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臺灣到非洲：已經看見的事，如何能裝作一無所知？／畢嘉士馬拉威計畫報導（上）

編按：

臺灣是否有能力給予？臺灣人為什麼要在乎非洲人過得怎麼樣？NPOst 這上下 2 篇報導看似在描寫畢嘉士基金會的馬拉威計畫，實則是以臺灣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以下簡稱 NGOs）的國際合作切入，探究人性的「互助」這件事。

這也是 NPOst 親赴馬拉威採訪，並持續關注臺灣 NGOs 在他國做計畫的原因──期望讓更多人知曉，臺灣的民間力量不只在島內發酵，還有能力在他國創造改變。而質問這些改變「為什麼發生」或「為什麼發生在外地」，不如追究其執行過程與結果是否盡心。因為任何改變，都不會是一個 NGOs 突然介入便能專斷施行的，必定是傾眾人之力，不分國界齊心推動，始能催生。

如同逾半世紀前在臺灣貧病交迫時，毅然駐足超過 30 年的畢嘉士醫師所言：「所有的改變，都是從一個人開始；但沒有任何改變，能只靠一個人成就。」

 

你可曾見過孩子因病毒感染導致肌肉萎縮，無法站立，且因為得不到矯治又貧病交加，必須使用過期疫苗，或在地上爬行的景像？

這些孩子幸運一點的能夠活下來，終身面對身體障礙，不幸的孩子轉眼便離世。事實上，很難說活下來的孩子究竟是幸或不幸。因為肢體障礙同時也剝奪了尊嚴，周遭鄰里認為這「必定是上輩子做了壞事」，許多父母因此會將之藏在家中，學校也拒絕入學。大部分家庭不知道如何照顧無法行走的孩子，也得不到資助，束手無策。

同一時間，另一種病菌則會感染皮膚，損害神經，嚴重者在遭感染後手腳失去知覺，病毒侵入見骨，最後甚至造成手指脫落。因為身體不再完整、外表看似異常，再加上社會對疾病的認識淺薄，恐懼導致患者被強制隔離、集中管理，美其名為「療養院」，實為處境淒涼的收容所。

這種情況，在臺灣有可能發生嗎？但這確實是臺灣的面貌，是 40-50 年代的臺灣。

西方宣教士引進醫療技術，更帶來尊嚴

當年的臺灣，路上常見的是牛車和腳踏車，公共衛生面臨巨大的困境。前述造成肢障的病毒，即為臺灣 50 年代全島大流行的小兒麻痺症，後者則是自日本殖民時代便被強制隔離的漢生病患者，過去稱為「痲瘋病」，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即為樂生療養院。

40 年代至 50 年代，臺灣的小兒麻痺患者每年病例高達 400-700人，上千名孩子因為得不到疫苗而死亡；而高自殺率的漢生病及樂生療養院中無數的悲歌，更是千言萬語道不盡。

同一時期，因病遭強制或被社會隔離的還有結核病患者，名列當時的十大死因之一。許多結核病患窮病交迫，形鎖骨立，人人避之唯恐不及。

與此同時，美援大量介入，再加之中國將大批宣教士驅逐出境，許多宣教士轉而來到臺灣，一蹲點就是半世紀。馬偕醫院、埔里基督教醫院、屏東基督教醫院（以下簡稱「屏基」）、振興醫院等，都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落地生根。這些由西方宣教士帶來的公衛與醫療面貌，與當時臺灣因恐懼而隔離的養護機構及療養院所極為不同，他們所帶領的醫護人員往往主動進入社區尋找病患，積極推動脊椎側彎矯正與復健治療，屏基的脊椎矯正手術甚至名列當時世界 8 大脊椎矯正中心。

