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著道德十字架的業務員：NGO 街頭募款員的告白

 

作者／黃隆    Goodjob 職場透明化運動

站在街頭幫 NGOs 募款的募款員受僱於誰？平常在做什麼？街募真的有效益嗎？

懷抱熱血而來的募款員經常為哪些事幻滅？

臺灣的街募主要有 2 種模式，若有志入行該怎麼選擇？

傍晚 5 點，臺北街頭下起冷雨，星巴克的騎樓下，有數個穿著鐵絲圍繞蠟燭圖案外套的人，不斷對著來往行人喊著「願意支持難民嗎？」、「支持婦女兒童權利！」等口號，其中 2 個人在低頭、相互交談了一陣子後，默默拭去各自臉頰上的淚水。身旁的同伴發現了，靠了過去，似乎說了些安慰的話。

夜晚更深了，大城市的夜生活彷彿才要開始，但此刻，其中那位淚痕猶在的女孩，卻顯得有些茫然，望著車潮，已說不出太多話。

NGO 募款專員是叫賣？推銷？還是詐騙集團？

這些人通常被我們稱呼為「募款專員」，是近幾年來非政府組織（NGO）在臺灣正逐漸興起的街頭教育與募款的工作形式。通常，街頭募款專員會受雇於臺灣在地或國際性的 NGO（或其委託的企業）進行工作。意即，他們都是正職人員，而非志工。

募款專員最重要的目標，是能藉由現場一對一的理念溝通、介紹，為 NGO 找到當下能以信用卡或金融卡「定期定額，小額捐款」的支持者。

約在 2017 年 2 月中旬，我進入由香港來臺開設的智善社會企業服務，主要的工作內容，便是在街頭為國際特赦組織臺灣分會（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進行街頭教育與募款，有時也要兼辦一些現場活動。對於這一行不是這麼了解的人來說，聽到社會上竟有這種型態的「工作」，除了新奇感，難免也會覺得「怪怪的」。究竟，這些人是不是詐騙集團、健身房推銷員？還是信用卡、拉保險的業務？就算都不是，那麼這個「行業」背後又存在著怎樣一種營運模式？

甚至，如同我們工作時常感覺到的、許多民眾欲言又止的，基於對陌生事物的不信任感一般，我甚至也懷疑，這裡頭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祕密嗎？

為什麼 NGOs 開始上街頭募款？

街頭募款，較正式的名稱為「直接對話式募款」（Direct Dialogue）。這種募款模式的誕生，主要也是因應現實環境。國內外許多 NGO 為了讓組織維持公正獨立性，不接受政黨或企業的捐款，僅能接受一般個人名義小額性的捐助。但如果只倚賴如網路月捐、募款餐會等傳統的募款方式，效果通常很差。

此外，臺灣的 NGO 普遍面臨的財務困境已是眾所周知。NGO 的人力、經費，往往都必須在極為有限的狀態下不斷透支，員工甚至要陷入無止盡自我剝削的高壓生活中，領著極其微薄的薪資。因而有不少 NGO 工作者都習慣自我調侃是在「做功德」。許多優秀的人才往往也在幾年後，因工作太忙壓力過大而累垮身體，或者因薪資無法平衡生活條件，最後只能無奈離去。

有沒有一種既能夠為 NGO 達到宣傳效果，又能當場邀請社會大眾捐款的方法？近幾年來，國外街頭募款的制度就這樣被順理成章的引入臺灣。

街頭募款始於 1995 年的奧地利，最初由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Greenpeace）開始推動，在歐美國家已經行之有年。現在我們行走於歐美的城市街頭，也會發現有不少 NGO 的募款員，拿著一本資料夾或平板電腦在路上爭取行人的注意。這些募款員自然都是有受薪的正職員工，然而，這種工作真的具有效益嗎？難道募集到的經費足以打平自身的薪資水準，甚至能維持 NGO 的運作嗎？

入行菜鳥為何幻滅？業績與裁員壓力

我先前任職一年的智善社會企業，是香港眾多專業募款公司之一，這次希望擴大海外據點，來臺灣尋找客戶，而他們在臺灣的第一個服務對象就是國際特赦組織臺灣分會。然而智善並不算是最早來臺做街頭募款的，在我們之前，臺灣就已經有綠色和平組織、香港商創價管理顧問公司等經營多年。綠色和平選擇自己籌辦募款團隊（我們通常稱呼為 In-House Team），國際特赦組織則是委外經營。

