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經歷壓迫,而非工作能力有問題」基層社工的習得無助,如何以公共角度看待?(下)

承上篇:「督導,我的工作表現跟我的個人議題有關嗎?」基層社工面對的職場霸凌,是公共議題(上)

個人傷痛被迫揭露,是具公共性的勞權議題

沈後山表示,雅婷和阿信的經驗並非單一個案,「不管是在社工實務或工會經驗,我都滿常聽見這樣的故事、來自不同的單位。」沈後山認為,職場發生的不愉快都屬勞權的範疇,公、私 2 種概念並非涇渭可分,例如在督導過程中經歷的傷害,乍看是個別社工員的適應,但都牽扯到經費、倫理、權力關係等公共議題。「故事中的主角如果向我們求助,我們一定會聆聽,不用擔心工會聽不懂,或者『被』認為這跟勞權沒有關係。

相較於雅婷及阿信,另一單位的基層社工彩加(化名)所經歷的職場霸凌,對她的影響則更為全盤:「我好像越來越退縮,不只是在個督,還有私下的人際相處,我會覺得自己格格不入,那時常覺得自己的身心狀態,跟我所服務的案主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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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工作並沒有帶給彩加挫折,「最削弱我的,反而是每次個督中的互動。」彩加曾在求職自傳中提及原生家庭的狀況,「我的想法是呈現成長背景與我想要成為社工的關聯。」但從面試開始,督導就很習慣去挖掘一些個人議題,例如:「你在原生家庭裡面是什麼樣的人?」或「你現在的反應是否符合『一致型』,個督就在這幾個類似的議題上打轉:「你對案主的焦慮到底是什麼?」、「什麼原因讓你一直鬼打牆,不跟我深入討論?」

不論回應什麼,結果和過程都差不多,「討論到困難個案,督導幾乎都以質問回應:『妳為什麼沒有試那個方法、你為什麼沒有做?』或者『這就是被妳的個人議題影響』」這樣的回應邏輯,導引著受督者進入預設──要不要處理一下自己的『個人議題』?」

「督導會當面質問我一些痛苦的事情,還問我為什麼笑著講,說這是『不一致』,但那就是我面對傷痛時的習慣,用幽默、看淡的方式,會比較好過。」雅婷也提及在個督中被期待說出政治正確的話,於她而言很煎熬,「我知道督導期待我們長成的樣貌是:願意揭露、很柔軟、可以滲透,但我不想『演』出這個樣子。」只是,到了要打考績的關鍵時刻,雅婷妥協了。「我寫了一些好看的說法:『我發現了自己的個人議題如何如何……』果然就因為這樣被肯定了。」

即便彩加不願意,但在重覆的套問下,可以揭露的也都揭露了,過程中有一種微妙的心境轉折,有可能讓被督者更容易受傷:「我的個性本來不太需要『拍拍』,你只需要告訴我具體的步驟怎麼做,但我們在講這些難過的事情,難免都會勾動真實的情感,期待對方給些回應,而督導沒有做這個收尾。」

彩加曾直接跟督導表達:「我講這些東西沒有很舒服,當然希望督導可以給我一些支持或同理,但既然督導沒有要這樣做,為什麼還要我一直講?」督導的回應是:「督導的職責只在確認你某些事情有沒有完成,你需要情感支持,必須自己去找資源。」對於督導這樣的姿態轉換,彩加的感覺是:「哭就輸了,即使我再想哭,也會繃著一張臉不講話,看起來像在反抗,但其實我就是在克制自己不要哭。」

圖/Asdrubal luna @ Unsplash

基層社工的「習得無助」

彩加的單位後來發展出一種另類個督方式,也就是讓彩加和另一位同仁同步進行,督導認為這樣比較節省時間。「這位夥伴給予督導的觀感較好,於是個督的局面就常常演變為,在自己的同事面前被督我的『個人』議題。」

這樣的動力很像回到小學時代,老師認為不乖的學生,同儕對他的態度也會稍有變化,這種意味從個督、團督,擴散到整個辦公室的相處,在這種情形下,自然就會成為單位裡不太有聲音的邊緣人。「大家在聊天時,我變得不會主動加入話題;分配工作時,我也不會再主動表達什麼。同事私下告訴我:『你的努力我們看在眼裡,我們也沒有很認同督導的作法』,但不會有人公然挺身而出。」

「有問題想請教,也會擔心自己問得不對,可能會被責備:『你為什麼不自己先去做整理?』或『你問之前,不會去想一下你的問題意識是什麼嗎?』」這樣的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督導看了也不順眼:「妳好像都要把自己刻意邊緣化,妳好像都要把自己踩上一個被害人的位置。」督導也多次跟彩加提到,也許沒有想要續聘她。

在工作能力不被肯定及高度的不確定性下,彩加還是在原單位工作了將近 1 年,1 年的努力與受挫,得到的結果是單位沒有續接方案了,彩加和其餘同仁都做好心理準備即將失業,並被告知先前累積的補休時數必須歸零,彩加認為這樣的因應措施不合理,才開啟她向工會求助的契機。

「督導發現我向工會求助,把滿多力氣花在認為我捅了他一刀。他說:『從即刻起,妳不要進辦公室,但妳該做的工作還是要作完,我才要給非自願離職證明。』」同時被告知將補休填到督導「認為」不是在工作的時段,如教育訓練,以此把她的補休時數消化掉,「他可能覺得這個補休時數被解決,我提勞資爭議的說服力可能會降低。」

