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走，比較遠 —— 讓團體走出撞牆期的「集合影響力」
文／吳欣芳
在美國，有超過 150 萬的非營利組織，為不同類別的弱勢團體或議題發聲，每年投注約 40 億美元的資金，期盼能解決孩童教育、營養或是健康問題。但那些因貧窮而難以翻身的底層兒童數量，卻是有增無減。1970 年兒童的貧窮率為 10.6%，到了 2016 年卻成長到 13.4%。
在地球的另一端 —— 澳洲雪梨的社區也遭遇類似的困境，社區裡有 90 個無家可歸者，引起當地數個非營利組織關注，但在這些組織介入後，社區裡的無家可歸者卻是越來越多。
當傳統行動進入撞牆期，我們能怎麼做？
當成千上萬的非營利組織，提供多如繁星的方案和行動，結果卻是不如預期 —— 貧窮兒童依舊在生存線邊緣掙扎、冰川融化的速度像是電影快轉、印尼雨林仍以每小時少 300 個足球場的瘋狂速度消失中⋯⋯。
這些現象引起許多人的反思：為什麼努力沒有辦法解決問題，我們做對了什麼？同時也做錯了什麼？
圖／Nadine Shaabana@ unsplash
這個大哉問終於在 2011 年馬克·克萊默（Mark Kramer）《史丹佛社會創新評論》中提出「集合影響力」（Collective Impact），振聾發聵地提出解決之道。
根據馬克·克萊默（Mark Kramer）的總結，社會問題大致可分為「技術性問題」和「適應性問題」，「技術性問題」通過一個或幾個組織的合力就能解決問題。「適應性問題」如「教育公平」、「森林保護」等議題，則複雜多元，充滿未知性，因此無法透過單一組織就能解決。
多數情況下，僅憑單一機構已無法解決大規模的單一問題，我們需要更多跨界資源的匯入，和跨部門的溝通與協作，讓單一組織的「孤立影響力」轉變為跨界跨領域的「集合影響力」，才能真正有效解決問題。
集合影響力：共同的願景，帶來聯合行動
國際聯合勸募鹽湖城區 （Unit ed Way of Salt Lake, UWSL） 總裁兼執行長 Bill Crim 表示，「集合影響力」的特點是必須從企業、政府和非營利組織等參與者，有共同願景和對問題有相同理解，並且願意聯合行動以促成問題解決。
圖／roya ann miller @ unsplash
其次，各參與方都能提供自有的資源或技能，相互補強彼此不足，持續溝通。尤其由於各方參與者往往來自截然不同的背景和話語體系時，需要在足夠相互理解的基礎下，才能在不同立場中找出相通性目標。
在不同的組織或關係人，跨領域的合作與結盟過程中，必然會產生意見歧異的問題。因此，想要真正發揮「集合影響力」最關鍵的因素即是「骨幹組織」的帶領——由特定團隊統籌專案，提供持續技術與支援，強化彼此間的溝通效能，以及收集與彙報資料，甚至處理繁雜的後勤工作，才能推動專案順利進行。
跨領域合作 —— 集合影響力的 2 個案例
以美國鹽湖城區的「從搖籃到職涯」（from cradle to career）的集合影響力計畫而言，2004 年以前原是以募集並分配資金為主，與受贊助的非營利組織一同合作，直接幫助貧窮兒童。
但在集合影響力的思維之下，「幫助貧窮兒童計畫」這就是有了不同的作法，他們與州政府、學校、社區、非營利組織、企業一同合作，建立夥伴關係，分享各組織自有的數據和資料。例如，學校分享學生成績和家長教育水平與收入等數據，社區分享貧窮兒童的數量和個案訪談內容，一同商討出改善貧窮兒童的方案。這種大幅改善學生的語文和數學程度，也提高了當地學生的畢業率，而藥物濫用情形和貧窮情形也有相當程度的改善。
圖／Richard Felix @ unsplash
另一個案例是，渥太華是加拿大首都，有高教育普及率和低失業率，像這樣看似完美的城市，仍有 2 萬 3 千兒少生活在貧困中，在 15 個弱勢社區中，有高達一半的人沒有高中畢業，且在安大略省每 7 名學生，就有 1 名學生被通報有藥物濫用的情形。
為了改善這樣的問題，渥太華的非營利組織召集利害關係人，如學校董事會、地方公共衛生組織、議會和家長一起參與，讓政府的公部門、企業的私部門和第三部門的非營利組織三方協力，一同思考與解決兒童貧困的問題。
有一句非洲諺語可充分體現「集合影響力」的精神，那就是「一個人，走得比較快；一起走，走得比較遠」。當每個機構、組織以單一力量殫精竭慮地想找出問題的答案時，就如同瞎子摸象只能看到事物的單一面向，但當一群不同領域的人共同思考問題時，事物的全貌反而昭然若揭，而我們也才能迎頭重擊這些存在於社區中的痛點。
原文〈集合影響力 解決單一組織面臨的困境〉獲《社區力點線面》授權刊登， 關注社區福利發展，請上《 社區力點線面》。
延伸閱讀：
唯有成為夥伴，發展的路上方能前行／SDGS-17（夥伴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