創建屏基的其中一位傳教士是來自挪威的畢嘉士醫師。1954 年，時年 26 歲的畢醫師從挪威坐了近 3 個月的船抵達臺灣，首先進駐臺北樂生療養院，2 年後南下經營如今的「屏東基督教醫院」。現已年屆 90 高齡的畢嘉士醫生，當年在臺灣除了成立全臺第一所結核病童療養院，並且四處奔走，終至在 1962 年成功為 4 千多個孩子免費進行臺灣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小兒麻痺疫苗接種。他同時從美國引進支架輔具技術、成立支架工廠，隔年更成立全臺第一所小兒麻痺兒童之家（即今日的「勝利之家」），讓小兒麻痺的孩子能透過矯正與復健治療，從地上站起來，拾回他們的尊嚴。

從臺灣的偏鄉，到世界的偏鄉

近半個世紀之後，屏東基督教醫院無論在技術、軟硬體、醫療觀念、資源轉銜、社區聯結上都發展成熟。2002 年，出自外交與國際合作等種種考量，臺灣外交部委由屏基派出由十多名醫護公衛人員組成的醫療團，遠赴非洲小國馬拉威，展開公共衛生計畫，諸如興建姆祖祖（Mzuzu）中央醫院、設置愛滋病彩虹門診、建立病患資料追蹤管理系統、訓練助產士與接生婆、成立醫學圖書館、捐血中心、推動行動醫療巡迴等。

2008 年，馬拉威與臺灣匆促斷交，旋而轉向中國。臺灣醫療團轉眼間被徹離，原本得以佳惠馬拉威無數愛滋患者的愛滋研究中心尚未完工，也因兩國外交上的劇變嘎然而止。然而，當時已在治療中的 8 千餘名愛滋病患，成為屏基醫療團心中最大的懸念──常民百姓的生命，如何能交由國際角力來左右？已經看見的事，如何能裝作一無所知？

無法割捨 5、6 年來在當地打下的基礎，在暗潮洶湧又敏感的國際關係中，屏基醫療團轉向與長久以來的挪威民間盟友「路加國際」（Luke international Norway，以下簡稱 LIN）協力。這樣的合作，在外有立案登記於挪威的國際 NGO 支持，在內有臺灣醫療團技術深耕的基底，唯一缺的一塊拼圖，便是在醫療技術之外，最需要耐心佈建的社區發展工作。

2013 年，最後一塊拼圖補上了。曾於臺灣心路基金會任職祕書長 7 年、於聯合勸募任職 14 年的周文珍，因緣際會在屏基穿針引線之下遠赴馬拉威，看見了屏基過往之所見，回臺後，「畢嘉士基金會」應運而生。

有些畫面，看見了就走不開

所有的一切，都因為「看見了」。畢嘉士醫師因為宣教而來到臺灣，看見孩子因小兒麻痺而爬行，看見臺灣人因肺結核而死，因漢生病而自殺，屏東基督教醫院由此開始，並開啟了屏基一連串的醫療治理建構與能力涵養；幾十年後，成長茁壯的屏基，因為外交上的國際合作而來到馬拉威，看見了馬拉威的需要，開展了當地的醫療支援；再幾年後，長久深耕臺灣社福界的周文珍，在屏基的引薦下同樣「看見了」，使得畢嘉士基金會開啟了馬拉威計畫。

原本的目的如宣教、技術外交等，和所延伸而出的結果看似並不同，但有些畫面，看見了就走不開。

細究起來，屏基醫療團員與周文珍究竟在馬拉威看見了「什麼」？是什麼樣的看見，讓他們感受到恍如畢嘉士醫生 1954 年踏上臺灣時的震撼？

2017 年的馬拉威，名列世界 10 大窮國第 6 名。這個地處非洲東南的內陸國，全國面積超過 3 個臺灣大，人口近臺灣的 8 成，截至 2015 年底為止，卻僅有 1 個達百萬人口的城市（規模界於臺灣的彰化與屏東之間），其第 3「大」城，也就是屏基醫療團為之建立中央醫院的姆祖祖市，人口差距驟降至 22.4 萬，相當於臺灣的臺東縣。

