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岱嶺專欄／被權謀與全球化犧牲的人道援助者

上週六（7/2）在孟加拉首都達卡的使館區，發生了一起針對外國人士的恐怖攻擊行動，共造成 20 人遇難。在這起 ISIS 宣稱犯下的人質挾持案中，有 7 名罹難者與 1 名傷者，是隸屬日本海外協力機構（JICA）的官方援助工作人員。

根據美國援外總署的數據，自 1997 年有紀錄以來，援助工作者在田野的遇襲事件，從每年 35 起成長到 190 起。 2013 年，更有高達 264 起遇襲事件，造成 155 名援助工作者死亡，其中有高達 134 人遭到綁架。雖然在 2013 年高峰後，死亡人數與遇襲事件皆有所下降，但的確在近年有再攀高的趨勢。甚至已經有媒體將人道援助冠以「充滿危險的工作」，和在戰場上的傭兵與軍人並列。

對於戰亂或衝突裡的人道援助者，理應視為中立且不該當作攻擊目標的人員。然而，隨著非典型戰爭對受援助地區帶來難以平復的傷害，以及當代恐怖攻擊行動越演越烈及型態日趨多元，處在這些衝突熱點的人道工作者的生命安全，也成為日益艱困的問題。

為什麼人道工作者會成為目標呢？其實爬梳主要攻擊事件的熱點，可以稍微看出一點端倪。過去幾年攻擊事件主要發生在阿富汗、以累計 454 起遙遙領先第二名的熱點蘇丹（236起），且這些援助者受襲的田野，其進入援助工作的時間，基本上都是後戰亂時期。

這樣的原因並非偶然，主要是與後戰亂時期的援助性質有關。其中，阿富汗的環境之所以對援助工作者如此危險，更是與美軍在戰後的作為有關。

以美軍為首的聯軍基本上瓦解了既有著政權與正規軍，之後阿富汗神學士政權的武裝力量便轉為化整為零的游擊作戰方式，以熟悉的鄉村社區為據點，伺機對大城市或聯軍據點進行攻擊。

美軍在阿富汗戰後，面對在該地漫長的「平叛」過程，逐漸發現使用武力清剿殘存的游擊武裝勢力有其局限性。美軍開始意識到，對戰火綿延的鄉村給予物資或人道服務上的支持，可以作為拉攏鄉村居民，使其不再支持或協助叛軍藏匿的籌碼。在這樣的情境下，援助工作者雖然看起來是在執行中立的、對戰火下的弱勢族群提供人道服務，實際上卻讓美軍得以借力使力，利用人道組織來有效減少支持叛軍的村落數量。

在這樣的脈絡下，人道工作者可說是被刻意與美軍綁在一起。服務與資源的提供，成為特定政治與軍事意圖下的附帶品。叛軍也不再認為人道援助是件中立的事。相反的，如果有效嚇阻人道工作者進入社區，則可避免社區向美軍倒戈。隨著美軍在中東各地將援助與軍事相綁，作為戰後清剿的教條，叛軍針對人道工作者的攻擊，亦跟著戲劇性的攀升。

2000 年，人道援助物資運抵阿爾巴尼亞

不過，除了叛軍的綁架或蓄意攻擊，美軍先進科技作戰武裝誤炸，也是造成人道工作者死傷的一大原因。無國界醫師去年十月在阿富汗北部大城昆都茲的醫院遭到美軍誤炸，即是血淋淋的一例。

國際主流媒體總是刻意放大第一世界國籍的援助者在攻擊中死難的消息，並賦予這樣的悲劇一種英雄性與浪漫情懷，予以放大，受難事蹟也被傳頌與紀念。相比之下，受援國本地的工作人員所遭遇到的風險，卻很少人重視，甚至因為死傷與身分界定上的模糊而被低估。事實上，本地工作人員要面對的其實是複雜且千絲萬縷的在地人脈羈絆，以及人際關係帶來的更危險的工作內容。

如同前幾年美軍主力開始撤離阿富汗時，大量曾經為美軍工作過的當地人對塔利班政權可能施加的報復，感到惶惶不安。為國際組織或他國援助機構工作的當地人，不可能如來自第一世界的同事般，在田野危險性高的時候，被母國直接撤離，遑論當地勢力要樹立權威時，與其對可能遭到外國強力報復的外籍工作者下手，更傾向對無依無靠的當地工作者做出人身安全的威脅。

美軍在阿富汗的一處營區

這次日本海外協力機構（JICA）8 名日籍援助工作者遭 ISIS 攻擊並傷亡事件，這些人受難的原因應該是其外國人身分，以及身處敏感的使館區所致，單就事件本身而言或許無法過度推論是針對國際援助工作者。 然而，在針對平民的無差別恐怖攻擊都日益頻繁的今日，目標更明顯，生活與工作場域更特殊，互動人群更敏感，帶有更多政治意涵的援助工作者，其處境著實令人堪憂。

當承平地區安全意識較不足的國際援助工作者也有可能因為其他區域的衝突而遭遇蓄意攻擊，且攻擊者甚至不是來自當地，或者屬於全球恐怖組織網絡的一員時，援助工作者要承擔的風險也跟著難以找到徵兆與預警，危險來自何方變得無法想像。我們也許可以說，在衝突全球化的此刻，一個人道援助安全風險邁向全球化的危險時代，即將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