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勞雇關係──社福團體工作者的多重弱勢

編按：

這個週末不平靜。除了伊甸復康巴士勞動權益事件，自上週五（3/3）早上民進黨不分區立委吳玉琴偕同社會福利總盟理事長陳節如、老人福利協會理事長賴添福，以及勵馨基金會行政處處長曾孟儀召開「社福團體特性與勞基法的衝突與解套記者會」（參考記者會逐字稿），以及吳玉琴委員一篇會後專訪（參考：「我們的社工現在都這麼累？」吳玉琴立委記者會後獨家專訪）刊出後，社會福利（服務）工作者群情沸騰。

NPOst 作為極切關注 NPO／NGO 工作者各方議題的媒體平臺，針對此事件刊出如本篇評論，期望讓資源如此不對等的各種聲音能互通交流。NPOst 也極為歡迎各方一線工作者繼續針對此事件來稿，讓更多聲音被聽見、看見，最終能促成理性的討論。

文／克勞德　喜歡和基層工作者鬼混以看見權力關係的管理階層暨 KPI 奴隸

福利外包，該負責的是勞動部還是衛福部？

日前吳玉琴立委偕同社福團體代表召開記者會要求鬆綁勞基法（參考記者會逐字稿），新聞一出，身邊的基層社工罵成一團，身邊的組織管理階層乃至資深社工督導也持不同角度護航或反思。勵馨後續的回應也可看出，問題的根源也許不在勞基法的工時限制，而在於衛福部或社會局委託民間承接方案時，所補助的人事經費不足（比如說，未給足人力、將臨時人力費和勞健保等全算到業務費裡、人事經費無年資考量等）。

政府福利外包，加深社福產業貧富差距

政府福利外包的情形下，社會安全網越補越大洞，這洞大到連基層社工自己都是「近貧幫助赤貧」、「半殘協助重殘」，社福資方依然覺得「對外倡議公平正義、對內榨乾社工體力」是沒有問題的嗎？為什麼社福立委乃至於大型社福機構的管理者不召開記者會向衛福部要求更合理的人事補助，不願意將勞動環境和福利提升到能吸引工作者加入，反而合理化「不合理的人事補助」和不合理的各種社政潛規則（性別化的情緒勞動、服事奉獻等），再來要求勞動部鬆綁法規？

承接過公部門方案的單位（即便不是社福團體）都能清楚知道，近年來補助經費縮減、民間團體競爭激烈的情況下，民間單位幾乎都在經費不足的情況下執行政府方案，政府（衛福部）把該由政府負責的社會福利服務外包給民間機構，以高標準的 KPI 績效要求成果，但是給予的經費往往不足，或是款項拖到期中審查之後才撥，致使部分的小型機構無法週轉或必須由理事長先行籌款代墊，這種資本主義式的福利外包政策也排擠小型在地機構提供社區化服務的可能性，反而壯大有宗教團體資金為基礎的大型組織，加深社福產業內部的貧富差距，使得標準化（而非在地化）的服務方式成為主流。

前幾日出來開記者會的機構皆是大型組織，即使機構的地方分會各自籌款營運，其資本仍數十倍高於許多社區型的微型組織，要以「營運成本」來作為鬆綁勞基法的說詞，聽在基層社工耳中簡直就是資方的狡詐辯詞。難道真如勵馨執行長公開回覆所說的，在人力不足的部分上長年請願談判，主管機關衛福部都不理？

民間團體是第三部門，還是官民一條龍？

不分公私部門，民間社工（乃至在社福團體的非社工人士）回捐、低薪過勞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奇怪的是，身為主管機關又是委辦單位，公部門為什麼總是對民間社工受剝削的情況保持沉默？公部門社工苦，但是社工不說。因為在地方層級上，有些業務還真的非這家來做不可，要嘛公部門主管跟民間單位主管（或理監事）有長期的「合作默契」，要嘛這業務實在太爛、願意承接又做得不差的也只有這一、兩家。如若公部門社工過度介入組織事務，強行要求組織遵循法規，得罪自己部門的主管怎麼辦？更糟的是，要是民間單位的主管以後再也不接這項業務，那需要服務的對象怎麼辦？