2016 年，馬拉威的人均國民所得（GNI）只有不到臺幣 10000 元（同年臺灣 GNI 近臺幣 70 萬元），全國 1857 萬人有高達近 85% 的居民住在農村，以務農為主。不僅貧困，且在人類甚至已經克服了白血病、能進行器官移植、與癌症和愛滋和平共處的今日，許多馬拉威人仍在死於愛滋病、肺結核、瘧疾、霍亂，或者「沒有救護車的車禍」，使得國人平均壽命僅達 63 歲。

在馬拉威，每年有 3.8 萬名幼兒活不過 5 歲（約為臺灣的 38 倍），即便活過了，也未必能順利進入小學。念小學在當地名義上是免費的，實則因為學校也窮，往往連課桌椅和課本教材都沒有，學校於是變相向家長收取各種各樣的「發展基金」（development fund），包括水電、校舍維護費等，小學輟學率因此高達 50%。上了中學，學費更是一大難題，從相對便宜的一般學校到昂貴的寄宿學校（boarding school），每學期學費都真實考驗著每個家庭的收入與資源分配，使得中學開始輟學率急劇攀升，25 歲以上可順利升上中學的比例僅達 20%，更別提再往上，只有不到 0.5% 的學生可以進入大學，進一步完成高等教育。

身為眾多進駐馬拉威的國際 NGOs 之一，帶著成長於臺灣的生命經驗，畢嘉士基金會的每一個工作人員，都理解到「教育」所能給予的是比「可預見的未來」更開闊的「機會」。

「我們會去學校跟老師們說，我們有提供獎助學金可申請，中學生可資助學費，小學生資助制服和學雜費。只要他們看到需要的孩子，就可協助轉介。」畢嘉士基金會公共事務暨資源發展組組長林茵慈解釋：「很多孩子都是單親或失親，或者家中務農而貧困、真的繳不起學費，家長也不識字，又沒有交通工具或餘力長途跋涉到我們辦公室，便由老師們代為填表申請，我們在地的馬拉威同事也會登門做家訪，確認他們的需求。」

看似單純的資金贊助，對畢嘉士來說其實充滿各種評估與權衡。例如，在他們資助的約 80 名小學生、70 名中學生裡，有 2/3 都是女孩子。因為無一例外的，女性是所有貧窮地區的最大受害者。

在馬拉威，遇見臺灣的過去

1978 年，美國學者 Diana Pearce 首度提出「貧窮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poverty）一詞，指出在全球貧窮人口中，女性的占比遠高於男性，且女性相較之下更容易陷入貧窮循環。這樣的循環，在馬拉威近 3 代之間正活生生的上演著。這種社會價值觀的進程與演變，從在地團體的倡議訴求中可見一斑。

2008 年成立至今的馬拉威當地女權倡議團體「馬拉威女孩培力網絡」（Girls Empowerment Network Malawi，GENET），在整個馬拉威有多達 9 個據點、23 名工作人員，年計畫經費達 1650 萬臺幣。這個男性成員不超過 3 人的在地女性團體，長久以來在各個社區串聯志願者、家長團體、酋長、村領袖、政府社福部會等，並與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國內外 NGOs 協力爭取馬拉威女孩受教權、教導製作布衛生棉、教育女孩創業、訓練其經濟獨立。她們並且在 2013 年提出一目了然的倡議口號：「我願意的時候才結婚」（I will marry when I want），因為截至 2016 年止，馬拉威還有近半數的女孩在 18 歲前就被迫結婚，有的甚至未滿 15 歲。

觀察馬拉威近年最大的女權運動進展，是在 2015 年修改了婚姻與家庭法（Marriage, Divorce and Family Relations Bill），將最低結婚年齡從 15 歲提高到 18 歲。但直至今年 2 月，為了修補婚姻法與憲法間的漏洞，馬拉威國會才終於通過修憲，明文規定法定結婚年齡為 18 歲。然而，僅管憲法已禁止童婚，在這個 2017 年 5 月才要建置人口註冊系統、2012 年才強迫施行新生兒註冊的國家，很多人根本搞不清楚自己究竟幾歲，許多女孩更因此「被宣稱」已滿 15 歲或 18 歲，導致兒少保護難以落實。