在臺灣，會選擇進入這一行的人，除了為了養活自己，常常也是對這個社會懷抱熱情與憧憬，希望直接或間接的實踐自己的社會理想。但就像前面提過的，作為募款員是有支領正職薪資的，其職責就是爭取更多支持者加入「月捐計畫」。因為並非單筆、而是每個月的捐款，因此募款員每天至少得招募到一位以上的民眾，數個月後就可為 NGO 帶來可觀的經費挹注。

但現實情況卻並非總是理想。天候狀況、募款員能力的強弱、地點環境等都會影響績效的好壞，NGO 基於成本考量，自然有其「業績」上的要求，募款員也會因為達不成業績而面臨裁員。

這正是許多剛入行、充滿理想的年輕人無法適應的部分，其中有不少人因這種現實考量深感幻滅，自覺受到了傷害而離開。他們自認真心喜歡這份工作，也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怎麼還會被 NGO 或社會企業裁員？跟「外面」的私人公司一樣，業績掛帥式的將員工裁撤，直觀上難道不是很違反 NGO 的精神？

身為 NGO 的業務，不能「太業務」

除此以外，對於募款專員而言，背著 NGO 的招牌、做著「業務」性質的工作，比起「一般業務員」，反而更加尷尬、困難。

既然是業務，背有業績壓力，那麼它的工作型態與其他保險、銀行、健身房的業務理當沒有不同，自然也有一套「銷售話術」。在街頭，這些話術的目的除了要說服與打動民眾，通常也會給予民眾某種程度的心理壓力。因此我們偶爾也會被民眾投訴，有些人覺得自己是被「強迫捐款」了。

投訴民眾會（對我們來說有些弔詭的）說：「NGO 推動募款，怎麼搞得那麼像『外面』那些商業氣息的『業務』呢？」

主管甚至會因而要求有些話術不能講，或者至少修正成毫無殺傷力的「普通話」。我們時常開玩笑說：「這就好像要求戰士上戰場，卻又出於道德要求他們不准帶刀帶槍一樣。等於被人先砍去了手腳。」

此外，即便民眾願意捐款了，金額多少也是考核的指標。如果該民眾每月捐款沒有到一定金額以上，則該張捐款單不能列入成績。我們若假設 NGO 的要求是月捐 300 元，而該民眾最多只能贊助每月 200 元，那麼你就只能算是自認倒楣做了白工。而在那個關鍵時刻，通常就存在著人性的考驗──

身為募款專員，如果你發現當天自己就差了一張單，你會不會繼續（帶點壓力的）說服該民眾每個月多捐 100 元，否則明天就會被考核掉、沒了飯碗？還是乾脆吐露實情，讓民眾帶點同情的多支持那 100 元？這種做法又是否傷害了 NGO 素來給人的良好形象？

看到這裡，應該就會發現外表看似亮麗正面的 NGO 街頭募款背後，其實存在著許多不那麼光明美好的現實面。而且不要忘了，我們工作的場所並不是在溫暖舒適的咖啡館或辦公室裡，可以細緻處理每個民眾的問題和感受。

實際上，我們在戰場般的街頭擁有的對話時間大約就是 10 分鐘，你必須有能力在短時間內快速判斷他／她是否對你的議題有興趣、有意願、有時間、有信用卡、有財務能力。同一時間，你還得不斷忍受拒絕、不友善的神情和語氣，甚至面對部分民眾無理的指責與批評。

募款專員也是人，要完美的處理每個民眾的反應可說是不可能的任務，受挫是常態，沒有強大的心理素質很難長久勝任這份工作。

被騙與賣慘：募款員的職業傷害

除了要對抗內在或外在的心理壓力，還有種種自我人性的考驗，募款專員在街頭上被民眾欺騙可說是家常便飯。臺灣民眾並不擅於拒絕，對於表達內心真實想法會感到「不好意思」，因此常常有民眾抱持著「反正你不知道我是誰」的心態留下假資料。更多時候，則是以事後不接電話、不回簡訊、各種已讀不回，甚至封鎖的方式來回應。

有些極端卻常見的例子裡，我們發現募款專員已經盡其所能與民眾確認捐款意願，甚至表示如果事後臨時有狀況無法捐助，也希望能接起電話來明確告知，而當下信誓旦旦、誠心誠意口頭承諾的民眾，最後卻仍選擇以不接電話的方式回應，讓募款專員感到相當受辱。