偏偏全臺灣的社工相關科系也就這麼幾間，連來連去都是學長姐學弟妹、老師學生，這個封閉的人際網絡裡，A 社工在甲單位做得好不好，消息會傳遍該縣市相關業務的公私部門單位，還會傳到計畫的審查委員那兒，審查委員如果「剛好」跟中央部會的某個司長科長感情也很好，那 A 社工可就聲名遠播了。一介草民在某地方的民間單位做得好不好竟然可以從地方傳到中央，甚至某些組織管理者還能將消息放到不同縣市相同屬性的組織管理者那兒去，又有許多組織管理者本身兼了不同縣市的計畫審查委員、督導、中央的專家學者代表等，這道天羅地網可以是基層社工的工作安全感來源，也可以成為其對工作缺乏安全感的根源。

地方社政系統（乃至於中央）直接或間接造成部分組織「捨我其誰」的位置，這也形塑了基層社工沉默是金的文化，基層工作者若是多言，便可能「害得組織無法承接方案」，那就「害得接受服務的弱勢民眾無依無靠」。以社會公益之名綁架願意投身公益（但是也需要糊口）的基層工作者，讓官民合作「和諧愉快」，組織管理者和官方之間建立的「合作默契」，不也在形塑這種陷基層工作者於不義的共犯結構嗎？

鋪天蓋地的權力關係網，讓基層工作者噤聲

「公益綁架」加上人際網絡的封閉性，往往造成公私部門基層社工有苦難言或默言寬容那些不合理的壓榨行為。社工不需要多聰明都能知道，這些管理階層的人連來連去連成天羅地網，公私部門的高層全都認識，糟糕的情況下，高層可能就是自己的老師，想強出頭就準備回家賣雞排吧！許多基層社工都有聽過想檢舉或離職時被主管威脅「會讓你在這個圈子混不下去」的話語，社工也不需要多聰明或多資深就能知道，手邊的工作是自己組織的理監事群用「專家學者」的身分出席公部門正式會議之後「討論」出來，再以組織名義去承接的方案；有時候社工也會發現，她手邊的方案是公部門來「拜託」自己單位承接的案子。

第一線社工也有這樣的經驗，某些倡議組織承接的「公部門研究案」做出來給實務工作者用的表單、評鑑考核項目簡直無法使用，儘管基層抱怨連連，但是他們心裡清楚得很，這「研究案」是某位與官方關係極好的大老做出來的產學合作案（暫且不提高等教育體系的新管理主義，造成許多大學教授需要承接政府計畫案以求生存一事），而這位大老跟自己工作的組織有某種程度的連結，要嘛是督導，要嘛是計畫審查委員，要嘛就是組織的理監事。

組織的基層工作者，不會只被單一組織的勞雇關係所綑綁，他們的日常工作需要面對的「長官」有自己老師輩的督導、審查委員、官員，有機構裡不同部門的主管，有身兼專家學者官員身份的理監事群，有各種高層交相連接而成、跨越單一組織、橫跨中央地方的社政權力網絡，這些長官們的多重身分本身就建構出一張難以突破的天羅地網，其所呈現的權力結構將基層社工置於多重弱勢的「勞雇關係」裡。

但是，立委、機構的執行長卻在媒體面前拍胸脯保證，「遇到問題可以組工會、可以來找我」？請問，你們聽過「習得無助感」嗎？社工需要協助服務對象走出這個無助感，偏偏，他們現在就陷在這個管理階層、專家學者、官員共同編織的無助感迴圈裡，每日每日被情緒勒索、公益綁架，為弱勢犧牲奉獻，成就組織或部分專家學者的聲威名望，斷送自己的青春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