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岱嶺專欄／沒有大學生的世界，發生了什麼事？

「教育是脫離貧窮的最好方法」這句話幾乎是國際援助裡的老調。長久以來，教育與公共衛生及基礎建設，共同成為發展工作裡最重要的三個支柱，亦是資源投入最主要的領域。其中，教育更是優先中的優先。自 2011 年至今，全世界投入支持貧窮國家教育的援助預算，高達 426 億美金之譜。

然而有趣的是，援助者的興趣往往著重於發展基礎教育，而不是高等教育。數百億的援助裡只有少少的 16 億美金，大約不到 2.7% 的額度，是用在發展受援國的高等教育中。絕大部分的資源，都投入了基礎教育。

這樣的分配，跟 1980 年代起世界銀行一系列的援助效益報告有關。由世界銀行等援助者所做的一系列量化效益研究皆指出，將資源拿去讓發展中地區的青少年接受基礎教育的投資報酬率極高，能產生兩倍於援助投入的資源產值。此外，基於基礎教育帶來的識字率大幅提升，也是在培養能透過文字吸收訊息的公民，讓國家的各項政策推動得以降低成本，並連帶擴大其他諸如農業、公共衛生等援助領域的效益。由此可見，基礎教育亦有加乘其他援助領域效益的作用。

再者，基礎教育在提供基礎知識的實作中，也產生了現代教育裡，學校或教室這種學習空間與集合式的教育文化。這些都產生了現成且方便的，讓政府得以由上而下傳遞與推廣各類政策及相關知能的管道，在這些受外援影響甚深的地方，亦成為其他援助項目（例如愛滋防治與瘧疾的衛教）對受援國年輕世代培力與充權方面，很好的實作場域。

這樣的資源投入，讓全球接受教育的人口數於過去 30 年來急遽提升。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數據，如今全世界基礎教育普及率大約在 90% 左右，即便是在政治經濟長年動盪不安的薩哈拉沙漠南部非洲（全世界未接受基礎教育的學童，有一半都在這裡），也因為國際援助中基礎教育資源的大量投入，使其基礎教育普及率拉高到 70%。

這些對基礎教育的正面論述，使得全面推廣的基礎教育社會工程，在 1990 年後，在上述薩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等地，成為各大援助國最優先推行的項目之一。隨後聯合國更把普及基礎教育排入千禧年發展目標，重要性更是不言可諭。

在被忽略了 30 年後，如今，發展高等教育的呼聲在發展工作中越來越被重視。當國際社會全力投入基礎教育援助這麼久，深深依賴外部力量推動發展的受援者至今卻仍無法自立，問題便開始被歸咎於這些國家在高等教育上的缺乏。

此話怎說？我們不妨想一下大多數國際援助發展工作裡的知識傳遞過程。發展工作裡很重要的部分，其實就是將已經發展且實作成熟的知識，放到知識進程相對落後的未開發或開發中的田野應用。這種知識流通是由外而內單向性的，而這樣的援助發展工作所給予的，其實大多就只能是一些工具性的應用知識，或者簡單的操作性技術。若遇上需要大規模在人群中推廣，這些知識更可能由於傳達與推廣上的便利考量，而被盡量的簡化。

如此一來會有三個問題：一是在缺乏瞭解原理的情況下，讓知識與技術的改良無法有效率的在地產製；二是知識的資訊不對等間接造成受援者的依賴性，三是某些特殊的在地問題情境可能因為缺乏本土研究人才，而無法被體察與反饋，從而造成資源浪費。這些問題基本上都歸向一個簡單的點：知識沒有在地化。而讓知識在地化最可行的方式，就是培養本土的高等教育。

這與國際經濟合作組織（OECD）於 2008 年發表的報告不謀而合。報告提到，高等教育作為人類重要的社會與經濟發展知識產出平臺，能夠在創造知識之外，有效轉譯知識給予所處的社群，使知識被有效應用與推廣於社會實踐上。換言之，沒有投入資源在高等教育，就不可能系統性地培養能將在地知識與外來援助結合與對話的社群，對培育各行各業以及像政府中高階官員這種解決問題的人才，更為重要。

如今的開發中國家境況已經與過去大不相同。對援助者來說，30 年前立下的圭臬，也到了需要改變的時候。在告別千禧年目標，迎向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現在，如何重新調整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的援助分配比例，在整體社會素質提升之餘壯大發展中國家的知識社群，讓在地問題能有在地的解決方案，更是未來援助工作效益能否持續擴大，告別瓶頸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