遇到以上種種，對於募款員的心理狀態其實是很大的考驗，「街頭上的承諾不值錢」成為募款員最無奈的共識。

此外，因為時間有限，只能用 1、2 個簡短的故事帶出主題、介紹 NGO 的工作，因此講那些直覺上最「感動人」的故事，成了募款專員最「合理」的選擇。只是日復一日口述相同的故事，久了不但產生心理疲勞，也讓募款員一度懷疑自己只不過是在利用他人的悲慘故事賺錢罷了。同時，更因為每天都要背負業績壓力，募款員很容易就在反覆的煎熬中逐漸喪失熱情，也遺忘了募款的初衷，自我異化而不自知。

募款員的歸屬感與工作保障

在街頭若長時間募不到款，更是無助。緊張、焦慮、鬱悶，都是募款員常有的情緒。這時，「歸屬感」就相對重要許多。多數人因此還是喜歡被 NGO 當作自家人對待的 In-House 型態，若委外給募款公司經營，與 NGO 本身就會「隔了一層」，募款員心裡總還是有一種「我畢竟不屬於你」的疙瘩在，對於嚮往 NGO 的人來說，不是那麼好的選擇。

此外，委外經營也會讓 NGO 成為「客戶」，募款公司必須滿足當初與 NGO 簽談合約時的種種要求，否則隔 1 、2 年解約也有可能，這對於在公司裡服務的募款專員而言相對沒有保障。尤其臺灣不比香港有非常多具備財力的國際 NGO（如世界自然基金會、護瞳行動、無國界醫生等 10 多間），臺灣的街頭募款月捐市場相對很小（目前有作街頭募款的僅有綠色和平、國際特赦組織臺灣分會、臺灣環境資訊協會等幾間），一旦解約，募款員很可能就會面臨被全部解散的命運。

我們可以試著想像某募款公司成績第一名的員工，明明個人表現良好，卻因公司整體成績不好而面臨失業。但在 In-House 的團隊裡，除非 NGO 自身出現財務困境，否則不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不過，這並不代表我否定了外包的做法。之前也有 NGO 嘗試自辦團隊，卻面臨失敗解散。因為相對而言，委外公司更有籌辦團隊與募款的實戰經驗，為了維持競爭力，也會盡量給出高於一般水準的薪資待遇。當然，他們對員工募款能力的要求自然也可能更加嚴格。

募款員與街募，該走向何方？

在這樣的街募環境下，有不少值得記憶之事。我的前同事是一個認真的街募女孩，留著短髮的她，總是帶著粗框眼鏡，操著犀利的話術與臺詞，一字一字滿懷誠意的邀請民眾捐助她所服務的 NGO。光是看著她的眼睛，就能感受到她的靈魂。但幾個月後，離開了，在網路某個平臺上發表了她對募款團隊的看法，言語充滿怒氣與斥責，還有對這個行業的全然失望。

在現今臺灣募款界的生態裡，美好的理想與業績壓力似乎成了互斥的因子，同事的事令我覺得遺憾，又不覺得只是個案。許多募款專員同樣感到心灰意冷，又或者每天活在不知何時會被裁員的恐懼中，惶惶度日。

但值得慶幸的是，臺灣目前已有少數募款團隊意識到種種制度上的不合理之處，開始將募款金額標準等規定下修，讓募款專員不必再為了少許差額不斷說服民眾，施加壓力。我個人甚至認為，應該可以在適度拉高試用期成績門檻的同時，降低或放寬試用期後的成績考核標準，並多給予挽救的機會。否則，任何人都有一時表現失常的時刻，如果制度上不能給予一定的保障，那麼這個行業的生態只會越加惡化。

而文章一開頭，那位在街頭落下眼淚的女孩，最終則因為業績考核標準未過，只能離開募款團隊。她是個堅強的女孩，在街頭對 NGO 理念的投入與付出，也都是真心的。歷經近半年的奮鬥，最後一天在臺北冷冬的街頭，她終於在與主管的面談中流露了自己脆弱的一面，以及不捨之情。為了安慰她，我故意把話說得輕鬆，但知道畢竟不容易。街頭募款是一份特殊的工作，夥伴們朝夕相處，一起承受相同的壓力，也彼此打氣，累積了許多革命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