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公益部門大事 2（陳文良）：全球捐款下降、公益研究資源待建置、數位交流待提升、拒絕社會分化

 

承上篇：2018 公益部門大事 1（陳文良）：通過財團法人法、催生社會團體法，公益大環境陣痛變革之機

2018 年也越來越多團體開始超越方案成效的層次，針對全組織的績效來進行「影響力投資」所需要的專業知能，以將組織效益更量化的呈現（例如勵馨基金會的 SROI 評估）。

從 2000 年以來，方案成效評量的相關知識與觀念，已經逐漸成為公益團體專業工作者的基本能力，而今，帶著這樣的邏輯與資料整理能力，進一步推動社會影響力評估的大環境也已成熟。過去只有方案計畫規畫、執行人員、參與人員的評估，如今逐漸擴展以更多元的角度看待組織的服務所產生的具體影響。推動的過程很辛苦，但逐漸建立這樣的文化，對社會各界的支持做個交代，已是未來的趨勢。

國家應盡速支持公益部門研究資源

從這個角度思考轉型正義以及國民黨黨產公共化的議題，2018 年經過的歷程，我個人以為，應該捐棄黨派成見，探索臺灣缺乏的公益基礎建設，參考韓國經驗，快速趕上能夠吸納研究人才的智庫組織，讓這些能力與研究成果留在公益法人組織中，以補足臺灣因不被國際社會承認而出現的研究缺口。

在許多重要的國際組織中，國家的重要數據往往不被納入搜集對象，因而本土學者在進行研究時，因為資源有限，相較於其他國家的學者，本土學者所能引用的國際組織數據來源品質差距甚遠。我認識的幾位相關領域學者都是非常孤單的投入跨國研究團隊中，盡可能讓臺灣的研究結果進入國際會議中發表，讓我們的服務成果與相關議題不至於在國際社會中缺席。

韓國政府在轉型過程中，在社會福利方面陸續做了 2 件事：

1. 訂定社會福利基本法，據此成立了「韓國社會福利總會」，同時把位於首爾麻浦區的精華地段給了韓國社會福利總會，蓋了大樓，除了自用 2 層，其餘出租做為運作費用，並且得以雇用大量受過碩博士訓練的社會福利相關人才。最近的「臺、日、韓 3 國社會福利會議」中，來臺參加的韓國社會福利總會負責志願服務推動的團隊，便介紹了他們志願服務媒合平臺的成果（共 900 多萬筆媒合），同時運用大數據持續推薦志願服務機會給平臺使用者，非常有系統的推進相關工作。
2. 1997 年韓國通過了「公益金法」，派了 4 位成員分別到美國、臺灣、香港、新加坡深入了解聯合勸募以及公益金組織的運作模式，韓國政府也把過去屬於政治管制、類似臺灣「警備總部」的一棟大樓給了韓國公益金，以同樣的模式讓韓國公益金經營，使他們得以將募得款項 100% 用於資源分配，營運收入用於人事費用，薪資水準則保障準用公務人員規則，當年來臺訪問的友人，2018 年底已光榮退休。

一樣 20 年過去，臺灣的相關組織卻仍在原地踏步，被選出來當理事長的人都要非常辛苦的耗盡自己的人脈關係，對內尋找資源，對外爭取國家的國際地位和重視。事實上，這些組織要能夠施展得開，為臺灣社會帶來更多貢獻，其實需要的也不過是婦聯會或救國團資源的九牛一毛，許多應該善用的資產卻被當成少數人的資源和舞臺，未能成為公益領域應有的基礎建設資源，實在非常可惜。

韓國的模式當然有其民族性使然，集團化、大型化，相對而言也就是官僚化與政黨輪替的鬥爭問題，這 2 個組織也都有這方面的困擾，也有人批評這種模式未必符合公民社會發展的期待。但是，從 20 年累積的成果來比較，韓國的社會福利相關學者對於各項問題的深入研究，以及其研究成果的發表與運用，跟韓國公益金在企業募款與個人募款、高額捐款人圓桌論壇等方面的規模、經費運用的規畫和計畫格局，都是東亞國家中令人欣賞與羨慕的。

全球捐款下降，臺灣捐款人數維持 3 成多

世界捐贈指數（World Giving Index）2012 年以來的統計，說明了全球 GDP 的變化與公益行為的相關性，不過，在「從事公益行為」的因素中，幫助陌生人的人口比例與文化宗教等社會因素關係更為密切。值得一提的是，世界捐贈指數的調查是透過蓋洛普公司全球各國調查訪問了 15 萬人，主要依 3 件事情累加分數：最近一個月曾經捐錢給公益團體、曾經從事志願服務以及曾經幫助陌生人。

