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所不在的性暴力】戰爭過後——《倖存的女孩》選擇戰鬥（影評）
文／米恩 NPOst 特約記者
「有性別，無差別？」專題綜觀國內外，距離性別平權的理想社會之遠近。在現代看似進步之下，仍有多少形於外、內裡腐壞之事正持續發生？又有哪些，是女力力圖解放的可循路徑？
「無所不在的性暴力」為此專題的主題一，不論是眾人眼中的弱勢族群女性或是新時代女性，性暴力的威脅仍隨侍在側，無差別的殺戮女性的身體、精神、尊嚴，還有未來。《倖存的女孩》為台灣國際女性影展開幕片，影展時間為 10 月 4 日至 10 月 13 日。
戰爭帶來集體的傷痛，而「性暴力」又時常成為對付女性的武器，如紋身般，烙印其身，一生無法抹去。《倖存的女孩》是亞茲迪族女孩——娜迪雅的故事，她所經歷的如是，而她需要一遍一遍說出真相。傷口從未癒合，卻仍需不斷被揭開。
娜迪雅被「 ISIS 伊斯蘭國」恐怖份子擄掠、虐待、強暴、輪姦、販賣。她深愛的的家人、族人遭到「種族滅絕」，男人被集體槍決，孩子被強行帶走洗腦成為好戰份子，年長的女人被殺死丟在亂葬崗，年輕的女人淪為性奴，最小的女孩甚至只有 10 到 12 歲。
沒有選擇的戰爭 成為「沒用的人」
一切發生在 2014 年 8 月，伊拉克北部辛賈爾（Sinjar）地區的克邱（Kocho）村莊 —— 一個亞茲迪人（Yazidi）居住的簡樸村落。那時娜迪雅只有 21 歲，青春、自由、夢想才剛要展開。
「身為女性，我很不想把遭遇公諸於世。我更希望我沒經歷過，不必告訴別人。」娜迪雅不希望別人眼中的自己是伊斯蘭國恐怖主義的受害者，她有自己想要的人生，她希望別人眼中的自己，是個優秀的裁縫師、運動員、學生、化妝師，或是農夫。
但如今這些不太可能實現了。在伊斯蘭國的罪行未被審判前，娜迪雅的肩上，不僅背負了個人的傷痛，還有亞茲迪族人集體的苦難和命運。
就像難民營裡的男孩，在薄暮下把屠殺唱作一首悲傷哀涼的歌：「我們是你的敵人嗎？你帶走了我們的母親，我們都被俘虜，你讓我們成了孤兒。我們有數以千計的老人死在山上，我們無法將他們下葬……」
圖／台灣國際女性影展提供
娜迪雅所屬的亞茲迪人遭到屠殺，是因為他們的信仰。「亞茲迪教」是個古老的宗教，沒有《聖經》、《可蘭經》那樣的聖書，靠著代代人的口耳相傳延續宗教故事。也正因此，亞茲迪人被伊斯蘭國認為是「骯髒的不信神者」、「崇拜魔鬼」，成為恐怖份子亟欲「清洗」的對象。
亞茲迪人在全世界大概只有 100 萬人，遭到種族滅絕之後，流離失所的亞茲迪人，在全球 6 千萬的難民中，僅佔 50 萬。或許是身為少數中的少數，他們在這場浩劫中被不斷放棄和背叛。先是承諾保護他們的庫德族「敢死隊」，然後是美軍，接著是曾經關係緊密的遜尼派村莊的鄰居、老師、朋友。
在伊斯蘭國位於伊拉克的首都摩蘇爾，當亞茲迪女性被當做性奴販賣，生活在那的人選擇視若無睹，不提供任何幫助。在「大屠殺」發生之後，亞茲迪人沒得到國際支援，聯合國亦未優先處理亞茲迪的難民問題。伊斯蘭國的恐怖分子，甚至從未在國際法庭為他們所犯下的罪行受到審判。
這一場突如其來的戰爭，不只改變了娜迪雅的外在生活，也徹底改變她內裡所有的一切，「我覺得自己是個沒用的人，因為我莫名其妙就淪為性奴。」
關於沉默
這些娜迪雅悲慟、憤怒和控訴的緣由，也是所有受害的亞茲迪女性的，甚至是遍布全球，在戰爭中承受性暴力的成千上萬個女性的。恐怖分子是直接的加害者，但那些保持沉默的政客、官僚、軍隊、乃至平民，又何嘗不是間接的加害者？
沉默的旁觀者也許有著各式各樣的理由，他們是沉默的多數。而在話語權利的另一端，還有沉默的少數人，他們往往是受害者。
圖／台灣國際女性影展提供
例如性侵受害者，她們大多不敢報警，羞於將真相公之於眾。一方面，暴力本身就等同於噤聲，另一方面，社會結構讓性侵受害者懼怕他人眼光、怕得不到理解、怕正義無法伸張。於是，她們選擇沉默。
對於亞茲迪的女孩來說，她們的宗教禁止婚前性行為。以暴力行為奪走童真，不僅摧殘她們的身體，也摧毀她們的信念。恐怖分子更是一再羞辱她們的信仰，逼她們改宗，加上家人的死亡和種族滅絕，這些女孩身陷於多重壓迫。
她們沒有像男性族人一樣在戰爭中立刻死亡，而是以另一種方式，受到慢性地折磨、摧毀、損耗、屠殺、消音。
但娜迪雅拒絕沉默。
她的律師艾瑪在《倖存的女孩：我被俘虜、以及逃離伊斯蘭國的日子》一書的推薦序中表示，娜迪雅反抗他人賦予的標籤 —— 孤兒、強姦受害者、奴隸、難民，而是反過來創造新身份 —— 生還者、亞茲迪領導人、女權倡議者、聯合國親善大使、新銳作家。
