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非營利也非功德，「社工師事務所」能否實踐社工人的專業自主？

 

和能夠配搭的社工夥伴擁有一個「工作室」，以最適方式及步調從事喜愛的社會工作，這個想像或許都曾出現在社會工作者心中。社工師法第 21 條的亮眼配置「社會工作師事務所之設立」，它可以是社工人的夢嗎？

民國 86 年社工師法公布施行，對於「考不考社工師？」、支持專業建置化與否，直至今日仍存歧見。於此同時，對於社工師事務所亦存在幾點疑問：

1. 社工師事務所的收入從何而來？成立事務所需要什麼條件？
2. 使用者付費可行嗎？社工師事務所向案主收費，是否產生倫理爭議？
3. 社工師事務所在社會工作專業中的價值是什麼？

以自由社工師身分受雇於事務所的孫保珍，與另一社工師事務所負責人何立博分屬不同單位，對事務所的前景看法各有不同。孫保珍較樂觀，何立博則就政策的角度，認為：「（事務所）就目前看來沒有前景。」

成立條件：資本 + 執業社工師滿 5 年

有 20 年社工經歷的孫保珍，過往曾任生命線主任，如今以自由社工師身分在事務所工作已逾 4 年，進行中的碩士論文亦以社工師事務所為主題。

根據孫保珍的研究，臺灣目前有 21 間社工師事務所，比例很低，約僅「千分之三」。根據社工師法，社工師執業滿 5 年以上能夠成立事務所，等同有 2 個要件：第一，考上社工師；第二，考上「後」從事 5 年的實務工作（考上前的實務年資不予計算）。「往回推 5 年，101 年之前考上社工師的 5000 多人都在這個母群裡面，至今為止卻才成立 21 家。」孫保珍說。

要成立事務所，第一個困難是資本，這也關係到後續的收入來源。「如果要好的物理空間、漂亮的會談室，當然花費會比較高。但有的社工師事務所就只用一個辦公桌搞定，因為它的收入來源比較多是應聘到外面去擔任講師、外聘督導，比起精緻的辦公空間，更需要的是人脈和過去的曝光度，這些被我歸類為『無形的資本』。」

孫保珍透過質化訪談發現，目前臺灣成立的事務所中，大多數社工師都在資金「無後顧之憂」（有存款、短期內收入不受影響）的情況下才選擇投入。至於無形資本的累積，則一部分取決於「行銷」的能力。

「你必須知道自己具備哪些知能，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專業知能和人脈。」孫保珍認為，人脈累積不是一個「刻意」的動作：「社工生涯裡，我們同業之間會有很多碰撞，比如個案研討中，我做相對人（家暴事件中的另一方，相對於受害人），你做受害人；我做自殺方案，你做精神醫療等。過程中，我們是彼此欣賞或有微詞，或是你所展現出的圓融，馬上就能讓別人認識你、知道你的狀態。」

「社工資歷必須夠長，過程中要足夠認真，專業知能也必須不斷增進，等要成立事務所需要人脈的時候，大家就會來找你。」孫保珍說：「我過去做自殺防治業務，有些講座會邀請我，監護權調查訪視又和過去我的兒少服務經驗相關。投入事務所，大概都以這種重疊方式延續過去涉獵的領域。」

「有些資深社工師預備成立事務所的風聲一傳出，就會有機會等著他（她），類似『你要開業太好了，我這邊有個什麼案子你能不能幫我接？』，就我所知很多社工師在成立之初就有（方案）了。」

收入來源：自費個案、承接委託案與政府方案

「事務所的收入從哪來？」是在籌集資本之後的第 2 個挑戰。根據經營模式不同，社工師事務所的業務收入大致來自 3 種模型：

1. 自費個案

即「使用者付費」，案源來自民眾主動求助，社工師提供個人心理諮詢、伴侶諮詢等專業服務，以小時計費。

2. 承接案　

承接案的案源包括學校、社區講座請社工師擔任講師、帶團體，或到社福單位擔任外聘督導（針對工作者培訓），或承接監護權調查訪視等。這種模型的特色是受到單位（民間或政府）委託，以案件數計價。