其中，連續多年得到第一名的緬甸，在 2018 年的報告中首度跌落至第 9 名，被印尼所取代，臺灣近 2 年來則從 52 名掉到 64 名，鄰近的中日兩國也都分別從 138 與 111 名掉到 142 與 128 名。其中，臺灣在「捐贈行為」方面近 2 年來的排名分別是第 39 與 47 名，從事捐款行為的人數比例推估維持平盤，在 33-35% 之間。

整體而言，捐款下降是過去一年的趨勢，全球除了非洲國家有成長，其他區域都有下降情形，執行這個調查的英國慈善資助基金會（Charity Aid Foundation）建議各國政府要做以下 3 件事情：

1. 對於公益組織的規範要保持公正、一致與開放性
2. 創造一個方便捐贈、想要捐贈的大環境
3. 讓公益組織成為社會的良心，而且尊重這個領域的獨立自主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可以檢視回顧上述提到的國內相關法令規範、執行經驗面以及整體公益環境等，是不是一個能鼓勵人們關心相關議題、願意協助需要的人、願意捐款支持、從事志願服務工作的環境。

公益創業家崛起，進入政策影響體系

令人欣喜的是，2018 年我們看見許多社會創業家開始有了令人眼睛一亮的表現，包括 One-Forty、Skills for U 等新世代的公益創業家崛起，觀察其特色是非常自主性的投入了興趣領域，結合志同道合的跨專業夥伴以創業的形式成立組織，沒有受到傳統公益團體受限於組織屬性的阻礙，很快將問題與主張在網路上得到一定的聲量，用了非常淺顯易懂、吸引閱聽的文案與影片，讓目標對象快速認識複雜的議題。

此外，他們所提出的解決方案，得到了一定數量的穩定支持者，甚至受到相關企業與政府單位的信任與肯定，能夠進入政府決策參考的委員會中，針對具體政策提出主張和建議。

2019 年，讓「打紀錄」成為真正有效的專業交流

去年提到的、政府相關政策的福利服務系統（參考：2017 公益部門大事（陳文良）：勞雇關係撕裂、113 流標、宗教團體法受阻、文書作業壓垮基層），日前在拜會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時得知，政府已經開始透過「促進行政數位化」改善平臺「行政院公共數位創新空間」、系統和網站，引導政府官員如何規畫符合開放政府的觀念，以資料交換的方式來規畫標案。因此，未來對於影響社會大眾權益的系統標案，可望在這樣的規格下對外招標，希望很快能讓我們的基層社工不再發生「半夜上傳資料比較快」這樣的事。

最近也跟社工專協的理事長、東海大學的鄭怡世老師談到，將個案管理系統導入更為便捷的解決方案中，試想，如果能在不妨礙個案隱私的前提下，因為大家共同使用系統填報各種個案資訊，這些大量的訊息應足以分析使用者所填具的案主問題情境、各面向能力，因而在研擬處遇（輔導計畫）時，系統便能跳出處遇建議，例如在類似情境下，通常有哪些因素還需檢視、有哪些選擇經常被提及等，供使用者參考。如果能夠結合計分方式，或許所提出的處遇建議受到越多人肯定的使用者，還可以獲得未來取得督導資格的累計學分。

如此一來，讓實務工作者願意在系統中專業互助的合作，讓看似孤單的社工能夠在專業上得到同儕與資深工作者的建議，那麼，這些系統的填寫就不再只為了符合法定程序與要求而上傳，而是為了確認每位社工所規畫的處遇措施是否已考慮足夠的因素，符合案主最佳利益。這樣的回饋機制，也才有機會蒐集到完整的訊息，作為決策判斷的依據。如果這種「便捷的社會工作方法」（Smart Social Work Practice）能在臺灣落實，我認為其實臺灣是有能力累積這種軟實力的國家。

繼續發揮社區與公民力量

回顧 2018 年、邁入 2019 年的當下，出現許多引起社會震盪的兒童保護案件，臺灣社會因為網路的效應快速傳播容易引起情緒波動的社會事件，試圖「展現社會正義」。

這讓我想起在美國念書時，曾經在費城的兒童保護處實習，這是費城市政府最常被媒體與社會大眾攻擊的部門，因為每出現一個案例就會被抨擊「政府無能」、「龐大官僚人力沒能夠預防一條人命的損失」。事實上，兒童虐待案件與經濟發展及社會安全息息相關，兒童保護部門是最不得已的一道防線，社區的力量展現於我們是不是一個習慣於關懷陌生人的公民社會，從不同的國際組織所做的調查中皆可見，臺灣的整體評價都在前半段，甚至是前 35%，是一個體質不錯的社會，絕不能被有意分裂我們而意圖從中獲得政治利益的外力加以破壞，這是我們應該彼此互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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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陳凱翔：「創新規模化之前，好好聆聽屬於人的故事。」／2018 NPOst 年會後報導（One-Forty）

黃偉翔：「熱熱的手得搭配冷靜的腦袋，解決社會問題需重視政策影響。」／2018 NPOst 年會後報導（Skills for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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