7 億從農村移居城市討生活的勞工社群,不僅法律上的保障薄弱、人際網絡斷層、生計收入也不堪一擊,是為數驚人的龐大「弱勢」,樂施會的「城市生計」計畫專門扶助這樣的邊緣族群,包括社群培力、促進社會融合、提升移工勞動知識、勞動政策倡議與法律諮詢等,同時也透過資金和夥伴關係等方式,支持中國本土 NGO 的勞工扶助計畫。

王英瑜曾任職於中港本地 NGO,其組織自 1998 年起與樂施會便是夥伴組織,2005 後王英瑜轉職進入樂施會,因此對本地 NGO 與 INGO 的合作眉角多所掌握。這次受邀座談,是因為臺灣 NGO 看到了合作的重要性。如同主辦活動的 Taiwan Aid 理事長王金英所說──

「我們做國際援助,常說 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 敦促自己既要有全球思維,又要有在地實踐力。但這講起來多簡單,實際做起來真不容易。有時候在異地執行計畫,都覺得當地進展怎麼這麼慢,且文化和制度上的差異經常阻礙彼此達到共同目標。就連在臺灣也經常出現城鄉差距,有些計畫還會被說『用臺北人的觀點去看地方』。也因此,我們期待王英瑜經理的經驗能為我們指出跨地域與在地組織究竟如何有效合作。」

全球的視野 在地的經驗

在地的實踐經驗與國際視野的交流學習,是本土 NGO 與 INGO 合作極為重要的意義。」王英瑜說:「例如,做兒童發展的本地 NGO 可以從國際 NGO 身上,學到國際兒童公約的倡議理念;又或者,我們都知道國際人道主義憲章中有許多第一線救災工作的指引(如,救災物資派發牛奶,容易變質而引起公共衛生疑慮等),都是長久以來結合各地資訊、經驗與國際野視所歸納出來的重要依歸。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訊息交流與學習。」

第二個意義是,本土 NGO 與 INGO 合作,能進一步強化議題的在地實踐與全球倡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氣候危機。本地團體要費心在當地倡議、舉辦活動,根本無暇再參與國際談判、貿易政策監督等。然而,氣候變遷也不能永遠只有樂施會或綠色和平等大型 INGO 在討論,必須有受氣候變化影響最深的國家或地區代表現身,才能讓議題更清晰。因此,NGO 與 INGO 的合作,成為推動議題的關鍵。

王英瑜指出,兩者合作需要諸多考量,包括──

  1. 雙方合作是否有助目標實現
  2. 是否有助議題在當地實踐與改變
  3. 雙方理念是否相近
  4. 夥伴組織的能力/潛能如何
  5. 夥伴的類型與地區為何,是否可適時調整
  6. 本地 NGO 的工作策略是什麼
  7. 風險管理

風險管理為什麼重要?「愈大的 INGO,影響力愈大,資源愈多,但也愈有可能僵化,因此不見得能做高風險的項目計畫。」王英瑜說:「不過,風險和成效還是有關聯性的,因此也不能只挑零風險的組織與計畫來合作,必須在不違背理念和目標的情況下,思考風險管理。」

樂施會支持的在地 NGO 計畫,以社區工作、勞工教育、法律援助等直接的社群服務為主。選擇支持的組織類型則除了在地 NGO,其餘就是學術機構,最後才是政府機構。王英瑜解釋:「在地 NGO 深入當地社群,能有效提升倡議網絡,並且有助公民組織的發展,這在中國這種 NGO 還不是很成熟、自行籌募資源能力較弱的地方來說,尤其重要。而學術機構則將政策研究和議題鑽研做得很深入。想要推動改變,尤其是政策上的改變,務必需要結合兩者力量。」

反之,政府機構通常不太需要大型 INGO 的經費或支持,合作意願相對較低。此外,特別是在中國這樣的敏感地區,NGO 跟政府合作,經常遭受「失去獨立性」的批評。關於這一點,王英瑜不完全這麼看:「很多工作是政府該做但沒做的,NGO 先做了,因此長遠來看,跟政府爭取資源很多時候是合理的,關鍵在於如何保持獨立性。」換句話說,獨立性未必因為跟政府合作就會喪失,重點在於執行的細節,或者將預算分開處理。例如,倡議工作跟大型基金會申請經費,社區發展才跟政府申請等。

