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現場】當臺灣從「慈善」邁向「公民社會」，王敬智：「公民社會在中國已成禁語！」

活動名稱：信任，讓好事長出力量 Forging Trust／2017 NPOst 年會

日期：10/20（五）

時間：13:00-18:30

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101 廳（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主辦單位：ADCT 社團法人台灣數位文化協會

 

「中國共產黨第 19 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 19大）甫閉幕，在此之前，到 18 大之間，中國公民社會有很大的變化，對於 NGOs 的緊縮力道越來越強，許多維權律師或公民的聲音都漸漸不見了⋯⋯」

作為一個從 2011 年夏天、到 2013 年春天密集往返中國與臺灣、甚至曾在北京一間環保組織待了 2 個月的訪問研究員，原本就專長政治與中國研究的國立中山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王敬智，經歷了中國公民社會從生意盎然到噤聲緊縮的變化週期。駐地觀察、甚至多次參與的王敬智，反觀今昔截然不同的中國社會氛圍，顯得語重心長。 

汶川大地震後，NGOs 的雙重管理機制逐漸放寬

「1988 年後到 2012 年，尤其是 2007-2012 的 18 大之前，NGOs 在中國的處境顯得極為樂觀。當時的氛圍是，NGOs 工作者相信，只要不去正面挑戰共產黨政權的敏感神經，就可能參與其決策，進而促成某些改變。」王敬智說。

王敬智說明，中國的民間組織，除了基金會，就是多半與政府有良好關係的「社會團體」，以及大部分 NGOs 所屬的民辦非企業單位（簡稱「民非」）。要成為合法的 NGOs，得先找到一個可以註冊的業務主管單位，再經由這個業務主管單位提出申請，才可以到同級的民政單位去註冊，同級的民政單位還有年審來監督。而只有在取得「民非」的正式資格後，NGOs 才能募款、正式活動。

這樣的「雙重管理機制」，就是如今中國政府與 NGOs「發生關係」的方法。從 1988 到 2012 年這一段期間，中國 NGOs 就在「雙重管理體制」逐漸放寬之下，得以樂觀發展。

「2008 年被譽為中國公民社會元年，因為那一年發生了四川汶川縣 8 級大地震。」王敬智說，震後有太多的資源與民間組織湧入，中國人這才發現，原來有這麼多非政府組織在身邊，彼此扶持。當時在人民網的徐永光（現任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希望工程創始人），如此形容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政府是主力，但民間組織就像是水，我們可以流到政府力量到不了的細微角落。這一次，我們看見中國民間力量，首度展現。」

王敬智進一步指出，在這個所謂的「公民社會元年」之後，雙重管理體制逐漸放寬，例如深圳市、北京市、廣東省都頒布了相關方案與規定，簡化社會組織登記管理體制，讓 NGOs 可以不用註冊業務主管機關，直接向民政單位登記即可。王敬智舉了一個非常特別的例子，也就是「宜居廣州」。他們是在廣州市番禺區的反垃圾焚燒發電廠抗爭之後留下來的一群人，「這個組織就搭上了新的規定。身為一個反垃圾焚燒的運動者，在原本的氛圍下是不太可能成立組織的，因為沒有單位想要讓你掛靠。然而在 2008 年之後，因為規定放寬，宜居廣州才得以成立，到現在還存在。」

2012 年後遍布人民團體的「黨組」：除不掉你，就把你變成我

2012 年 11 月中共召開 18 大，隔年 4 月印發《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9 號文件）給大學院校以及機關，內容規定以自由、民主和人權等為核心的「普世價值」，和以 NGOs 為重要組成成分的「公民社會」等詞語，都被官方列為「7 不講」。

「過去能做的事情現在不能做了！」王敬智說，自此之後，中共便開始對中國公民社會和 NGOs 展開系統性的打擊，他列舉事件：「立人鄉村圖書館」被迫全面關停，「傳知行（transition）社會經濟研究所」創辦人郭玉閃被捕、組織解散，而最關鍵的是在「709 大抓捕」後，從千禧年開始以網路為中心的維權運動被整個連根拔起。

「先把中國公民社會中，覺得有問題的 NGOs 清理乾淨，再來就是開始改變並且控制它。」王敬智進一步提到 2015 年 9 月《關於加強社會組織黨的建設工作的意見（試行）》、2016 年 9 月《關於社會組織成立登記時同步開展黨建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的 2 個規定，其中將建立中共「黨組」（註）的涵蓋範圍從原本的社會團體，延伸到 NGOs 和基金會等，並要求新成立的社會組織向政府繳交《社會組織黨建工作承諾書》和《社會組織黨員情況調查表》。在黨組的機制下，組織領導形同空殼，用這樣的方法掏空 NGOs 的自主性，王敬智形容「等於黨的整隻手都伸進來了！」

