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弭社會不平等，工會和非營利組織應是天生盟友
作者／ 艾美・B・狄恩（Amy B. Dean） 譯者／賴慧玲
去年夏天，美國私人慈善機構福特基金會（the Ford Foundation） 發表一份轟動業界的聲明。《公益紀事報》（the Chronicle of Philanthropy）的標題簡要的點出了聲明的內容：「福特調整重心，補助金全投入不平等議題」。
雖然福特基金會的焦點不只是經濟上的不平等，還包括性別、種族和族群的差別待遇，但美國國內外貧富差距正在持續擴大，為福特基金會的決策提供了關鍵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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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福特基金會之前，已有其他慈善基金會提出提案來處理不平等問題，包括羅素塞吉基金會（Russell Sage Foundation）、克萊斯基基金會（the Kresge Foundation）、開放社會研究所（the Open Society Institute）、加州捐贈基金（the California Endowment）和羅伯特・伍德・約翰遜基金會（the Robert Wood Johnson Foundation）。更廣泛來看，隨著《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和《今日心理學》（Psychology Today）紛紛報導經濟差距的持續擴大，會降低公眾健康和其他生活品質指標，已有越來越多人意識到不平等所帶來的社會成本。
不過，美國最大慈善組織之一的福特基金會開始致力於促進社會平等，也提出一個重要的問題：勞工運動現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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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的盟友，為何變得疏離？
歷史上，工會一直是倡議勞動權益的主力，也在過往縮減貧富差距的努力上，扮演了關鍵的角色。二次大戰初始之際，美國經濟繁榮，工會的努力改善了工人家庭的經濟條件，催生了中產階級，也為沒有大學文憑的勞工提供足以維生的工作。1970 年代以來，工會開始式微，美國中產階級的經濟安全也同時受到侵蝕。
不過，儘管工會的成就斐然，有組織的勞工往往被排除在許多非營利組織和慈善工作者的社會情景中。在 2006 年一篇文章裡，《史丹佛社會創新評論》（SSIR） 的總編輯艾瑞克・尼伊（Eric Nee） 問了一個非常即時又辛辣的問題：「為什麼非營利組織老是在談與企業和政府攜手合作，卻鮮少說要和工會建立夥伴關係？」
尼伊認為，「工會和非營利組織是天生的盟友，有許多共同關注的議題，包括健康照護、教育、住宅、社會正義和環境。」不僅如此，藉著促成美國中產階級的誕生，工會成員讓美國上百萬人得以擁有不錯的健康保險，和能夠負擔的穩定住宅。如此，非營利組織才能夠專注處理一小部分需要協助的客群。如尼伊所言：「如果不是因為工會的努力，非營利部門要做的工作會比現在多得多。」
工會與非營利組織之間司空見慣的疏離，也反映在公益界裡。在過去，勞工和基金會之間的關係令人緊張。從法律層面來看，工會的經費來自成員的會費，無法獲得基金會的資助。文化上來說，工會是勞工階級的組織，基金會則是有錢資產家的組織，2 者之間充滿張力和火藥味。勞工和慈善工作之間的鴻溝之大，連研究文獻都鮮少觸及這個議題。1990 年代少數幾篇相關文獻──包括李察・馬格（Richard Magat）的哥倫比亞大學學位論文。這篇論文在 1998 年以《不太可能的夥伴：慈善基金會和勞工運動》為題出版成書。馬格認為，2 者之間最好的關係也不過是彼此矛盾，而且只會變得比這更糟。
新型態 NPO 方興未艾
幸好，從馬格動筆至今，2 者的關係已經大大演進。自 1990 年代開始，工會和他們社區組織的盟友開始進行實驗，試圖創造出一種非營利組織的新類型──這種組織雖不是工會，但能協助倡議勞工權利、落實勞工法案、讓低薪工作的剝削惡行無所遁形。由於這種組織可適用 501(c)3s 免稅條款，他們可以同時接受勞工組織和基金會的捐助。
這種新型非工會勞工組織在過去 20 年逐漸嶄露頭角，現在被稱作「alt-labor」，顯著的例子包括美國家庭傭人聯盟 （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Alliance）、勞工家庭夥伴關係（Partnership for Working Families）以及餐飲機會中心聯盟（Restaurant Opportunities Centers United）。近年來，這些各式各樣的 alt-labor 組織已在一些提升薪資和員工保護的關鍵戰役上，擔任核心要角。
於華盛頓參與抗議遊行的美國家庭傭人聯盟成員。圖片來源／https://goo.gl/yJGwIq
Alt-labor 組織的崛起，不只為慈善機構創造了對抗不平等的新角色，也為基金會、工會和非營利組織之間開啟了新的夥伴關係路徑。早期便投入資助 alt-labor 組織的慈善基金會，包括庇護岩的一神普救派維奇計畫（Unitarian Universalist Veatch Program at Shelter Rock）、麥凱基金會（McKay Foundation）、索里達戈基金會（Solidago Foundation），和新世界基金會（the New World Foundation），這些慈善基金會都設有小型捐贈基金。
而直至 1990 年代末期福特基金會的加入，才為 alt-labor 組織的前景注入一劑強心針。福特基金會於 1997 年提供一筆補助款給「工作夥伴關係」（Working Partnership），該組織是 1995 年成立於矽谷的勞工社群協作團體。今日，福特基金會推出 BUILD 計畫（BUILD program）。這個為期 5 年的提案將強化社會改革團體的基礎結構，資助對象包括許多知名的 alt-labor 團體。
結夥共同對抗不平等
如果捐款者真的有心消弭社會的不公平，就需要提供更多像這樣的資金。支持教育、人力發展和創造就業機會固然值得稱許，但還不夠。我們需要力挺倡議團體，讓他們確保社會中被創造出來的工作，都是能夠照顧生計和支持家庭的好工作。在美國中產階級興盛的年代，許多最有遠見和能力的倡議者都是加入工會的勞工。而在我們當前的新鍍金年代（new Gilded Age），基金會和慈善團體如果願意向勞工團體尋求合作夥伴關係，打擊不平等的成功機率可望大幅提升。
作者
艾美・B・狄恩（Amy B. Dean）
為提供社會改革諮詢、設計和研究的 Management Assistance Group 資深顧問，也是世紀基金會（The Century Foundation）的成員。她與大衛・雷納茲（David Reynolds）合著《全新的新政：地區性的行動主義將能如何重塑美國的勞工運動》（A New New Deal: How Regional Activism Will Reshape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一書。
原文出處：If Foundations Want to Tackle Inequality, Labor Must Be a Partn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