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英國《衛報》每週二刊出 NGOs 援助工作者的甘苦談。NPOst 每週將精選一篇編譯。

本篇談及海外援助工作者經常為人所忽略的心理健康問題，以及理想、想像與現實工作的差距。

翻譯／徐藝瑋　編整／葉靜倫

著名的援助工作者 Brendan McDonald 去年撰文指出，人道援助團體普遍未能為員工的心理健康提供周延的支持。雖然多數人的回應認為主要的心理健康威脅來自外在壓力，但從我個人 20 多年實務援助經驗來看，我對此持保留態度。

和大部分同事一樣，我很年輕便進入相當具規模的援助單位，追尋人道援助的理想──那種滿腔熱情的助人渴望。而如同大部分人的想像，我也因此造訪許多國家，並在不少危險境地中冒險直視著死亡。但這些經歷從未使我對援助志業動搖，反倒提醒我這樣的生活樣態，不過是衝突區人民無盡長日的一小部分。

如此幾年下來，我的結論是：比起逐年惡化的安全疑慮，援助組織的管理問題才是真正讓我想離開崗位的致命一擊。

多年打滾於援助圈，我並未見到整個領域有多少改變──任務的重要決策仍舊取決於你有哪些人脈管道、你多會奉承他人、你多會行銷自己。或許部分人會說：「這個現象發生在所有產業，人道援助當然也不例外！」在某種程度上，我同意這樣的懷疑論。但，作為目標無私、資源有限、任務又往往十分緊急的人道主義工作，難道不該盡可能提高效率、減少執行面的錯誤和偏見？

在我看來，有部分原因歸咎於援助領域仍舊不平等的性別概念。我不只一次見到女性因為展現與男性相同的工作能力而受到負面的評價，就像那句話說的：「若一個男性囂張跋扈，他無疑是個好領導者；若一個女性囂張跋扈，那她就只是令人討厭的囂張跋扈罷了（或者同時是個低中階的主管）。」

我暗自在無數會議中觀察權力鬥爭的樣貌，而最令我咋舌的不是男性對待女性管理階層的方式，而是女性之間展現了同樣的輕視。較資深的女性主管面對年輕而仍掙扎取得一席之地的女性，總會或刻意或無意的成為整個組織刻薄女性的共謀。

只不過，直到最近我才發現，這種情況對我的影響遠超過我所想，而我並不喜歡這樣的結果──我已成為不再抱有夢想的人。我對我曾經願意奉獻一生的志業失去了動力和興趣，我常將自己鎖在房間，和隨時可能落下的眼淚奮戰。我掙扎著不願面對起床後無盡的白晝，僅僅是想到要走進辦公室和主管、同事互動便能讓我疲憊萬分。

這是如此諷刺。我還記得我曾不只一次對自己發誓：「我絕對不會成為那刻薄又抱怨不停的同事」，現在，我想我或許已是其中一員，而我知道許多這樣的人並不是想變成那樣，是環境不得不使然。

最糟的是，你感覺自己陷入泥沼。我們嘴上都嚷嚷著要守護員工的心理健康，但事實是，承認你因為疲倦、低潮或與主管關係不良而需要休息，對你沒有好處。

英國維珍集團創辦人 Richard Branson 曾說：「組織和老闆們應該好好的訓練員工，好到他們的能力足以離開原有崗位；然後好好的對待員工，好到他們不願意離開原有崗位。」援助領域需要結構性的改變，但這一時半刻間無法達成，需要大量的時間和真心的承諾，我卻不確定有沒有這樣的時間與信心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