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岱嶺專欄／「我們還要繼續感動下去嗎？」海外志願服務的新殖民陷阱
二戰結束後，大部分的歐洲列強國家都已無力再將統治觸角伸及過去的殖民地，軍事與政治上的撤退，讓大量過去只是地理名稱的地方，成為如今遍佈東南亞、大洋洲與非洲等地的近百個獨立國家。
然而，過去殖民主義消失後，西方與前殖民地國家之間的關係卻仍舊不平等。其中，國際援助發展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相當程度地反映了歐美國家對前殖民地宰制的轉型：從過去著重軍事與殖民地一條鞭的行政治理，進化到到用援助作為綁死前殖民地國家政治與經濟依賴性的手段。
二戰後的國際秩序重組中，歐美為首的國家建立了一系列的國際組織。諸如聯合國、世界銀行集團、國際發展基金，甚至世界衛生組織等這些國際組織，打著發展與消弭貧窮災厄的口號，以及促進落後地區進步的名義，逐漸形塑出一種以歐洲或美國的社會經濟環境為標竿的發展觀。在這種發展觀中，世界的其他社會特色被抹平了，一切的差異被簡單的「落後」二字所匡著。所謂的「經濟發展」也成為這樣的國際秩序下，新興獨立國家在爭取國際認同或提升國際地位時，被引導內化的圭臬。搭配上西方國家出錢，透過雙邊合作或國際組織推行，帶有一系列但書與條件的發展援助計畫，在意識形態與經濟上，以雙重的鏈索綁住了這些前殖民地國家的發展方向與動能。
透過西方一元價值論述，以及如驢子頭上的蘿蔔般的援助計畫指導之下，不同的前殖民地國家在追求「發展」的過程中，沒有辦法真正從健全國內經濟與生產結構來自立，反而都持續延續著過去作為殖民帝國分工體系中的一環，持續供應前殖民母國所需物產的角色。
在這樣的結構裡，海外志願服務就不再只是單純的遠赴異地幫助別人這麼簡單。海外志願服務作為前述援助發展工作下的一種形式，在近年的台灣如此風行，其實也是對西方文化霸權的仿效下的產物。作為一個亟欲爭取國際社會認同的後進已開發國家，臺灣近年來風行的海外志願服務，其背後那種「有能力者該去幫助無能力者」的意識形態中，也可以看作是想讓自己「被歸類在有能力者的位置」，被認同為進步豐裕社會的一份子，而在無意識下實踐的集體行動。事實上，國內的慈善團體往海外擴展服務的作為，以及無論臺灣官方或民間時常高舉的「善盡國際社會一份子責任」的論述，都是基於上述試圖擠身國際階序頂端的邏輯。
然而，和耕耘當地的 NGO 工作者相比，海外志願服務卻有著對當地幫助非常微弱，又很可能於實踐中再製不平等的困境。海外志願服務大多來去匆匆，無法花費一段不短的時間在被服務者的社區生活與互動，幾乎難以觸及駐地真實需求。這使得海外志願服務無法從事帶有階段性發展計畫的服務方案，只能千篇一律地做些類似夏令營、義診或主題式短期教育課程。這些的幫助其實很有限，我們也完全可以想像離開後一切又回到原點的樣子。即便是臺灣海外醫衛服務最愛拿來說嘴，沉浸於濟世救人感動的義診，也是如此。事實上，根據過去的研究，義診志工在離開駐地後，手術過後的感染率高達 20％，要重新開刀的比率高達 30％。
那到底海外志願服務改變了什麼呢？某句聽起來有點諷刺，但千真萬確的老話，道盡了一切：「得到最多的，是海外志工自己。」
以最早有系統的大規模輸出海外志工的美國和平工作團（Peace Corp）為例，其中一大吸引美國年輕人遠赴異地做服務的原因，是因為這樣的經歷，讓他們回國後在求職上會更有競爭力。講得更直白一點，就是謀求在海外服務中「創造更好的就業機會」。這也正是有人以新殖民主義來批評海外志願服務的原因：來自第一世界的志工透過參與，帶走生涯發展的紅利，卻鮮少為當地留下等量的什麼。
我們當然不能說每個人都是如此，畢竟有人真的因為對駐地的關懷，而改變人生方向投入人道工作。然而，無論如何，在就業市場上，或者說，甚至是海外發展工作的正職就業市場上，這些海外經驗，都成為相對於他人——甚至是來自受援助區域的人，更有求職競爭力的原因。有些更基進的批評者會認為，一來一往之間，受益於海外經驗的服務者，在投入母國企業得到較好的工作，領取高薪時，其實本身又再次強化了這對前殖民地剝削的既有不平等經濟結構，成為共犯。
然而，相較於美國 Peace Corp 這種至少待上 1-2 年的長期派駐型態，臺灣在海外志願服務的參與上，卻又更為淺碟功利。國內大專院校甚至高中職頻繁的短期出團服務，絕大部分除了讓自己淚流滿面帶著感動回來之外，少有人認真思考過服務對當地的影響。
你當然可以為自己辯護，說明自己學到多少，小朋友對你的感謝又是怎樣怎樣，或者捐了多少書，幫多少人量了血壓。但是問起他們的苦難處境從何而來，問起這次離開之後到你們下次浩浩蕩蕩的到來之間，是否有其他願意與你們合作的社區資源可以延續某些服務方案，延長成效時，卻沒多少人能夠回答。我們甚至沒有幾個人願意花上一年或半年的時間，在國外的社區蹲點、認識在地資源與理解真實的需求。多半就是把這樣的海外服務當作是校內社團來經營而已，主體永遠不會是那些被服務者。而洗過海外服務經歷的我們，卻又享受著這樣的海外服務紅利，成為在這個帶有偏狹國際觀想像的社會裡，一個被典範化的表率。
我們當然也可以一直沉浸在感動裡，但是對於服務效益，以及對服務本身背後更大的結構，甚至意識形態的批判呢？溫良恭儉讓的避而不談，只會讓我們對他人處境更加無知，盲目的實踐自己的熱情，並對他人帶來服務傷害。在國外志願服務社群不斷的因為反省與批判而更加精進之時，我們還要繼續感動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