2016 年 3 月《慈善法》公布後，慈善組織的匯款資格須要透過官方認定，才可以在網路上接受匯款。王敬智分析，這某方面是平了詐欺亂象，讓許多過往在網路上編可憐故事騙捐款的事件消聲匿跡，另一方面卻也賦予了國家以「國家安全」或「公共利益」為名，干預公民社會裡的慈善事業之法律權益。

變本加厲的是，2017 年 1 月開始實行的《境外 NGO 活動管理辦法》（簡稱《境外法》），要求境外 NGOs 都必須通過「公安部」的註冊審核程序，才能在中國運作其活動，或與境內 NGOs 合作。王敬智強調，在《境外法》公布後，境內跟境外 NGOs 的合作關係與資金事實上都被「名正言順」的監管著。

為什麼從中共 18 大召開（2012 年）後，中國公民社會開始風雲變色？王敬智分析箇中原由，用《境外法》控制 NGOs，其實是中國從冷戰之後的俄羅斯學來的。他進一步點出，中共發現西方以各種「和平演變」的方式宣揚西方民主、還有 Facebook 這樣的媒介可進行政治動員，又在「茉莉花革命」中培養認同西方價值的「代理人」、在全世界傳播其西方人的「普世價值」，間接促成了 2014 年的香港雨傘運動。

中國共產黨相信，這些「顏色革命」試圖和平演變中國和俄國，中共於是以「西方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陰謀論，來正當化國家對境內外 NGOs 的打壓與干預，並力圖形塑一般大眾對官方打壓公民社會的默許甚至支持。

公民社會公益化、公益活動市場化

王敬智整理在中共 19 大期間所看到的 4 大趨勢，首先是服務型 NGOs 的運作或將更規範化。王敬智指出，《慈善法》和《境外 NGO 管理辦法》並非只有負面效應，前者對於公開募捐實行了資格審查，以改善公募亂象，對於扶貧、福利或慈善類的 NGOs，運作也可更有規範可循，有些 NGOs 因此能順著更清楚的遊戲規則順利成立；而後者則讓原本因無法在中國合法註冊的境外 NGOs 有機會獲得合法身分。

第二是 NGOs 自我審查將更為強化，在《反間諜法》、《國家安全法》和《境外 NGO 管理辦法》等法令通過後，賦予了國家任意干涉與打壓公民社會的合法基礎，而選擇性及任意性執法的模式，使得此前一些 NGOs 得以介入公共議題的模糊空間日益消失。他分析，為求自保，未來中國 NGOs 在運作上將更為自我限縮。

第三，倡議型 NGOs 寒冬來臨的轉型陣痛。仰賴境外資金的倡議型 NGOs，在《境外法》生效後，主要資金來源被掐斷，原本的運作模式無法持續。王敬智形容，這種「斷奶效應」，逼著許多倡議型 NGOs 不得不轉型。其方向可能包括在地紮根、嘗試進行社會的基層動員（不再仰賴境外資源、想辦法在地培養關係）、轉換為較低成本的工作模式（以最少資源做最大運用）、減少對抗性，與政府「發生關係」。

最後，也是最令人堪虞的「公民社會公益化、公益活動市場化」，而且這個現象正在持續發生中。王敬智解釋，中共將「公民社會」列名「7 不講 」之後，跟隨政治風向轉變，民間也以官方語彙「公益組織 」來定義自身，無論跟基金會談資助、爭取政府採購項目，甚至參與眾籌（群眾募資）活動，都改以「公益組織」或「公益活動」為名。

更進一步的是，政府設定了資金獲取的方式以創造市場，無論是政府購買、基金會的捐助或透過一些企業的公益日、公開募款（例如騰訊日）所形成的市場，經由上述這些行動所形塑出來的公民社會，其中唯一合法的活動，便只剩下「公益性」活動，「非公益性」（如維權、倡議型）的 NGOs 將逐步被排除在外，只留下國家認可的公益組織。

換言之，就在臺灣努力從「慈善」、殘補式的給予邁向「公民社會」時，「公民社會」這個詞正在中國被逐一打壓，如今，中國 NGOs 多半只能與臺灣反向前進，將原本的「公民社會」定義為「以愛之名」出發的「慈善組織」，才得以存活。

觀察中國公民社會從 2012 年到 2017 年的風雲變色，王敬智以 18 大和 19 大的政治報告對比，從「引導社會組織健康有序的發展」到把社會組織等基層黨組織建設成「堅強戰鬥堡壘」。他表示，綜合上述 4 點，再看到 19 大政治報告中的一句「在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社會組織中發展黨員」，未來中國公民社會發展所面臨的，可說是「已至凜冬」（Winter is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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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根據王敬智所言，「黨組」是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機關、人民團體、經濟組織等非黨組織內設立的小組，負責實現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是「黨的領導」在各團體中佈建的重要控制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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