童婚現象既可說是貧窮與性別不平等之下的結果，也可說是導致貧困地區女性命運多舛的原因之一。最常見的循環，便是女孩自小被家庭與社區視為「可交換資源的物品」，不僅需負擔所有繁重的家務，當家中資源有限、必須分配給 5、6 個孩子時，男孩往往優先成為被投資的對象。女孩在自己的身體、智識（教育）和社會參與上都被剝奪應有的權利，許多女孩因此相較於家中的男性手足，往往在小學或中學時便最先輟學，從此被迫走入婚姻，之後繼續操持家務，用同樣的方式看顧自己的孩子，形成一代又一代的惡性循環。

這些循環與所衍生出來的困境，諸如女性容易因性知識不足而染病或意外懷孕、未能受教育而無法爭取自身權利並抵抗傾斜的社會結構、產婦無法得到良好照顧而於分娩時死亡等，或者在支撐家計的男性離世後，無能獨自撫養孩子……凡此種種，都是必須從社區合作、社會觀念溝通及女性培力方面長時間著手的，也因此成為畢嘉士馬拉威助學計畫的核心價值。

「我從馬拉威女性身上，可以看到我奶奶和媽媽所經歷的過往。」林茵慈說：「這是我對馬拉威女性遭遇很有感的原因。我奶奶不識字，很早就被父母嫁出去，不僅要照顧全家大小，還有生兒子的壓力。我媽媽只有小學畢業，她的弟弟卻可以念到博士，幾個姊妹必須合力賺錢養這個博士。」

「我問媽媽這樣公平嗎？她說，那時候的女生都這樣啊。」　

「人生有這麼多事可做，為什麼要結婚？」

17 歲的 Agnese 是接受畢嘉士助學計畫的其中一個女孩，也是全村唯一能上中學的女孩。她每天 5 點就起床，必須在 6 點上學前去提水、撿柴、打掃、為全家生火煮飯，之後花 2 個小時沿著泥土路走到 8 公里外的學校。她的家中就像大部分馬拉威居民一樣，務農、貧困、缺電、每天要徒步來回取 3 次水。每天下午 4 點下課後，她必須快速返家，不只為了準備晚餐打理家務，最重要的是趕在天黑前抵達，以免夜色昏暗中遭遇強暴等危險。

然而，即便如此辛苦，上學依舊是 Agnese 最快樂的事。在她高達 100 多名同學的班上，認真努力的 Agnese 成績永遠落在前 20 名。「我最喜歡地理、看地圖，還有科學和物理。」Agnese 每天看報紙，在城裡把別人看完的報紙留起來，吃力細讀。在整個訪談中，只有提到上學、寫字和地圖時，原本羞怯的她才會忽然雙眼發亮，當我們打開手機上的地圖，為她定位出馬拉威和臺灣，以及整個世界的樣貌時，她更顯得全神貫注。

她甚至追問：「我以後想當記者，要怎麼樣才能當記者？」這個問題一時讓人語塞。我們想像中一個記者的養成，似乎樣樣都牽涉到學習資源與辯證思考的訓練資本，面對一個相較之下幾近一無所有的女孩，這個目標讓人以為遙不可及。

然而，進一步問她為什麼想當記者，她的理由卻又直截了當：「我想寫出村子裡的事。村子裡發生很多事，都沒有人看到。」光這個初衷，或許已為她的目標開展了許多可能。「我會告訴所有的女孩，不要太早結婚。人生有這麼多事可做，為什麼要結婚。」在這個甫修改禁止童婚、在地 NGOs 都還在爭取女孩基本受教權的國家裡，這樣的反饋著實難能可貴。

