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經濟變更好？試試消除不平等！——關於《2020 全球社會流動指數》

編譯／金建寧。NPOst 編輯修訂。

全球社會流動指數以 10 個核心要素進行研究，包含教育、健康、可應用技術、工作機會、社會保障等，評估全球 82 個評比國家的社會流動現況。報告指出三大重點：

1. 僅少數國家具備提升社會流動性的適當條件。大多數的國家在公平薪資、社會保障、提供基本工作條件與終身學習機會四個方面表現欠佳。
2. 評比國家中，社會流動率最高的是北歐國家。前十名依序為丹麥、挪威、芬蘭、瑞典、冰島、荷蘭、瑞士、奧地利、比利時、盧森堡。七大工業國（G7）中，德國以第 11 名獲得第一，其次是法國跟加拿大。俄羅斯是金磚五國（BRICS）裡擁有最高社會流動性的國家，其次為中國跟巴西。
3. 全球化與第四次工業革命創造極大利益，卻也加劇了不平等現象。除非有系統地解決這些議題，否則「數位躍進」（digital leapfrogging）難以實現。

世界經濟論壇（WEF, World Economic Forum）設立了新的指數以衡量社會流動性，並針對全球社會流動現況提供評估。報告的重點結論是，多數經濟體無法提供其人民繁榮發展的環境，且往往還有一大段差距，結果，一個人的發展機會，一出生就受到社經地位的束縛，形成了歷史上始終未曾消失的不平等現象。

這個重大問題不僅對個人產生影響，也和社會與經濟息息相關，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是經濟成長的驅動力，而任何破壞人才最佳配置，並阻礙人力資本積累的事情，皆可能造成經濟成長重大阻礙。停滯的社會流動加上機會不平等，助長了這類阻力，這顯示，當社會流動性增加時，流動的力量能成為作用於其中的槓桿，推動經濟成長。

全球社會流動指數評估了全球 82 個經濟體，旨在提供決策者一種方法：無論處於何種發展階段，設法提高社會流動性，並促進個體在經濟發展中擁有平等共享機會的著力點，都將有助於經濟的正向發展。

什麼是社會流動（性）？

根據國家教育研究院的解釋，「社會流動（亦作『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意指一種社會地位的變動現象，指個人從一個階層移轉至另一階層的情形。社會流動的方向一般可分為向上流動、向下流動與水平流動。而造成流動的因素，則主要分為內在條件與外在環境兩類，前者如個人才智、努力；後者則包括教育資源、家庭背景等。

簡言之，社會流動（性）可被理解為一個人相對於其父母，在個人情況下「向上」或「向下」的移動，確切而言，這是子女為了過比父母更好的生活而產生的能力。另一方面，「相對社會流動」則是從社經背景對個人生活結果影響的評估，可從健康、教育成就和收入等面向的成果進行衡量。

為何我們需要這個指數？

社會流動已成為現代生活中迫切的議題，如指數所強調，雖然全球在某些面向已有了重大進步，尤其在改善極度貧窮方面，但其他領域的情況正在惡化中。全球化和科技技術常被認為是罪魁禍首，但如報告中強調的，太多原因牽涉在其中，包含錯誤決策常常扮演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除此之外，這也是眾多利害關係人需要背負的共同責任。

社會流動指數的特殊之處

和其他指數的方法明顯不同，這個指數考量了一個國家為所有人民提升「相對社會流動」時可採行的所有做法。過去有些指數透過比較子女和父母的收入，分析跨世代的社會流動性，有些指數由於著重在成果面向，因此難以提供適時的見解，而較學術性的指數則傾向追蹤收入不平等的情形。這些方法的癥結點在於捕捉到的皆是 30 至 40 年前的措施所產生的結果。

然而，全球社會流動指數關注的是驅動相對社會流動的因素，而非結果，著眼於政策、實務和制度，這使得該指數得以在各個地區和世代間進行有效的比較。

該指數使用了 10 個核心（pillars），包括健康、教育、個人可取得的應用技術、工作機會、工作條件與公平薪資，以及社會保障與包容性制度，這些核心又被細分為五個社會流動的決定因素。指數其中一個重要建議是對於新標準的需求，新標準可用於找出提升社會流動的優先政策措施（policy actions）與商業慣例。

報告重要發現

1. 不公平的社會流動

全球社會流動指數顯示，僅有少數國家具備提升社會流動性的適當條件，此外，多數國家在下列這四個方面表現欠佳：公平薪資、社會保障、工作條件與終身學習。該指數也顯示，「實現更高水平的社會流動」應被視為一個，為追求以利益關係為主的資本主義模式。

從整個經濟體及平均收入水平來看，相較於富裕家庭的子女，在貧困家庭中出生的孩子通常在通往成功之路上會經歷更大的阻礙，除此之外，不平等的現象也在加劇，即使在快速發展中的國家亦然。在多數國家中，某些族群由於歷史脈絡的因素而成為社會上的弱勢群體，而如此近乎停滯的社會流動使得不平等持續惡化，甚至破壞經濟體和社會凝聚力。

2. 國家排名：北歐最佳，丹麥第一

多數經濟體需縮短社會流動的差距，但總體來看，北歐國家表現最佳，丹麥以 85.2 的社會流動率排名第一，緊接著是挪威、芬蘭、瑞典及冰島。這些國家在教育方面兼顧普及、品質和公平性，同時也提供工作機會和良好的工作條件，以及優質的社會保障與包容性制度。