在地 NGO 的逆襲

當然,INGO 與 NGO 的合作並非單向,在地 NGO 也可以主動出擊,尋找合作與贊助夥伴。

例如,主動參加交流活動,先了解不同大型機構的理念、合作的可能,再進一步接觸。例如有些機構不是資助型的,而是自己實際在推展服務,就不適合申請資助。也有些機構偏重政策倡議、社會企業、發展教育、市場經濟、社會保障等,這些訊息其實在各組織的官網上都會透露出來,只要多加做功課便能找到好夥伴。

此外,對在地 NGO 來說,並不是補助資源拿到手就都是好事。有些「資源」可能會讓自己在當地的形象受損、或者投入成本太高,花了一大堆人力和時間,只拿到一點點經費等。也有些 INGO 只做短期資助,但投入很多;有些則可能慢慢投入,但會成為長期的、有價值的盟友。

做一個好計畫,開啟一段好關係

找到想合作的夥伴後,為了贏得夥伴芳心,NGO 要有能力詳細說明計畫,包括計畫背景、需求評估與調查等。例如,想幫助一個農村提高收入,不能直接定期投入金錢,而是應該先調查三、五年後,實際了解其貧困的源頭,再來制定扶貧計畫,如此才能了解對方真正的需求。除此之外,還必須提出清楚的工作與活動時間表、計畫管理與執行機制、預算訂定等,並且因應不同合作夥伴重視的不同面相,予以加強說明。

監測與影響評估很重要,要說三遍

計畫施行後,大型 INGO 為了向廣大的會員、理事會和捐款人強調問責性,通常會非常重視監測與影響評估。本地 NGO 需要對計畫負責定期、持續性的監測,重點在於時時檢視投入的資源與產出,尤其許多計畫一開始就是十年,階段性的目標評量與調整至關重要;INGO 則需要在特定時段進行影響評估,包括計畫的有效性、相關性、效率及可持續性等。

當然,監測是耗時耗力需要人力與時間成本的,因此也不是愈多愈仔細愈好,必須求得適度平衡。

想在一個新的地區推廣計畫或倡議,非得找當地 NGO 不可。而我自己要評估合作可能性時,通常會先看一下對方計畫負責人的人品。」王英瑜笑說:「因為人的因素很重要,如果它不是一個很小心謹慎的機構,人的因素就更重要。」

「此外,組織的開放性也很重要。」王英瑜補充:「一個封閉的、不開放的組織,合作時需要多加小心。我們會看它的財務報告、工作報告、並且一定會去各計畫地點參訪(訪點),合作初期尤其密集去當地訪談社群訪談和當地工作者。」

在臺灣,要成立社團或財團法人相對容易,在中國,如今在部分城市依舊困難。樂施會因此也接受支援許多工商注冊、小組注冊等組織提出的計畫。今年開始,樂施會也將於臺灣開始推展公民教育等工作,並且與 Taiwan Aid 持續合作,落實跨地域與在地組織的夥伴關係。

 

2020 NPOst 年會小聚第二場|疫情下,我們開始獵巫

 

病毒侵略身體,恐懼啃食人心。恐懼如同病毒,會變異出不同樣貌,蠶食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與健康,更是成為鏽蝕社會運轉的元凶。危機當前,不實資訊也趁隙溜入彼此的生活裡,翻攪人們惶恐的情緒,有心之禍、無心之過,一個一個都成為火種,點燃獵巫的火把。

當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公開表示遭臺灣網軍持續攻擊三個月;當有人說參與英國某次疫苗試驗的首個志願者已經死亡,立刻引起反對疫苗者的強烈反應;當著名的陰謀論者 David Icke 說 5G 網絡與冠狀病毒有關;當一名來自西薩塞克斯(West Sussex)的女子聲稱自己在急救中心工作,有內部消息,並傳出一條語音信息指出將有大量年幼和健康的人會死於冠狀病毒感染的時候 ——

你知道,以上全部都是假消息嗎?

NPOst 十月份議題講座邀請台灣 PTT 之父、台灣 AI 實驗室創辦人杜奕瑾,以及台大公衛院副院長陳秀熙,聚焦在疫情下的假新聞動態和社群傳染病,歡迎您一起來了解假新聞研究現況與疫情下的公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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