「基本上，有進入我們小學資助計畫的孩子，我們都會繼續支持他們念中學，並且持續追蹤、了解他們的學習狀況，有需要時也會去家訪，了解孩子為什麼中斷學業。」林茵慈說：「但是，中學之後就是另一個層面的考量。」

女孩最不該學的，就是認命

對 99.5% 的馬拉威青少年來說，大學是一道窄如夾縫的偏門，必須翻過考試與學費的高牆，方得以進入。「當地人的人均國民所得是臺灣的 1/70，大學學費卻跟臺灣一樣貴。臺灣許多大學生尚得靠學貸完成學業，何況是這裡的孩子。對他們來說，大學學費是天價。」換句話說，努力也未必有用，只有超級有錢的精英階級才進得了大學。林茵慈表示，大部分的學生都靠 NGOs 獎學金或私人贊助，若申請不到 NGOs 獎學金，才會尋求政府補助，但因為國家本來就窮，補助也是有一年沒一年的，非常不穩定。

今年 23 歲的 Tionge Monthali 是個自信、堅定、神彩煥發的女大生，她在畢嘉士的資助下進入教會大學，主修銀行與金融（Banking and Finance）。從她悉心打理的外表中，幾乎難以想像她的日子有多辛苦。「大部分時候我一天吃 1 餐，有時候一整天什麼也沒有。沒有食物、沒有水電網路、沒有課本。可是我必須努力畢業，我有弟弟和妹妹，還有辛苦的媽媽和生病的爸爸，以及其他需要的親人，我對他們有責任，我知道我可以幫助他們。」

念書的意義對 Tionge 來說，是要為全家人堅強起來，成為家中的經濟支柱。「我媽媽是小學老師，她從小就告訴我念書有多重要。中學畢業時，我們因此費了很大的功夫，好不容易才找到畢嘉士願意幫忙。」Tionge 回憶起那段挨家挨戶尋求資助的日子：「過程中，有非常多的親戚或鄰居會說：『算了啦，女孩子念什麼大學，念這麼多書也沒用。早點嫁人比較有保障。』可是，如果妳被這些話動搖，妳就是放任自己被環境所改變了。」

訪談中的 Tionge，言語中透露著超齡的成熟：「永遠會有人告訴妳不要走這條路，因為這樣因為那樣，如果妳信了，妳就失去了自己。妳必須相信自己，為自己爭取。因為如果妳真的結婚了，是妳要跟那個男人單獨相處、住在同一間屋子裡，不是那些七嘴八舌的人，他們沒有資格來告訴妳該怎麼做。等妳真的出了狀況撐不下去了，他們只會說：『這是妳自己的問題。』」

「沒有的東西就是沒有，接受這個事實，它就不會傷害妳。」

「生存確實很難。太多次我覺得太頹喪了。我常常沒有錢、沒有東西吃，日夜痛苦。有一天我一無所有的坐在那裡，只剩下孤單，我問自己是否該停下？但停下來又能做什麼？妳只能繼續，妳就是得撐過去。妳得堅強，必須如此。如果妳任憑社會塑造妳，只會變得跟大家都一樣。」Tionge 強調：「所以我要為自己做決定，並且承擔我所做的決定、為它負責。」　

Tionge 甚至提到自己在最脆弱的時候，各種趁虛而入的考驗：「在我四處尋求學費資助的時候，有些男人會來說服我跟他結婚。即使後來進了大學，也有人會想來帶我出去吃飯、約我去玩。很多時候，尤其在飢餓的時候，這種危險的『誘惑』真的非常難以拒絕。」

「但我學會說『不』了。」Tionge 說：「我知道我不可以答應。今天妳跟他們要一頓飯，改天他們就會回過頭來要得更多。我父母常說：『沒有的東西就是沒有，接受這個事實，它就不會傷害妳，否則妳只會付出愈來愈多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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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力為什麼不先幫臺灣人？」一個不成問題的提問／畢嘉士馬拉威計畫報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