在七大工業國（G7）中，德國擁有最高的社會流動性，列居第 11 名，接著是第 12 名的法國。加拿大則排名第 14，其次是日本（第 15 名）、英國（第 21 名）、美國（第 27 名）和義大利（第 34 名）。在全球最大新興經濟體中，俄羅斯是金磚五國（BRICS）裡擁有最高社會流動性的國家，列居第 39 名，再來是第 45 名的中國，其次是巴西（第 60 名）、印度（第 76 名）和南非（第 77 名）。

3. 工業革命、全球化與科技影響加劇

全球化與第四次工業革命創造了極大的利益，卻也加劇了不平等現象。第四次工業革命與其連帶持續瓦解的勞動市場，對於尚未準備好利用新機會的國家而言，可能會加大社會流動性的差距。

在全世界，相對於資本所得份額（income share of capital）的增加，勞動所得份額（income share of labour）的下降明顯造成經濟不平等，同時也降低機會均等性，這個現象反映在巨大的薪資差距上。自 1970 年代起，薪資差距即呈倍數成長。報告顯示，相較於 1979 年，美國收入前 1% 者在 2018 年的所得增加了 158%，但相比之下，收入在後 90% 者僅增加了 24%。

與此同時，由臺灣中央研究院與政治大學教授依據世界不平等資料庫（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WID）的研究方法所做的報告顯示， 2014 年，臺灣前 1% 者的個人平均淨資產是 1 億 5,908 萬，但後 90% 的個人平均卻只有 381 萬，兩者差了將近 42 倍。報告指出，雖然臺灣整體的財富不均度並沒有明顯惡化，但也許是世代間不同效果互相抵銷的結果，即年輕世代財富不均度的惡化，恰好與年長世代不均度的減緩相互抵銷。

全球化與科技發展常被認為是造成這種極端現象的原因，該指數清楚顯示，在全球化與科技發展之下，企業常將高收入的生產部門中的低技術工作，轉移至較低收入的經濟體，增加了低度開發與發展中國家內部的不平等情形，這實際上對在特定地點及從事特定工作類型的勞工來說，是一種嚴峻的懲罰。

同時，科技發展減少了對低技術工作的需求，同時卻大幅地獎勵高技術工作，使不平等現象極端化。所謂的「超級明星」（superstar）公司扮演了加劇不平等情形的角色，這些公司獲利高且勞動份額低，其高生產力的模式被作為典範，更已逐漸主宰市場。

在科技領域中，前景維持好壞參半的局面，該指數分析顯示，在多數國家，低社會流動性與經濟發展有關，而不僅僅是收入的問題。考量到這一點，除非有系統地解決這些議題，否則「數位躍進」（digital leapfrogging）不會實現。從較正面的角度來看，科技能夠使知識取得的障礙化為均等，但僅限於在條件有利的時候。

政府應提供穩定支持

扭轉前景是可能的，但這需要共同行動、政治參與、及投入具體時間。該指數指出政府必須扮演均衡者（equalizer）的角色，無論人民的社經背景為何，都需為其提供平等的競爭環境。報告建議：

1. 為社會流動建立一個新的融資模式：改善個人所得的累進稅率、制定解決財富集中的政策，並且將稅源大範圍地再平衡（re-balancing），以助社會流動率提升。不過最重要的是，必須改變公共支出和政策激勵措施的結合，以更著重在社會支出的因素。
2. 在教育和終身學習的資源上提供更多支持：目標在於改善教育課程的可得性、教學品質與資源分布，以及提供為促進個人職涯發展所需的新技術資源，而這需要公私部門採用新的方法來共同協助。
3. 研擬新的社會保障制度：不論就業身份，對所有勞工提供整體性的保障，尤其在技術變革與產業轉型的情況下，並要求在未來十年內，為工作轉型提供更多支持。

助人，也能增加收益

證據顯示，比起利潤，更重視目標的公司，從長遠而論表現更佳。純粹從商業案例來看，公司逐漸領悟到，他們都面臨同樣來自制度的挑戰，其中包括不平等。而透過幫助讓社會更公平，消費客群也會增加，經營環境變得更穩定，且顧客和利益關係者之間的信任度也更高，此外，支付公平的薪資並消弭性別間的薪資差距，對於社會流動的提升亦是關鍵。

這份報告具體提出企業應以身作則：在聘雇時實行功績（meritocracy）文化。包含提供職業教育、技能再造、技能提升以及支付公平薪資等方式，創造社會流動的健康條件。這包含制訂特定產業與部門的計畫，解決長久以來產業之間以及部門內的不平等現象。以及為每個產業制定特定的行動方案：考量不同產業的情況，建立符合需求的行動方案。

最基礎的作法在於，公司能協助提升社會流動性，但商業實務需要合乎時代，正如世界經濟論壇創辦人暨執行董事長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所言：

不平等造成的社會和經濟後果影響深遠，包含：漸增的相對剝奪感、對生活的不安全感、喪失身份與尊嚴的無力感、日漸孱弱的社會組織、對制度信任感的逐漸消磨、政治過程的幻滅以及社會契約的闕漏。面對這些情形，企業和政府必須同心協力來回應，為提升社經流動創造新的途徑，盡可能確保每個人都能在相同的起跑線上，邁向成功之路。

 

本文編譯自《Global Social Mobility Index 2020: why economies benefit from fixing inequality》，NPOst 提供內容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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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樂亞妮

核稿編輯：高翠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