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兒虐會發生？從個人、家庭、社區到政策法律層面，檢視兒少受虐因素

by NPOst 編輯室 · 21 1 月, 2019

文／劉紋伶　社工師

這些年兒虐事件頻傳，每有新聞報導之時，兒虐議題則會被重複討論及檢視，然每一次的風波減退後，大眾期待有所改變，但重複發生兒虐事件時，除了心疼、氣憤，也對這樣的政策與社會環境失去信心。

我們真的想問「到底怎麼了？」、「問題到底出在哪裡？」、「為什麼總會有兒虐事件發生呢？」

在慣於「究責文化」的社會脈絡下，以下就個人（微視系統）、到家庭社區學校（中介系統）至政策法律（鉅視系統）等來思考，兒少受虐因素與政策制定等並非為單一因素，也期待可減少網路或媒體報導所產生的迷思。

圖／Jonathan Weiss @ unsplash

暴力事件並非單一因素造成，應先了解受虐背後的結構議題

根據衛福部保護服務司 2015 至 2017 年這 3 年的統計資料觀察，我們可發現一些施虐者樣貌如「缺乏親職教育知識」（含習慣於體罰或不當管教）、「婚姻／親密關係失調」、「藥酒癮與精神疾病」的比例較高，此統計為複選題，亦即，並非單一因素導致兒虐發生。此外，就施虐者個人特質而言，以 30-50 歲、施虐者為父母者最多。

就以上的數據，可以得到幾個發現、限制與迷思──

施虐者並非僅為「小爸媽」、「父或母同居人」，其為兒虐事件中的一部分，但因媒體曝光量而使大眾產生此認知，父母離異後若結交異性朋友也並非與兒虐產生正相關。受虐原因為多重因素，應避免單一因果關係標籤。
兒虐的施虐者樣貌是整個社會結構的議題，若我們習慣歸咎於「個人問題」，則容易對施虐者冠上「情緒控管問題」、「不務正業／懶惰無法工作」、「只要有心就可以做得到（就業、育兒）」等標籤。

圖／Jolin’s Photo @ Visualhunt, CC BY-NC-ND

在實務工作中可知，在如此處境中的父母常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在不友善的社會結構體制環境下（如職場條件限制、性別不平等、就業與育兒平衡的 2 難、補助條件嚴格、親友支持與協助不足等），這群父母常被社會排除在外，經歷多次挫折後，便降低生活穩定動力，或妥協於不對等工酬的工作，再加上面臨育兒與經濟壓力，重複循環之下，壓力負荷自然超重，若無資源協助，則易導致兒虐事件發生。

施虐者之暴力行為，雖是違法及無法容忍之事，但若要預防暴力行為，或許應先理解其脆弱處境，提供介入或補充性服務，降低虐待事件發生，若待事後矯正與司法介入之時，傷害已造成。

而每個人的特質、成長環境與面臨處境皆不同，應避免將自身價值觀套用於他人處境，這除了滿足自我優越感，對當事人並沒有正向協助，無助於解決問題。

圖／企鵝桑 @ VisualHunt.com, CC BY-ND

通報制度哪裡出了問題？

1. 民眾通報：通報不能一次解決所有問題

我們不斷推廣民眾必須要「雞婆一點」、「熱心一點」的概念，告知民眾若知道鄰居或周遭有虐童事件發生需即時通報，本意為拓展保護網絡，期待撈出未能受社政系統服務的高風險兒少，並在兒虐事件發生後再次進行宣導。

然而，通報制度某方面來說只是簡化了問題本質，讓政府「看起來」有在做事，規避了社會結構與資源問題。所有第一線的社工員都知道，並非「通報」就能解決所有問題，如果社會資源、結構、心理衛生體系沒有改變，那只是讓社工員個人承擔這些案家的困難與問題罷了。（參考：難以承受之重：一位兒保督導的觀點／洪娟娟）

對民眾而言，所面臨的是自己發揮熱心、鼓起勇氣通報後，卻看到事件仍重複發生未能改善，再加上對「兒虐」的認定與社政單位所定義的標準不一致，例如有些孩子可能只是天生氣質不同，比較會哭鬧，民眾常聽到有小孩哭便認定為兒虐，卻遲遲不見社政開案處理，因此對通報信任度打折，亦對社政評估、處遇（輔導計畫）流程不了解而產生誤解，難以重拾信心。因此，該如何讓民眾理解「通報不等於開案處遇，不等於安置」，但仍願意持續通報與關懷身邊周遭人事，是待思考的議題。

圖／Caroline Hernandez @ unsplash

2. 責任通報：增加各單位的敏感度，加強前端預防

對於教育、警政、醫療、社政體系等的責任通報，在實務工作中碰到的困境如下。

學齡前幼兒因年齡過小，無自理與保護能力，是實務工作中的重點服務年齡層，但此年齡層的孩子多在家中，不像其他就學中的兒少有校方關懷，他們所接觸到的單位多為「幼兒園／托嬰（育）中心」、「衛政」等。