像擔任講師這樣的承接案，鐘點費大約 1600 元，聽起來單價很高，但收入其實不固定。「有時月收入高、有時月收入低，其實不一定。例如接了連續 3 天的講座，這個月收入就很高，但下個月不一定有這樣的機會。」

3. 專案方案

此模式和一般社福單位承接政府方案，意思相同。「社工的生態是這樣的：如果你的收入來自承接政府方案，那麼每一年都是新的開始。對於許多社福單位來說，沒接到政府或其他方案，對機構的影響會很大。」孫保珍說：「而事務所當然也有這樣的情形，但如果事務所在資金部分無後顧之憂，就算今年沒接到方案，至少明年也許還能捲土重來，它有本錢可以等。」

不過事實上，許多年輕社工師在成立之初並沒有充足的資金可供周轉，因此事務所的部分財源如果來自政府方案，如同一般社福單位，同樣潛在某種程度的不可控。

孫保珍分析，承接政府方案的月薪酬通常是 33000 元起，若加上社工師加給、利用下班時段再接一些單案，收入也許可達 40K。但最主要的差異，還是在經驗與感受：「社工師在其他社福單位被聘用，沒有辦法只做方案，往往還有其他任務，比如執行單位輪班、單位辦理活動、投身單位使命宣傳等。但如果你是經營事務所，要完成的只是自己事務所的目標。你的目標是什麼，都由你決定。如果我的目標不是別的，只是對這個方案的業務心有所感，我就可以很專注的進行它。」

專心做好方案、投入對服務族群的託付，這個心願很合理，但對基層社工來說，卻常常遙不可及。孫保珍形容：「在一般社福單位，那樣的專注往往會被瓜分掉，甚至產生衝突。」

「社會工作」與「使用者付費」的權衡

即使有上述 3 種財源，但各事務所的收入組成其實有很大的歧異。有些事務所負責人月收入 4 萬到 10 萬不等，但也有負責人得以兼職方式（如到大學擔任講師）來補貼事務所開支。且 3 種財源各自有其利弊。

就孫保珍過往的經驗，找事務所做心理諮詢的自費個案，通常社經地位較高、議題較私密（如夫妻關係、親子關係），且接案脈絡不見得和事務所的地緣位置有關係（例如從其他地區風聞而來，或在講座後提出諮詢的求助者）。

對此，成立社工師事務所已屆 11 年的陽明大學衛生福利博士候選人何立博也表示，如果事務所的收入組成大部分來自應聘擔任講師或外聘督導，和社區的關係確實會比較薄弱。他因此會想一些其他的辦法，希望事務所能向著社區的需求開放，與社區變得熟悉：「我會辦一些活動，讓特殊小朋友和一般小朋友都可以來參與，我的場地社區民眾也可以借用來辦活動。」

關於自費個案，美國也曾引起相關的討論。在《背信的天使：社會工作者如何背離了他們的使命》（Unfaithful Angels: How Social Work Has Abandoned its Mission）一書中，便曾探討 1990 年初期，美國社會工作者「私人執業」風氣正盛，但服務內容卻不成比例的走入「心理治療」中，使得要找到提供諮詢服務的私人執業社工很容易，但要找專長為連結喘息服務、老人／兒童照顧的私人執業社工卻很難。書中因此批判美國社會工作如何從傳統的軌跡與使命，亦即對社會正義與社會凝聚的關心，轉為安撫中產階級的焦慮。

至於政府方案，何立博則約從民國 100 年開始就不考慮承接。他認為對事務所而言，政府方案不是一個可行的出路。「因為政府方案沒有補助百分之百的，好的方案大概也只補個 80% 的經費，一般 NPO 的解決之道就是靠募款去籌其餘的 20%，理想的話剛好可以打平。」然而根據法令，事務所不能募款（註 1），大部分政府方案卻又不能核銷如辦公室租金、水電費、電話費等支出項目，「算下來一個方案平均會虧大約 20%，接得越多虧得越多。」

