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名稱：信任，讓好事長出力量 Forging Trust／2017 NPOst 年會
日期：10/20（五）
時間：13:00-18:30
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101 廳（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主辦單位：ADCT 社團法人台灣數位文化協會
臺大風險中心博士後研究員趙家緯在 NPOst 2017 年會中，以「不可不知的 SDGs」為題，介紹聯合國（United Nations）在 2016 年宣布啟動的「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
2012 年里約 +20 第 3 次地球永續高峰會過後，聯合國開始制定這項長達 15 年的計畫──「永續發展目標」（SDGs），預計在 2016 年到 2030 年間，針對 17 個人類發展面向進行改革，其中包含 17 項目標（Goals）及 169 項子目標（Targets），包括消除貧窮、飢餓、促進健康、教育、兩性平等、水資源與衛生管理、可負擔的永續能源、包容與永續經濟發展、建立具韌性的基礎建設、消弭不平等、城市與人居環境永續化、永續消費與生產、因應氣候變遷、海洋資源永續經營、陸域生態系統保育、促進和平與司法制度改革，以及全球夥伴關係。
圖／聯合國 SDGs 官網
「進步」的人類社會，究竟從何判斷？
講座開始，趙家緯就出了一個考題，挑戰現場參與者對「發展」與「進步」的想像：在中國、馬來西亞、巴拿馬和烏拉圭 4 個國家中，哪一個國家在過往 5 年內「進步」最多？現場大部分人都選了中國。但趙家緯強調，根據世界經濟論壇今年發表的報告分析指出，若我們用過去的指標與思維來看，中國確實是過去 5 年來，在上述 4 個國家中，人均 GDP（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增加幅度最高的，巴拿馬次之。但我們若要將「經濟成長」的定義擴張，納入預期壽命與就業率的成長，那麼巴拿馬就比中國還要好，馬來西亞也與中國差不多。
然而，若我們要以「社會進步」的標準來看，包括貧富差距是否降低、極端貧窮人口是否減少、性別平等是否提升等，那麼出人意外的是，烏拉圭才是 4 個國家裡表現最好的。趙家緯以此點出 SDGs 的觀看視角不同以往，它引領我們思考人類的發展究竟該用什麼指標來衡量。
圖／趙家緯提供
顯而易見，GDP 已經不能再視為代表一個國家進步與否的指標，必須要有新的標準去追尋全球人類發展的成果。趙家緯舉例，即便是「經濟發展」，SDGs 所定義的概念與過往利潤中心導向的思維也很不同。SDGs 鼓勵微型跟中小型企業的發展，希望逐步改善全球消費和生產的資源使用效率、減少生產過程中的資源耗用，同時強調同工同酬、禁止童工，以及確保移工與移徙婦女的權利。
也因此，SDGs 是一個新思維的指引，讓全人類往一個共同的目標邁進，包括公益組織、政府單位以及商業組織等皆責無旁貸。他舉例指出，日本外務省（相當於臺灣的外交部）就因為相當重視 SDGs，還請來知名藝人 PIKO 太郎宣傳 SDGs。只見 PIKO 太郎招牌豹紋裝上身，雙手比畫著 17 的數字，唱的不是洗腦神曲《PPAP》裡的歌詞「Apple pen」，而是改編成「Public Private Action for Partnership」，特別版的音樂錄影帶，讓人一分鐘搞懂 SDGs。
PPAP（Public-Private-Action-for-Partnership）× SDGs
SDGs：發展中國家領銜提出、由下而上的密集協商成果
