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權之下，社會工作。」一個臺灣社工在香港的所見所思
文 / 章思偉 （台北市社會工作工會理事，現於宜蘭三星鄉務農）
於本月前日，我與一些台灣的社會工作者們前往香港參加亞洲進步社會工作研討會。這是來自一個香港的社工團體「進步社會工作網絡」舉辦的，該團體受到英國於多年前一群不滿受到新管理主義的壓迫以及新自由主義對底層人民的剝削而站出來，團結而成的社工團體所影響，他們的口號是：「我不是來做這樣的社會工作的！（I Didn’t come into Social Work for This!）」。近年來，香港社工也感受到比起英殖時期，更加壓縮社會工作施展的空間，顯現在政府部門撥款給社福團體的補助減少其對薪資的保障、公私部門社工不同酬，註冊制度的專業主義管控，以及整體發展走向更加個人治療取向，甚於以前在基進社區社工所打出的一些社會結構取向的社會工作。
自去年起，這群香港的社工們開始想串聯兩岸四地（台港中澳）的社會工作者，特別是不甘於限縮於目前個人式、治療式、高度控管的社會工作，這些獨特的、社區的、草根的社會工作者，進行經驗交流與對話。先是從廣州開始辦研討會、後到台灣、澳門，於本月份到香港，擴大舉辦，邀請英國、日本的學者來與談。因為在台灣的研討會時，我受邀談一個社工成為務農者的故事，由此認識這些人，後亦走訪澳門以及本次的香港研討會。一開始大家其實對於彼此是相當陌生的，雖然地理區位接近，但交流卻甚少，幾次下來，大家還在認識彼此的階段，要走向共同行動還有相當距離。
會下「威權之下，社會工作」這個標題，是因為本次的研討會，我第一次感受到威權統治下的恐怖。前一晚先到香港後，跟著去開了籌備會議，當天花了很大的力氣在討論一件事情，原本許多位來自中國的講者，突然間受到許多領導的壓力，我們都暱稱為「你知道的」，不能來了，或是來了也不能上台講話。可能是要談的內容敏感，因為有些都是在反抗威權壓迫下的社會工作。我可以感受一起來開會的中國社工，心情是很緊張的，我們在討論，該怎樣處理已經印好的大會手冊，要把那些中國講者的內容與名字都刪掉嗎？可是中共難道現在還不知道你們是哪些人在想什麼嗎？「進步社工」在中國變成敏感詞，搜尋不到了（但我們明明還只是在開研討會談談的人而已）。而我們自詡為進步社工，那又該怎樣面對這樣的威權壓迫，沒有言論自由？我真的沒有想過有一天要面對這樣類似白色恐怖的情境。
當天一起開會的港台社工們，相對之下擁有許多自由，也不用擔心會被秋後算帳，雖然我知道從歷史經驗來看，許多民權是衝撞得來的，可是也因為自己不是在那個不安全的位置，我們當然不能要求中國社工們來當烈士。想詢問更清楚這樣的恐懼是怎麼來的，到底是什麼人，說了什麼，可能會怎樣，中國社工回應道，許多前輩都說現在被警告成這樣子，最好都不要去了，而因為研討會前幾日，兩個中國NGO工作者莫名地被抓走，音訊全無，如同之前五位女權運動者一樣。加上香港正值討論是否接受政改方案的敏感時期，中國人去香港都會被檢視。我們後來決定在研討會開始時，大會先對與會者表達本次的中國社工因受到高層的壓力，許多人無法發表，連帶手冊上這些人的文字與姓名也都改為空白欄位。我們連在討論那簡短的聲明時，中國的社工都很怕哪些詞彙會造成當局的不滿，連驚嘆號都希望改掉。隔天研討會開始，幾位中國的社會工作者沒有來了，連同昨日一起開會的社工也有些不見了，之後留下來的人也都只參加到晚餐時間，就趕著匆匆回去廣東了。
亞洲進步社會工作研討會現場