也因此，何立博的社工師事務所會採用「使用者付費」：「例如我們的早療服務，個案家庭付費給我們，持我們開立的收據可以得到政府補助。不過補助的金額不大，以今年宜蘭縣政府為例，療育費用及交通費用合併計算，每人每月最高補助金額為新臺幣 3000 元整（包含療育費 1 小時 800 元與 1000 元交通費，等於一個月只能上 1.5 小時），低收入戶每人每月最高補助金額為 5000 元。」

雖說「使用者付費」，很多案主還是有經濟上的困難，事務所收不到公定價（1 小時 2400 元）是常有的事。「目前採用的是『自由回饋』，也就是付費金額多少由案主自己決定，而非由社工師評估他（她）的經濟狀況再決定收費。」何立博強調：「我希望我們跟個案是平等的關係。我的信念是，社工應該優先服務社會底層的弱勢族群。」

「和弱勢收費，合理嗎？」重點在於選擇權

何立博及孫保珍都提到，基於社工倫理、講求案主最佳利益，開案前都會先跟個案說明現有的資源是哪些，其中哪些是免費的、哪些是自費的。「對於經濟弱勢的族群，會優先建議現有的免費相關社福資源。」

不過，其實對於社經地位較高者，即使同樣有既有的社福資源可使用，卻尋求事務所的服務，這樣的「選擇」動機當然很多元，面子文化可能是其一（向社福單位「求助」和向事務所「洽詢」的主觀感受不同），個人對不同資源提供單位的觀感及信任，或是否談得來也都是其中的細緻因素。

關鍵在於，服務使用者想要找「誰」、能否根據自身意願／需求選擇服務？這同時標示出社工師事務所發展的可能性，也顯示人群服務確實會在細緻之處影響社工師和委託人的契合。如同孫保珍所言：「我們的收入是執行業務所得。我們自己就是一塊活招牌，個案大可衝著我們的口碑而來。」

以往，經濟弱勢的案主少有機會表達對服務的期待、少有機會「選擇」服務，也不能決定自己要被服務多久。甚至，案主本身想不想被當成「弱勢」來服務，也是一個重要的思辨。例如，婚姻暴力的相對人有情緒支持的需求，但他算不算「弱勢」？被標籤汙名但極富有同志，算不算「弱勢」？依此邏輯，也可舉出相反的事例。

也因此，何立博的做法就顯得很特別：「如果我已經把既有的社福資源告訴案主，案主還是覺得跟我聊起來比較有感覺，我會比照我剛才提到的自由回饋機制，讓對方自己決定能負擔的費用。我希望事務所的盈餘能被用在，讓那些原本無法負擔費用的人不起錢的人也能使用到專業的服務。」

何立博認為，事務所的經營有望實現案主／社工師之間的雙向選擇，也帶有重分配的正義意涵（案主能根據能力自評付費、經濟弱勢也能接受專業服務）。但他也坦言，這樣的經營模式即使在事務所裡也算是少數。

即使被允許成立，業務範圍卻處處受限

從社工師事務所的前景來看，它可以是社工人的夢嗎？就社會政策的變遷來說，何立博認為就目前看來，沒有前景。

何立博事務所成立時，當時專責單位還是內政部，「請教它關於社工師事務的規畫，得到的回應是：『我們就看你們怎麼做再說』。」因為社工師法並無具體規定事務所可以從事什麼業務。

「社工師事務所」可以做些什麼，過去只出現在《老人福利法》，根據民國 104 年修正的《老人福利服務提供者資格要件及服務準則》第 16 條，社工師事務所可提供身體照顧及家務服務；同法第 19 條，明定社工師事務所可提供關懷訪視及電話問安服務。「我過去樂觀認為，這是社工師事務所可以發展的方向。」何立博說。