為了讓聽眾易於理解 SDGs，趙家緯點出其與 2000-2015 年的人類發展目標「千禧年發展目標」（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MDGs）的不同。首先，MDGs 以「扶貧」為主要訴求、以發展中與低度發展國家為對象，在環境面向卻過於輕忽，只著墨了「安全的飲用水」一項。然而於MDGs 推動過程中，這 15 年間的環境危機亦趨嚴重，甚至將反噬 MDGs 中扶貧與健康等項目的進步成效；再者，MDGs 的推行是由聯合國祕書處由上而下直接發布 8 項目標，SDGs 卻是經過 18 個月雜亂又密集的協商，囊括各方公民團體與部門，最終才聚焦於 17 個目標。
趙家緯進一步強調，SDGs 不是由歐盟、德國或北歐這些所謂「進步國家」所提出來的思想，而是由瓜地馬拉與哥倫比亞 2 國衡量自身需求後，希望有一個新的指標來引領國家方向、討論永續發展，因此才自 2012 年開始，長達一年半，展開全球諮詢程序、與聯合國會員國密集協商，共同討論要用什麼樣的邏輯與思維去制定人類的永續發展目標。
攝影／Jason Yeh
從 5P 看 SDGs：以環境為基礎、牽一髮而動全身、不再制度殺人
地球（Planet）、人（People）、繁榮（Prosperity）、和平（Peace）、夥伴關係（Partnership）
SDGs 多達 17 項目標及 169 項子目標，很難全部記住，聯合國因此整理出上述的「5P」以幫助思考，其中第一個便是「地球」。「從 2000 年之後，人類看到全球面臨的環境問題，SDGs 因此相當強調『環境』議題的改革。」趙家緯指出，這也是另一個 SDGs 和 MDGs 不同的地方。
影響地球永續的 4 大核心，包括海洋、土地、水資源、氣候；接下來是「人」：涵括食物、消除貧窮、性別平等、健康、城市與能源。第 3 個 P 是「經濟體系」，包括經濟成長、基礎建設、貧富差距、負責任的消費等。最後最重要的 2 個 P，則強調「互動」的運作機制──和平（Peace）與夥伴關係（Partenership）。
圖／趙家緯提供，修改自 Stockholm Resilience Centre
「用婚禮蛋糕的形狀去呈現 SDGs，強調的是基本邏輯的轉換。」趙家緯說，聯合國剛開始提出 SDGs 的時候，倡議以環境為基底，這是與過往不同的思維轉換。從 1992 年以來，人類在談永續發展時，總是在談環境與社會、經濟同步之下的「兼顧」思維，這在 SDGs 是行不通的。SDGs 的主張是以環境為基底去看社會發展、經濟為輔，亦即在環境的限制下，滿足人類的基本需求，才是經濟體發展的目的。
SDGs 的另一個概念，則是「牽一髮而動全身」。趙家緯引述日本在最新的環境白皮書裡的圖來說明：SDGs 不是為了滿足單一目標、去做到一件事情就好，而是單一目標的滿足會牽涉到其他目標的達成。他舉例，減少食物浪費這一項，就可以同時達成減碳、減少飢荒，而這些目標又必須靠其他目標如全球夥伴關係、基礎建設、教育知識的培養方可達成，顯見各項目標之間互動緊密。
圖／趙家緯提供，引自日本《環境·循環型社會·生物多樣性白皮書》
此外，「不要再有制度殺人」也是 SDGs 注重的另一核心。趙家緯說，這是要「重新建置制度」。他表示，2012 年親蒞里約地球高峰會現場時，讓他印象很深刻的一幕，當在座者熱烈討論 SDGs 時，「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 International，FOEI）代表發言表示，SDGs 和 MDGs 最大的不同在於── MDGs 只要砸了足夠的錢就很可能完成，但是 SDGs 沒有制度上與政府治理方式上的根本改變，是不可能會達成的。SDGs 因此列舉了很多制度上的建置，涵括開放政府、貪汙、司改等議題。因為要達到 SDGs 必須從制度與治理上來改變，設立組織進行跨部會協調成為非常重要的施行方針。
SDGs 被臺灣當成入聯主題，談永續卻因循苟且
針對 SDGs，臺灣做了什麼呢？2017 年 9 月，臺灣外交部公布《Taiwan: A Partner for a Better World／最棒的地球公民》行銷短片，強調臺灣是永續發展的重要夥伴，藉此呼籲國際社會重視臺灣在全球永續課題所做的貢獻與努力。外交部長李大維更呼籲聯合國不要拒絕臺灣於門外。