這次到香港的研討會，我一直惦記著這件事情，其實對我而言很震撼，中國社工們的焦慮是很深的，這是來自怎樣的環境之下呢？一個威權的政體，讓人民如此懼怕，在台灣，白色恐怖時期早已遠去，雖然今日政府仍會動用警察與司法濫訴壓迫，但至少我們可以指出這一點，還有這點言論自由，而不是政府會把你抓走人間蒸發。在這樣的結構之下，維權工作又該怎樣拿捏，如何在可以討到一點進步的權利，但又不會觸怒到當局，直接整個被抹消，這之間取捨？中國的社工說之前政府動刀在進行維權的人物身上，現在已經聽說要改開刀向環境保護的NGO，那做社會福利與弱勢者倡議的呢？會不會是之後的目標。與台灣近年來第三勢力的崛起以及社運圈對政治冷感這件事的反省相反，中國的 NGO 努力地與政治切割，強調自身不會觸及政治議題，也不是搞政治活動，以換取威權當局底下的生存與開展空間。
在威權之下的社會工作該如何開展？而中國本土的社會工作又是如何？自十二五以及更之前的政策顯示出，中國期望近年來大量增加社會工作者的工作位置，相當明顯地是以維穩當作主要目的。要建立一個上百萬人，甚至近兩百萬人的社會工作崗位，大量地找台灣及香港的社會工作學者前去任教，吸取經驗。但要建立那麼大的社會工作者族群談何容易，不是廣設學校與相關系所就可以的，實際上沒有那麼多老師也沒有那麼多學生畢業後會投入這個相當年輕的領域。薪資算是中下，很難吸引年輕人投入。更重要的是如何讓社會工作貼近本土的經驗，讓相關團體或個人理解，這是相當困難的。
中國的社工也跟我們講了許多亂象，比如機構沒拿到補助就整個停擺，為了請案子，機構會聘社工來寫計畫書，審過之後，執行是另一批社工（而且往往是方案末期才開始聘人，短期間內辦完大量活動交差了事），到最後結案報告會是另一批人來寫，社工對機構而言就像免洗筷一樣，用完就丟，只有在某些需要的時候才會聘人，並沒有辦法開展真正長期穩定的社會工作。但中國也相當地模仿台灣建立專業證照分級制度，分為初級的助理社工師，以及高級的社會工作師。聽聞中國社工表示，許多人都會去考初級的助理社工師，也有一定的錄取率，但高級的社工師就很少人考得過了。而實際上考上也沒有多少加薪的空間，對於就業也沒有多少相關。
整體來說，中國的社會工作，經過這幾天的驚鴻一瞥，當然對完整地認識是有所不足的，但可以理解這是一個相當年輕的領域（二零年代曾有數間大學開設社工系，但都被裁撤，直到八零年代末才開始恢復，但一直到大量建系是在本世紀的事情了），還沒有發展出穩定的工作方法，人員不穩、財源也不穩、機構同時也不穩，考試制度也只像是模仿他人作法，但不知其所以然。聽到一位來自中國的社工系學生在會場發言，開頭先是跟大家抱歉，說自己沒有學很好的社會工作專業，但還是想表達意見。因此我跟該位學生聊了一下，希望可以了解為何她這樣發言，原來她感覺到因為許多中國的社工或學生認為，我們只要有愛心就可以做好社會工作了，讓她對整個領域的專業感到焦慮，她很希望在學校可以學到更專業的東西來這邊講話。可以感覺地出來中國的社會工作也在慈善、志工式的角色中掙扎，跟台灣相比，我們雖然稍有前進，但這點又何嘗不同。
中國的社會工作要在威權以及混亂中開展，這是不容易的，或許兩岸彼此在政治上是要一個小心謹慎的狀態，但人民的交流，以及拓展撐出民間空間的社會工作，甚至是避免變成威權控管社會的社會控制，社工間的聲氣相連是重要的，即使力量還很微小，不知道該怎樣做。突然間我很想感念台灣的民主先賢先烈，即使有些人壯烈成仁，有些人後來變質，但至少在我出生前或是童年時，他們衝撞出了一個表達言論自由與民主政治的空間，我們可以不用因為某個政府高層的關切就如此心驚膽顫，我們可以指著違反民意的執政者破口大罵。民主自由是得來不易的，要小心地守護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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