同時，長期照顧法（以下簡稱「長照法」）亦保障在長照法實施前便已經在提供長照服務的人和機構，能持續提供長照服務。（註 2）「但我今年申請時，發現長照法子法把『服務提供者』的名稱定死了。」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3 條規定，長期照顧服務機構申請人只能來自公立長照機構、長照機構財團法人或長照機構社團法人、個人設立、法人附設與團體附設，故「社會工作師事務所」無法申請。

何立博的感覺是：「從內政部到衛福部，十幾年來政府的態度都一樣。無論是社工師法還是社工師事務所，政府在立這些相關法規時，並未具備對於『社工』這個產業的理解與考量。」但讓他尤感訝異的是，當他發信給「社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期待協力解決，得到的回應是：「這個倡議歷程時間漫漫，建議向所在地縣政府申訴處理（走行政申訴）。未來有機會也將倡議此議題，感謝告知。」

「一般公會專業組織，對自己專業團體工作權被縮減的時候，應該會有很立即的反應，但連我們自己人都不太重視的時候，誰會重視你？」何立博說。

綜上所述，要成立社工師事務所需有 5 年執業時間，收入組成必須自行規畫創造且無法收受捐款。但另一方面，無形的資本（人脈、專業知能等）在社工生涯中可以累積，有形的硬體設施完備或豪華度則可端視需求而定。至於要受雇於社工師事務所，雖無硬性規定，但通常都被期待要擁有社工師執照。

然而，自費個案、承接案，一般自由社工師就可以接，社工夥伴也可自創合作社及協會來承接政府方案，甚至不需具備社工師身分。若立法中無明確規定「社工師事務所」的業務，那麼成不成立好像都沒有太大差別。何立博就坦言，有許多社工夥伴在向他請教後，便打消了成立意願。近日何立博已送件衛福部信箱，請其解釋何以社工師事務所不在長照服務提供者之列。雖對社工師事務所前景不看好，但他仍在努力。

既非營利也非功德，找回社會工作的專業與彈性

而孫保珍對事務所的看法則較樂觀：「社工這個領域的升遷機會真的很少，頂多就是督導、主任，很多人永遠都是『資深社工』。以往我們靠專精的領域來作區別，例如告訴別人自己的專長是哪些。而現在因為事務所，社工有了另一個生涯選擇。」這意味著在有限的垂直流動之外，年資及精通領域也可以成為社工的無形資本。

若年輕一輩想以成立事務所為目標，孫保珍的建議是專精的領域不用「過 3」。「專業需要累積，不用跳來跳去，但也不能只精通一個，因為社福趨勢變化太快，事務所的經營也扣連整個社福產業的變化。我還是覺得，社工需要保持一定的能動性。」孫保珍最後為社工師事務所下了一個註解：「社工師事務所既非『營利』也不是『功德』，它的核心就是彈性與專業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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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註 1：社會工作師事務所的型態在國稅單位被歸類在非營利事業（而非「非營利組織」），有統一編號，可以開立收據，所有盈餘合併在負責人的綜所稅報稅扣繳，既不能募款也無法接受捐款。（引自江季璇，2012）且根據《公益勸募條例》第 5 條，條例中所稱勸募團體包括公立學校、行政法人、公益性社團法人與財團法人，社工師事務所不屬以上任一種，故不能募款。

註 2：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22 條，前條第 3 款及設有機構住宿式服務之第 4 款、第 5 款，長照機構應以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以下合稱「長照機構法人」）設立之。公立長照機構不適用前項規定。此法施行前，已依老人福利法、護理人員法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設立、從事此法所定之機構住宿式長照服務的私立機構，除有擴充或遷移等情事，不受第 1 項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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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1. Specht, H., & Courtney, M. E. (1995). Unfaithful angels: How social work has abandoned its mission. Simon and Schuster.
2. 江季璇，大社會小社工師小而專精的開業路（2012，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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