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hools and Teachers Innovating for Results(STIR) 2012年在印度德里成立，創辦人與執行長Sharath說，他們的組織是「致力於讓第一線的老師們成為改革的先鋒，鼓勵他們打破現況、發掘創意和創新的教學方法以提升教育品質，並讓每個學生都享受高品質的學習環境。」他們集合上百個來自印度各省的老師和政府官員，計畫在2016年前帶領30多萬個教育創新者，改變100萬個學生的學校生活和生命。
教室裡有一群坐不住、做事情很衝動、常常不專心又調皮搗蛋的孩子，我們該如何理解他們？很多時候，不是我們不想理解，而是不知道可以如何幫助他們。台灣赤子心過動症協會理事長林玲華回憶起協會成立之初，為了要讓更多人了解過動症，幾個家長憑著一股熱血，跑遍了台北市幾乎所有國小，透過戲劇希望讓小朋友與老師更了解、更接納過動兒。
我們不能忽視銀髮族越來越多的趨勢。以荷蘭這樣老人福利完善的國家為例，就算中央政府逐漸縮減老人政策的預算，荷蘭阿姆斯特丹地方政府仍找出辦法與住宅組織合作，提供更多服務，共同為阿姆斯特丹城市打造完善的老人獨宅。
新北市掀起的「公共托嬰中心」風潮，可說是近年最夯的社會福利政策。台北市政府六月份也發布新聞稿，12家公托中心名額已全部爆滿，還有將近1400人在排隊等候補。平價公共托育服務完全是供不應求。政府的工作是保障人民的選擇自由，而不是「假自由」——在這個經濟壓力極大的時代，選擇自己帶的幾十萬名新手媽媽之中，有一大部分人是因為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和收入，托育費又十分昂貴，再加上旁人主觀立場的一句：「妳自己帶小孩比較好」，所以不得不咬牙辭職。這樣的「個人選擇」，並不是出於「自由」，而是重重限制之下的結果。
行政院主計處調查指出，台灣人平均壽命雖然逐年提高，但一生平均臥病失能 7 年之久。相比之下，丹麥、芬蘭等國以「死前2週才臥床」為政策目標，老年人的晚年結局與我們天差地遠。他們的理想政策目標，不是擴大長期照顧「服務量」，或提升失能老人的服務人數及人次，而是降低老年國民的「失能率」。長照政策的最高境界應該是「預防照顧」；重點是，盡力不要讓人民陷入「需要（被）照顧」的苦難。盡量減少進住機構，並暴露於管理風險的重度失能、失智人口。
我們都知道未來台灣會成為「老人島」，銀髮族對家庭也是一筆隱藏性支出，最新一期《今週刊》調查台灣人對長期照顧制度的想法，大家最期待的政策是「鼓勵設置安養、照護機構」與「建構社區資源讓銀髮族在自宅安養」。不看數字，還真不知道「期待」竟離「現實」如此遙遠──目前的制度設計，完全比不上需求成長速度。
說到3D印表機，你想到什麼？科技達人或模型愛好者？E-nable翻轉科技和公益的平行印象，用3D印表機製作義肢，給全世界有缺陷的孩子一隻「援手」。
美國2012年受到颶風Sandy重創，日前觀察重大災難捐款責信的組織Disaster Accountability Project要求紅十字會提出捐款支用情形及說明，美國紅十字會透過律師的回覆是：「這是商業機密（“Trade Secret”）」。
文字作為一種載體、做為訊息儲存和傳遞的媒介，對於公益團體又有什麼影響呢？究竟在網路時代該怎麼有效溝通呢？
過去二年來曾寫過約十封信給關心議題的人，雖然協會還沒對外募款、無法確切知道這樣的信件與募款成效相關性如何，但有人曾跟我說「每次看到你的信就很想讀」，正好最近NPOst談到相近主題，所以野人獻曝分享過去的學習與經驗。
雖然募款的任務很艱鉅，但是台灣的捐款人的愛心和捐款金額值得我們的信賴，只要好好經營，非營利組織的募款還是大有可為；但是究竟要怎麼做，才能讓捐款人把感動化為行動，把善心化為善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