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導，我的工作表現跟我的個人議題有關嗎？」基層社工面對的職場霸凌，是公共議題（上）
2017 年一例一休上路，過去一年間各領域勞資糾紛、變形工時等「公共議題」浮上檯面，薪資、工時等可量化的壓迫或者相對容易呈現，然而許多職場霸凌議題，卻難有簡潔概念蓋括陳述。社工專業價值強調尊重個別性，社工教育重視正義及團體動力的訓練，那麼，社工領域也會有霸凌現象嗎？
圖／James Pond @ Unsplash
NPOst 採訪 3 位歷經霸凌的基層社工，他們不都隸屬同一單位，卻在彼此的故事中呼應、呈現出共性：團體動力也可能傷人、正義在壓迫下沉默，並連帶牽扯出，諮商專業與社工專業在特定領域合作上的錯置情形。
2015 年臉書一度風行「一句話惹毛社會工作人員大賽」，社工夥伴創意紛紛、引人會心一笑，其中有句：「督導說：你有一些個人議題需要處理。」這句行話意味深長，所謂的「個人議題」到底是什麼意思？這句話又為何惹毛社工？
團督現場就像屠宰場
在社工領域，督導對於基層社工有「支持」、「教育」、「行政」等多重功能，形式可以團體、個別為之（以下簡稱「團督」、「個督」），聘請「外」部專家進行團督，是某些社工領域行之有年的文化，這筆經費多包含在方案預算之內，由主管機關補助，期待基層社工藉由外部觀點精進工作技巧、獲得情緒支持，然而對於雅婷（化名）及阿信（化名），團督造成的疲憊與傷害，似乎遠大於正面效果。
社工領域重視員工在「關係」上的訓練，這無可厚非，「但當時機構督導及外聘諮商老師總會說，你的工作的狀況現在會卡住，就是因為你的個人的議題沒有處理。所以就會聚焦在個人比較隱私的部分，我對於這個歸因邏輯並不是完全認同。」雅婷說。團督時總是隱約感覺到，某個人會當這次的主角、自己的私人議題會被挖出來，讓雅婷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男社工一直被迫扮演這個角色，「他提出工作上的困難，督導會把他的家庭狀況拉到團督中，開始追究他的原生家庭。現場的社工員都可以感受到，這位男性社工並不想討論這些。」
「你有沒有覺得，這在你生活中，有一種固定的的模式？」擔任外聘督導的諮商老師在當時經常用這句話推波助瀾，「男社工當時有愣住，他說：『應該沒有吧』、『不知道』，然後不說話，但就算這次你選擇不說，隨後你會一直是團督的主角。」督導又繼續問：「你是不是跟你家人，也是這樣互動？」用有點策略的方式，請男社工分享一則最近和家人的互動，「男社工說了，然後他就哭了。」
雅婷認為這樣的揭露，對那位男社工的生命進程沒有幫助，「他是一個外顯形象非常陽剛的男生。在一個以女性為主的社工社群裡，可能以為這樣的方式是『撫慰』，督導或諮商老師可能主觀上覺得在幫他，但我覺得那是一種權柄之下的被強迫，其實他根本就不想。」被迫把私領域拉出來給大家檢視，讓雅婷聯想到菜市場裡魚內臟被掏拉出來的畫面，「我們都知道這些東西存在那條魚裡面，是它的一部分，但那個團督的場合已經有點失去了界限，很像一個屠宰場，不知道為什麼一定要用這樣的方式。」
只要團督能趕快結束，怎樣都可以
阿信是雅婷口中的那位男社工，他自己又如何看待當時的經驗？「我進入這份工作時帶著熱誠、傻勁，對於家庭社會工作有一份託付的感受。督導認為社工本身要先是完整的、本身的障礙要先克服掉，才能去服務案主。所以督導會請你把你的過往敘述出來，做法是不斷的問、針對性的問。在當時我跟這些主管、夥伴不熟的情況下，彼此的關係還沒有建立，我不想說。」
阿信曾公然表態不想講，當時強壓怒氣的他心裡仍有 1% 相信：「或許對方真的想解決我的問題，或許他看得到我看不到的、體會得到我體會不到的」，感覺很像站在懸崖邊，你不想跳，但後面有人不斷催促，阿信心想：「會不會真的如他們講的，講出來，一切都好了？」
於是阿信縱身一「跳」，得到的回應卻只有──你帶著你自己的議題進到案家，這樣是錯誤的，「就是因為你帶著這些東西進入案家，才會如何如何……就是因為你的原生家庭是這樣，你的行為模式才會如何如何……」阿信說：「這很像在掀你的傷疤，掀完之後不處理，這種體無完膚的揭露，在我以往人生經驗中完全沒有。」
即便如此，阿信卻從來沒有在團督中失控，「但有一次，我很重要的家人快過世，被強迫分享完這段經驗，那次我哭了，得到的回應很像三姑六婆：『噢，真的喔，怎麼會這樣』，然後就沒有了。」當天阿信的情緒變得非常低落：「做我們這個領域的都知道，情緒低落的時候，如果再來一把火，可能就會爆。」回到家後，阿信和家人起了很大的衝突：「你看得到我在團督中的狀態、你看到我哭，你以為幫助了我，但是你看不到後端。如果這樣的作法應用在個案身上，我覺得很危險。每個人的性情、背景不同，沒有辦法跟你一樣揭露、被幫助、被感動。」
既然社工夥伴們有意識地看著這些發生，為什麼沒有人跳出來發聲？雅婷說出自己的祕密：「之前當箭靶的是我，後來主角變成阿信，我甚至有種如釋重負的感覺。」其他成員也很害怕自己變成主角：「如果我們替其他夥伴發聲，諮商老師就會說：『為什麼你會這樣子問？』、『為什麼你會覺得他在難過？』，變成是自己掉入陷阱。」