娜迪雅獲救後，原本在德國和其他女孩一起接受心理治療，但這讓她更加痛苦。顯然地，對娜迪雅來說，化解悲傷的最好辦法是將之淬煉成反抗的力量。
但反抗的過程也是一次又一次痛苦的深淵，一次又一次回憶那段難以直視的經歷，一次又一次在公眾面前以冷靜有力之姿訴說真相後，娜迪雅轉過身，面對自身的潰敗，而重建緩慢到像是沒有任何進展，在支離破碎中，漸漸拾起尊嚴和勇氣。
圖／台灣國際女性影展提供
在娜迪雅於國際上不斷的發聲後，聯合國安理於 2017 年 9 月核准決議案 —— 針對伊斯蘭國對亞茲迪人所犯下的戰爭罪行展開調查。
她不僅告訴了世人他們所遭受的苦難，也證明了少數族群發聲的價值、弱勢生存的權利，以及身為倖存女性的力量。
旁觀他人之痛苦，二度「強暴」如影隨形
整部電影非常克制，沒有刻意強調娜迪雅成為性奴時的細節，而是以紀錄片的形式，記錄娜迪雅在世界各地接受採訪、在聯合國作證、去難民營鼓勵族人等等情景。
「他們是怎麼強姦你的？」、「你對他們說『不』了嗎？」、「你想做什麼？」、「你出名了，這對你有何意義？」娜迪雅無疑是堅強而勇敢的，但當她面對這些問題，她顫抖地攥著手上的一根白線，反覆纏繞、勒緊，流下眼淚也無能為力。
當人們旁觀他人之痛苦時往往欠缺理解，或者說是尊重。娜迪雅在影片中自述，她說這些問題根本不該被問到，她更想被問到的是：「那些女孩的命運如何？」、「難民營的族人情況如何？」、「要怎樣為亞茲迪族爭取權益？」、「如何避免女人成為戰爭的受害者？」
每個尖銳刺人的問題，在獵奇眼光、厭女的普世情節之中，是娜迪雅選擇站出來必經的「鞭打」。事實上，這是性侵受害者都會面對的問題，不論階級、種族、身份、地位。
圖／Akshay Paatil@ unsplash
在美國明尼蘇達，地方報 Star Tribune 採訪了多名受害女性，並在 2018 年 7 月刊載長篇報導〈When rape is reported and nothing happens〉，警方冷漠地讓受害者鉅細彌遺地還原事發經過，在此之後，司法體系則怠忽職守、放棄追訴。
「我覺得我才是那個被調查的人。」「我覺得我被責備了，他並不信任我。」「我覺得我不該報案。」她們在報導中這麼說著。
人們提問，甚至安慰的方式，都可能造成性侵受害者的二度、甚至數度傷害。讓她們不斷回憶那些受害的經過，彷彿讓所有事情一再重演，那些屈辱、不堪、痛苦，每一秒都是煎熬。即使娜迪雅是主動站出來的那個人，也不代表她樂意掏出心底最深的苦難。
無以名狀的敵人 倖存者之戰
強暴屠殺了女性的身體、精神、尊嚴，還有未來。
娜迪雅在書中說自己第一次被恐怖分子強暴時，她並沒有像其他女孩一樣反抗和拒絕，她只是閉著眼，希望一切趕緊結束。「我不像她們那麼勇敢。」娜迪雅想這麼對別人說，但她擔心別人會如何看她。她自覺，當人們談到亞茲迪人的種族滅絕時，似乎只對亞茲迪女孩遭受性侵感興趣，想要聽激烈奮戰的故事。那如果被性侵的女孩沒有激烈反抗呢？
在非戰爭的性侵事件中，也常見這些對女性的提問——為什麼要在深夜出門？為什麼要穿著暴露？為什麼和這些男人在一起？為什麼沒有斬釘截鐵的反抗？為什麼案發後沒有立刻報警？你在猶豫什麼？你是否有所隱瞞？還是你另有所圖？
那些灼灼的目光和拷問，再一次將性侵受害者擊碎。
如果你還記得房思琪。年幼的女孩被老師誘姦，卻在這個世界求助無門，好不容易鼓起勇氣在網路上求助，卻再一次被成人世界的殘忍無情碾壓。強姦絕對是一種直接暴力，但非直接的暴力文化同時也滲透在日常生活中，這使性侵受害者處於一種結構性的暴力之中。
強暴，更是另一種屠殺。林奕含在接受採訪時曾說：「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屠殺，是房思琪式的強暴。」我們不知道還有多少房思琪這樣的女孩在忍受著折磨，也不知道全世界有多少女性在性暴力中沉默。但娜迪雅告訴我們，仍有上千名亞茲迪女性被囚困在伊斯蘭國。
她們被當做戰利品，被使用、轉賣、贈送，她們是戰爭中男性權利最赤裸的延伸。人類歷史上的數次種族大屠殺，亞美尼亞大屠殺、南京大屠殺、盧安達大屠殺等等，女性都無一例外地被強暴。
娜迪雅是這場屠殺的倖存者，很難說倖存和幸運是否存在著關聯，但至少倖存者還有機會去控訴伊斯蘭國的罪行，去為族人爭取國際上的援助，去期待有朝一日家園的重建。
娜迪雅很堅定。即便恐怖分子持續對她發出死亡威脅，即便家園早已成為廢墟，即便家人死亡、族人顛沛流離，即便自小看到大的文化已然支離破碎，即便她終究無法成為那個她想成為的平凡、自足、幸福的村莊女孩。
但倖存者仍要戰鬥。
圖／台灣國際女性影展提供
延伸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