《Taiwan: A Partner for a Better World／最棒的地球公民》短片
趙家緯表示，在臺灣，SDGs 原本默默無聞，企業討論得甚至比 NGOs 等公民團體還熱絡。然而今年卻忽然竄紅，原因是因為 SDGs 的其中一個重要精神「不放棄任何人」（Leave no one behind.），被臺灣拿來當成倡議加入聯合國的切入點之一，呼籲全球在強調落實經營 SDGs 的同時，不能遺漏臺灣。趙家緯表示這說法實在牽強，SDGs 裡所說的「no one」，講的是發展過程中被遺落的「no one」，不應該是臺灣拿來「自封」的「no one」，這並不恰當。
此外，根據研究，為了達到 SDGs，全球每年需新增投入 5-7 兆美金，發展中國家更需要 3.9 兆的額外投資，現在卻面臨 2.5 兆的資金缺口。然而，若計入全球每年 1.7 兆的軍事支出與 5.3 兆的化石燃料補貼，可以清楚得知，如今人類發展的問題並非「沒有錢」，而是必須「扭轉資金流向」。
也因此，聯合國籲請各會員國撰擬自願性的國家審查報告，亦即「國家自願檢視報告」（Voluntary National Review，VNR），臺灣也做了一份。環保署長李應元於今年 9 月的聯合大會期間在駐紐約辦事處做了發表，其內容琳瑯滿目，近期廣受重視的長照、一例一休、年金改革均納入其中，然而，趙家緯直批，「循環經濟」這個明顯和 SDGs 高度結合的議題，竟然沒有被納入，在報告中用的卻是一個從來沒有被正式核定通過的「綠色經濟政策綱領」，他由此評點出臺灣 SDGs VNR 報告的 3 大問題──「文不對題」、「政策無新意」、「濫竽充數」，直指臺灣因循苟且的按照既有政策施行，終將無法達到永續發展目標。
圖／趙家緯提供
趙家緯也應用國際系統動態模型，對於臺灣履行 SDGs 做了長期評估，從計算出來的數字顯示，如果沒有採取任何長期且積極的政策，臺灣的進步將極為有限。
公民社會推動 SDGs 的著力點：強化倡議正當性、預算監督、跨界合作
那麼，臺灣的公民社會可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來推動 SDGs、讓新的價值觀植入社會？趙家緯提出 3 個重點。一是效法過去公民團體行之有年的兩公約模式，以 SDGs 來強化倡議與論述的正當性。例如能源轉型倡議團體可以藉由 SDGs 來進一步談能源效率的進步；移工團體在碰到突發事件，如前陣子移工被槍殺的新聞事件時，可加緊倡議 SDGs 中第 8 項「確保移工穩定工作之安全環境」的重要性；勞工團體則可強調未來政策是否能依據 SDGs 來減少貧窮問題、縮短貧富差距等。
攝影／Jason Yeh
第 2 點則是預算經費的監督，並可借鏡挪威這個在 SDGs 指數排名第 5 的國家。挪威於該國的 SDGs 推動計畫中明列，未來每年向國會提交國家總預算時，都會說明其預算配置如何有助於 SDGs 的落實。趙家緯表示，其實臺灣過往的預算法也有類似的規範，在預算編訂時不只參考施政重點，還需參考如國民幸福指數這類經濟成長以外的指標，但於去年度預算法修正後被移除。
最後則是公民社會「跨界合作」之必要。例如結合雙議題、藉由跨領域合作激發出創新行動，例如飲食教育方面的倡議團體，若能結合國內現行從循環經濟角度來推動減少食物浪費的相關倡議，便可共同推動糧食生產體系的改革。
趙家緯最後指出，過往臺灣公民團體於參與國際永續發展議題時，曾組成「Taiwan NGO in Action」（TANGOs）的聯盟。而這次推動 SDGs 的過程中，臺灣公民社會亦可參考上述 3 點建議，促使更多公民參與 SDGs 的對話程序，加速 SDGs 在臺灣的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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