社工夥伴們私下討論，團督可不可以不要這麼密集，因為「團督」對大家的意義變成是要在工作很忙碌的前提下抽出時間，去面對不想面對的東西。「大部分時間都在處理某人的『個人議題』，就好像督導是法官、社工員是陪審團、外聘諮商老師是證人。如果你想開口講些什麼去阻止，督導也會打斷你，然後切入你的個人議題，又變得沒完沒了。」阿信說。到後來夥伴們發展出共同的默契：「只要這個團督能趕快結束掉，怎樣都可以。」
不擅於起衝突，未必是好事
社工們在團督時有默契的不講話，督導便規定大家一定要提個案討論，對於某些重覆進案的類型，外聘諮商老師原本有機會就他的專業對案主特質提出分析，「但我們又會被回應以：『你在擔心什麼？』每次團督都沒有導向我們與個案如何工作，而是討論我們這個人。」雅婷認為，團督已經被定調了，不管投入什麼媒材，最後都會從個案討論中偏離主題，於是大家開始挑一些讓諮商老師比較好發揮的個案，這樣比較不會被抨擊，「其實外聘諮商老師並沒有以社工員的身分跟個案建立關係過，但沒有人敢點出這個簡單的道理。」
1 次團督為時 3 小時、2 個禮拜進行 1 次，排擠社工實際執行業務、處遇的時間，「一個月花掉 6 小時，3 個小時至少可訪 1 案，以 6 個社工員計算，每月少訪 12 案，在這樣一個花錢又不被支持的團體中，當時只覺得好累。」雅婷說。
阿信認為當時因團督因素離職的夥伴連他在內，至少一半，「基本上我們面對個案時都沒有太大問題，遇到疑問在課本上可以找得到，有根據、有邏輯，但團督的時候撕你的傷疤，那個是措手不及的。大學的團體動力、團體工作，沒有教我們怎麼去反制這樣的團體動力，老師教的都是我們和個案的相處，沒有教我們怎麼去面對『督導』這個權力關係。」
阿信曾經想過向上反映，但他觀察到組織內其他層級都是督導於公於私的好夥伴，「我會覺得，好像全部都是你的人。」雅婷的想法也類似：「社工界人人都很好、情感太黏稠，某種程度大家不太起衝突，當時我也覺得表達意見沒用。」
阿信離職後，到企業工作，「企業很重視基層跟主管的這個環節，如果發現是主管的問題，它可以承諾把主管換掉；企業也有申訴管道，比如長官公開把手機留給每一個員工，他的姿態就是：有問題歡迎向我反映。」或者也因為企業的目的就是營利賺錢，所以十分樂意發現問題所在，至於這樣的態度在 NPO 行不行得通，阿信認為：「組織各層級如果有太多工作以外的友誼，反而讓他們在發現並解決問題的能力上，變得比較遲鈍。」
離職後，終於不用再被當成有問題的人看待了！
臺北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理事長沈後山也持類似看法：「工會有很多與基層社工連結、聚眾發聲的機會，但我一直強調，我們的聚集和友好是因為對於某些公共議題的關心，而不是在私相授受、另立山頭。我們最期待的是夥伴們擁有自己的主體性和自主性，到各處開枝散葉，而不是在同溫層取暖或因種種私人的政治／經濟因素連結在一起。」
東海大學社工系教授曾華源則表示，雅婷、阿信的故事於他而言並不陌生，「在我過去的經驗也看過這種現象，這種隱藏性的強迫受督開放是違反案主自決的倫理行為，是督導倫理過失。」從雅婷、阿信的遭遇中瞥見，讓他們「崩熬」的因素不是繁忙的業務，而是團督中的被迫揭露，及諮商專業與社工專業在特定領域合作上的錯置。
為何說是「錯置」？因為即使是諮商領域的督導關係，也不會直接去處理被督者的個人議題。臺中「張老師」總幹事陳柏翰表示：「督導應該要聚焦在被督者與他和案主的關係，而非受督者本身。在過程中若看到被督者的個人議題，我們會請他『有意願的話』再去找其他諮商人員談。」陳柏翰認為雅婷、阿信的故事已嚴重偏離團督該做的事情，「算是侵犯社工員的個人隱私了。」
圖／Kate Williams @ Unsplash
社工業務需要能動性，它所需要的滋養和知識都不只是向內探索，當前社會工作發展趨勢講求夥伴關係、優勢、增權、復原力等，曾華源認為管理階層應該體認到不同專業的差異。雅婷也提到：「如果我有替代性創傷或工作上的疑問，我覺得最能幫助到我的，是單位內督導的實務經驗，其實並不需要外求。」
權力與壓迫舉目皆是，各行各業都有，但雅婷認為社工界的權力壓迫常常被用「專業」去包裝，讓人自我懷疑：是不是我真的有問題？「當時夥伴都會互相調侃：『怎麼在這邊工作的人都有問題？』每個人團督完都覺得自己有病，藉著開玩笑去緩和那個壓力。」但在這些過程裡，沒有人反駁、也沒有人失控，「禮貌」與「自控」在社工養成裡似乎占據比公共訓練更大的向度，對此雅婷表示：「我還是有一點反抗性，那讓我覺得自己還像一個人、還有自己。離職時我鬆了一口氣，覺得自己終於不用再被當成有問題的人看待了。」
接下篇：「我正經歷壓迫，而非工作能力有問題」基層社工的習得無助，如何以公共角度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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