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岱嶺專欄/選擇性的援助,造福了誰?
日益增加的國際官方援助款項,真的讓世界變得更好了嗎?答案也許不是那麼樂觀,事實上,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對國際官方援助所做報告可見,「援助者間缺乏協調」與「非預期造成的資源浪費」,是讓援助效益一直大打折扣,卻久未解決的問題。
在西非的內陸小國尼日,一個人口 1800 萬左右的國家,有著將近 900 個來自世界各國的官方援助計畫正在執行中。這些援助項目間的領域差距並不巨大,在推行的地域上也極為重疊,卻因為來自不同國家的不同援助架構,以及不同的經費來源,而瑣碎地需要一一逐案撰寫計畫進度報告、評核以及執行與採購。對政府人事效能本來就不彰的國家來說,一旦每個援贈國的計畫項目彼此缺乏整合,各自為政時,其中繁複且冗雜的人事行政成本就會轉嫁到尼日政府身上,成為非常沉重的負擔。
相較於種種繁瑣的計畫,有沒有方法是乾脆給予受援國高度自主權,使其自行將援助款運用在有需要的地方呢?有,但是在 2014 年的全球公私部門援助預算總額 1625 億美金裡,這種直接捐贈現金(又稱為 budget support)給受援國全權使用的占比不到 6%,只有零頭般的 95 億。且即便是直接捐贈現金,援助國仍可利用威脅中斷隔年捐贈款的方式,讓受援國在經費使用上承受壓力,於是為了維持款項的長久,而變相地仍舊遭援助國控制。
當然,我們可以找到很多站在援助者觀點的理由,好比受援國政府普遍清廉度低落,財政不透明等,以此堅持將國際援助項目以財貨及人力資源等計畫形式給予受援國。然而,對第一世界國家來說,這背後的考量,更多的是想要透過援助,變相向受援國售出本國產業的技術與服務。
以美國援外總署(USAID)或英國國際發展署(DfID)為例,援贈計畫裡的包商,大多被要求必須是來自援助國的廠商,這也讓華盛頓與倫敦等地興起了專門吃政府援外計畫採購案的產業──當援助竟然成為一項充滿商機的寶庫,人道甚至也可以是門好生意。
然而,OECD 國家的官方發展援助目的,不是既要「降低貧窮」,也要「建構永續的經濟成長」嗎?援助一方面也許暫時救助了貧窮,卻也在其中成為阻力,使當地無法自給自足形成能自行解決問題的產業鏈。
這不免引發了一個疑問:官方發展援助(ODA)到底是不是個有效協助受援國追求聯合國永續發展計畫(SDG)的模式?如果 ODA 的背後存在著各種但書,那不就證明了背後,其實是有額外的,非人道考量的條件?帶有非人道考量因素的援助,在思維上決定了援助的分配,無法確實反映受援國在減貧與發展上的需求。
而當援助不是門好生意,或是目的與援助國利益無密切相關時,援助背後的偏好所產生的結構性分配不均也就應然而生。
去年,OECD 國家官方援助的額度,總量從 1960 年代的 370 億美金,攀升到如今的 1316 億美金,創下過去十年來的新高,較 2014 年成長了 6.8 個百分點。然而細看這歷史新高的援助總額,會發現真正造成預算飛躍成長的,是各已發展國家(主要是歐陸)的人道急難援助經費,其中,絕大多數的增幅是針對國際難民議題。因為難民潮的失控,讓相關援助額度在過去一年來翻了將近 2 倍。
但這個增幅是花在採取國際行動,讓中東國家根本性地解決難民問題嗎?不是。各國在難民人道援助上的花費,絕大部分是用在自己國內,用來安置湧入的國際難民,實際上屬於國內的支出,只是技術上被視作國際援助的一部分而已。
然而另一方面,卻有高達全球難民總額 62.3%,約 760 萬人,並不居住在各種國際援助進駐的難民營內,也無法享受到歐陸各國大幅增加的難民治理援助。這些難民遍佈在各原生國家的都市邊緣,或因戰亂或經濟發展下的都市化、為了生存而被迫往都市遷徙而形成都市難民(Urban Refugee)。
這些都市難民在國際脈絡下因為沒有跨境逃難遷徙,在大多數國家中被認為是內政問題,且因治理上成本太高且複雜,長期以來成為缺乏國際人道援助的角落。
各懷目的各自為政的援助框架,以及對議題有差別的重視,還有部分援助承諾的食言,都讓國際官方援助充滿選擇性。當各國忙於在治標不治本的援助行動花上大把銀子時,真正值得永續投入的援助項目卻持續被犧牲。
「選擇性的援助」一詞,似乎最能夠形容第一世界國家在援助工作上的治理心性,並作為本文的結尾——援助國真正在乎與給予的,不是更多對第三世界的承諾,或是對其苦難的正視。預算的增長是因為第三世界的災厄透過日益緊密的全球化過程,影響到第一世界國家的國內秩序,並帶來陌生與不安的經濟社會困境。
美國疾病管制署(CDC)在非洲投入大量的抗愛滋與瘧疾經費即為一例,如今歐陸難民議題亦然。都是基於不得不維穩,以及將災厄圍堵於境外的統治心態,才在問題到了不得不介入的態勢後,投入更多國際援助預算來緩解問題蔓延。對這些援助者而言,難民、疾病等,其實都不是個問題,第三世界動亂影響到自己國家的社會安全,或者阻礙了既有的資源剝削結構,才是不得以採取行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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