「要是妳去提勞資爭議,我絕對會表達那是因為妳自己的行政效率不好。」督導說,因這句話夾帶的恐懼與打擊,彩加沒有「挺」住把勞資調解走完,「如果督導要用他的方式羞辱我,我擔心要花更長時間處理自己的狀態,我也害怕找不到工作。再加上,我是在這個單位的母機構實習,你可以說是婦人之仁,也可以說是鄉愿,但當時我真的是有點念及舊情,不想再爭執下去。」

圖/Brandon Wong @ Unsplash

「社工界很小」?但工會的存在並非只為反抗

彩加的擔心是合理的,還是被擴大了?沈後山提到,「社工界很小,你真的要這樣搞嗎?」這句話的確常讓欲向工會求助的基層社工卻步、止步。基層社工最關心的往往是:『向工會求助了之後,我還能保有我的工作嗎?』其實工會法及勞基法都會保障你不會被解雇,資方如果針對你提出來的協商或議論對你不利,這些都是不當勞動行為,反而機構的議題就要被扯出來讓大眾檢視。」問題被公共化之後,需要害怕的不應該是基層社工,而是資方。

此外,在謀職部分,工會章程裡也明定其成立目的是協助工會成員就業,工會也建立了自己的資源網絡。「有時基層社工員被恫嚇習慣了,反而限制了自己的想像。但其實你已經在這個領域翻滾知道一些 know-how 了,你甚至可以自己出來創立更平等的工作方式。我知道其他工會先前協助一批被資遣的社工,他們自己創立協會去標前單位的案子,還被他們標到了。其實社工員是有能量的。」沈後山說。

圖/ @ 臺北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 fb

雅婷、阿信及彩加的故事都呈現了身處複雜動力及權力壓迫下的恐慌:他們從未考慮離開社工界,即使受挫了也不放棄,這也無形加深了他們的擔憂:社工界很小?單位會放話?對社會工作越熱愛,就越想悉心保護。然而,對社會工作越熱愛,卻也越不敢說出壓迫。

基層社工單槍匹馬面對這個世界,反映了許多欲向工會求助者的共同想像:「這樣進到協商的過程,我不就會很尷尬?上班的時候不就要承受異樣的眼光?」針對這個擔憂,沈後山建議:「有沒有其他夥伴遇到跟你一樣的問題?拉他們進來,會更有與機構協商的空間、更有力氣往前。」甚至幾個社工夥伴一同抱怨、串連起共同的經驗,都是解決問的重要環節。

可惜的是,人們普遍不太習慣用「公共的」方式解決問題。例如彩加因「補休時數歸零」向工會求助,這個議題本質上是公共的,卻被混淆為個別社工員的惡意針對,督導才會認為自己被捅了一刀,而非協力解決問題。苛責指出問題的人,或期待社工只是乖乖的模板,非但對於社工體系不利,甚至有可能削弱了整個領域的競爭力。

對此,沈後山表示,社工工會期待逐步去把實務領域的公共議題打開,「我自己是社區工作者,所以看待工會的價值是合作與產業民主,我比較看到合作解決問題的部分,反而不是只聚焦於所謂的反抗。」

圖/Thomas Serer @ Unsplash

每個人的困局,都可能是公共性的

憶起最後一個工作天,督導仍向彩加表達:「經過 1 年,妳的個人議題沒有改變,妳的問題還是一直存在。我督導妳很累,我看不到任何一絲進步的空間。」這些話對彩加有沒有影響?她花多少時間,把這些質疑放下?彩加說:「我覺得自己從來沒有真正的放下。在別的單位工作很順利,但我在小細節會有莫名的焦慮,比如訪案的時間差、差勤,我會擔憂現在的督導會不會也覺得我做不好,一直維持著那個緊繃。」

雖然如此,彩加也常思考:「如果那時把勞資調解完整的走完,我相信對單位會是很大的衝擊,也許就能幫助到跟我有類似經歷的社工員了。」新手社工往往欠缺經驗參照理解,無法認知到「我的困境其實是公共的而非個人的」、「我正在經歷壓迫而非工作能力有問題」。在申訴管道不透明,或整個工作氛圍不鼓勵公共討論的前提下,出走社工領域者自然不在少數。

NPOst 採訪 3 位基層社工,望能呈現存在社工領域已久但幾無公共討論的職場霸凌現象,將此現象帶入問題意識。在受訪對象中,除雅婷與阿信過去為同一單位,其餘(包含專家)皆無業務往來,如彩加並非臺北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會員、當時也並非向臺北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求助,卻不約而同的反映、勾勒出共同的現象及理解:3 位社工都提到當時被風行應用的不同理論,也都突顯出諮商專業與社工專業在特定領域合作上的錯置情形。也因此,我們更相信問題的癥結不在於特定的個人、督導或單位,而是更大的結構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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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一馨

黨一馨

NPOst 特約記者。國小三年級信耶穌,至今深信不疑。小學浸淫於時報周刊,大學酷愛蘋果日報,對各色各類社會新聞過目不忘,喜歡文字堆疊在一起的感覺。青年前期都在溪城度過,先後就讀中文系、社工系,花太多時間談戀愛,早早生了小孩,寫了一本關於女性議題的論文,並先後於青少年領域、婚暴保護、精神醫療擔任社工。會讀書的時候忘了報考社工師,記得報考社工師時已經記不住標準答案。受二哥影響喜歡史蒂芬金的恐怖小說,關心生命中種種邊緣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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