幼兒園與托嬰中心的環境較封閉，曾在實務工作中碰到家長為孩子尋求幼兒園的過程中，多次遭到園方拒絕，只因園方認為兒少受虐或不當管教的風險性高，擔憂未來可能需進行通報而拒收；或園方得知個案父母有不當管教之事，則會請其辦理退學，避免園方後續還需要介入處理。雖然是少部分單位的例子，但也可觀察出，這些園方對責任通報或兒少保護敏感度可再增加。

而在衛政部分，現行兒少若未施打預防針，衛政單位則會與社政合作，確認兒少生活的概況與安全性。兒虐傷害若已進入醫學中心，通常已是重大傷勢，且虐待多非為單次事件，在受虐初期，成人多半購買成藥塗抹傷口或就近到小兒科就診，若能將基層醫療直接劃分進防暴體系，增加基層診所對兒虐事件的敏感度，判斷傷勢是否來自家暴施虐，就可加強前端預防。

圖／可樂嘉氷 @ Visual hunt, CC BY-ND

不被信任的保護／司法系統，考驗著社會中的每一員

1. 保護系統的困難

（1）對兒虐定義與處遇作為的期待不一致

兒虐事件發生後，首當其衝的就是遭受許多指責與歸咎的社工人員，但社工人員在面對社政體系流程、法律規定事項、兒少安全維護、大眾輿論因應等壓力之下，該如何以兒少利益為主進行處遇工作？如同「『孩子被虐，社工不用負責嗎？』保護孩子，是整個社會的責任一文所述，應以「積極作為」、「強制介入」、「安置評估」等做法進行後續處遇。

（2）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合作未因地制宜

現行模式多為「中央買單、地方付費」，如近期多項兒虐事件發生時，中央便呼籲「地方政府盡速依『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整合公私資源，提供預防性家庭支持服務，避免案件漏接。」、「地方政府是整個安全網的第一線，中央除了持續給予足夠的資源跟支持，第一線權責單位更應立即檢討，投入更積極作為。」

圖／André Sanano @ unsplash

然而，因地方政策皆以中央決策為主，在法條制度面，我們的《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強調通報、重懲處，因此視不當對待為家長的「個人議題」。此外，中央社政單位持續強調通報的重要性，希望可以網羅很多漏網之魚，但通報後進入地方服務認定，卻往往不符開案指標，或因補助申請條件太嚴、不符補助資格而被拒收，導致真正有需要的家庭無法享有服務，演變成中央希望盡可能將所有需要的兒童納入體系，地方卻以嚴苛的規定排除有需要的家庭。（參考：難以承受之重：一位兒保督導的觀點／洪娟娟）

在執行面，需配合臺灣各城鄉差異擬定因地制宜的政策，故地方政府在整合跨領域、公私部門間的夥伴關係合作時，仍需中央提供實質性的協助。但若政策仍只追求表面上的服務量（社工人力、建置社福中心、服務人數／次等），未能思考現行實際執行的困難，反覆變動政策措施，即無助於保護系統的穩定性。

也因此，在法條制度及執行面的各種限制、衝突及困境下，社工人員即便期待提供穩定服務，並協助降低案家面臨的風險困境，卻常感到無所適從。

圖／photo_angelyktjc @ Visualhunt, CC BY-NC-SA

2. 社工人力不足、處於不穩定的就業狀態

為因應社會安全網 3 年期計畫推行，社工人力也分年聘用。其目標為第一年增加 1895 人，第 2 年 2575 人，第 3 年 3021 人。第一年，也就是去年，社工進用人力總計為 1400 人，達成率為 75%。

就人力數量來看，似乎漸漸補足缺口，但問題就解決了嗎？

若就社工的勞動條件而言，除工時上限等勞動議題，政府如今推行社會安全網政策，其中一個重點即為推行「脆弱家庭」服務、收回原本的「高風險家庭」服務，不再開放民間單位招標。於是，原本做高風險服務的社工失去工作，母機構也未必有職缺可另行提供，這些社工只好轉去社會局做社安網工作。

如此，原本在民間單位服務的社工面臨無工作可持續，必須轉向地方政府接受社安網的人力聘用。且社安網計畫的薪資雖相較於民間單位高，但預計執行 3 年後需交由縣市政府自籌人事費用，屆時是否仍可維持穩定就業狀態或人力刪減？我們不得而知。且若到時候社工再返回民間單位服務，則會面臨現部分民間單位已逐漸應徵定期契約人員，故社工人員不論任職於公私部門，皆處於不穩定的工作結構中，更難以談論自身未來的就業規畫與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