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你真以為有「自由意志」？還是改聽大數據和演算法就對了？我們該提防機器人，還是該提防機器人的主人？天然愚蠢遇上人工智慧，人類還剩下什麼能力勝過人工智慧？這些提問，顯然是 21 世紀的我們日日所面臨的課題⋯⋯
今年（2018）8 月底，天下文化出版了《21 世紀的 21 堂課》一書，作者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為全球新銳歷史學者，《21 世紀的 21 堂課》是他最新著作，探討著當前世界的重大課題。
本篇選自書中第 4 部的第 16 堂課〈正義：我們的正義感可能已經過時〉，哈拉瑞帶我們看見在這全球化的 21 世紀社會，對正義感的理解已經不同於以往，我們又如何在複雜的全球化世界，實現所信任的價值觀？
文／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
一如其他所有感受，人類的正義感也是從遠古演化而來。幾百萬年的演化過程，形成了人類的道德，很適合處理在小型狩獵採集部落中的各種社交和倫理問題。如果我和你一起去打獵，我抓到一頭鹿，而你空手而返，我該與你分享獵物嗎？如果你去採蘑菇，滿載而歸，但光是因為我比你強壯，我就可以把所有蘑菇都搶走嗎？
如果我知道你打算暗殺我，我可以先發制人，在暗夜裡一刀劃過你的喉嚨嗎？
如果光看表面，人類雖然從非洲大草原走到了都市叢林，情況似乎也沒什麼改變。有人可能會認為，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如敘利亞內戰、全球不平等、全球暖化等，都只是過去的老問題規模放大而已。然而，那只是一種錯覺。「規模」本身就是個問題，而且從正義的觀點（一如其他許多觀點），人類已經很難適應現在的這個世界。
圖／Giammarco Boscaro @ unsplash
如何在全球化的世界實現正義？這其中的問題並不在於價值觀。21 世紀的公民，無論是有宗教信仰或相信世俗主義，都抱持許多價值觀。真正的問題是：如何在這個複雜的全球化世界裡，實現這些價值觀？這其實是個數字問題。長久以來的狩獵採集者在演化之下所建構出的正義感，能應付的是幾 10 平方公里範圍內、幾 10 個人的生活問題。想要把這套正義感應用到各大洲和幾百萬人之間，我們的道德感就只會當機故障。
想要追求正義，除了要有一套抽象的價值觀，還必須明確掌握因果關係。如果你去採蘑菇，要餵養小孩，我卻用暴力把整籃蘑菇搶走，這意味你的一切辛勞將付諸流水，你的孩子必得挨餓入睡，而這當然是不公平的。這件事的因果關係很清楚，也很容易理解。
但不幸的是，現代全球化世界天生就有一項特點：因果關係高度分化且複雜。例如，我可能就是靜靜待在家裡，從來沒傷害過任何人，但對左翼運動人士來說，我完全就是以色列軍隊及西岸屯墾區殖民者的共謀。在社會主義者眼裡，我過著舒適的生活，是因為我也共同奴役了第 3 世界血汗工廠裡的童工。動物福利提倡者則會告訴我，我的生活交織著史上最醜惡的犯罪事件：綁架了幾 10 億隻家禽家畜，進行大規模的屠戮剝削！
圖／Tim Marshall @ unsplash
這一切真的都該怪我嗎？這實在很難說。我現在的生存，需要依賴複雜到令人眼花繚亂的政經關係網路，而且全球因果關係盤根錯節，就連最簡單的問題也變得難以回答，例如：我的午餐來自哪裡、是誰製作了我穿的鞋，或是退休基金正拿著我的錢在做什麼投資。
如果是原始的狩獵採集者，會很清楚自己的午餐從哪兒來（自己採集的）、誰做了她的鹿皮鞋（那個人正睡在 20 公尺外）、自己的退休基金又在做什麼（正在泥地裡玩呢。那個時候，人類只有一種退休基金，叫做「孩子」）。
比起那位狩獵採集者，我實在無知太多了。我可能要經過多年研究，才會發現自己投票支持的政府，偷偷把武器賣給地球另一邊某個躲在幕後的獨裁者。但在我投入時間找出這個事實的同時，卻可能會錯過更重要的一些發現，例如我晚餐吃了蛋，但那些生蛋的雞現在怎麼了？
圖／Mai Moeslund @ unsplash
21 世紀最重要的道德義務：人必須去「知道」各種事
如今整個社會體系架構的方式，讓那些不去費力瞭解事實的人得以維持幸福的無知狀態，而想要努力瞭解的人則需要歷經諸多艱難。如果全球經濟體系就是不斷以我的名義、在我不知情的狀況下偷走我的錢，我該如何避免？不管你是要以結果來判斷行為是否正義（偷竊是錯誤的，因為這會讓受害者痛苦），又或覺得結果並不重要、該從「無上義務」（categorical duty，或稱「定然責任」）來判斷（偷竊是錯誤的，因為上帝這樣說），都不會讓情況有所不同。
這裡的問題，正在於情況已經變得太過複雜，我們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做什麼。
過去訂出要人「不可偷盜」這項誡命的時候，所謂的偷盜，指的是用你自己的手，去實際拿走某項不屬於自己的東西。然而到了現在，如果要討論盜竊，真正重要的問題所談的，都是完全不同的情況。
舉例來說，假設我投資了一萬美元，購買某家大型石化公司的股票，每年得到 5% 的投資獲利。這家公司獲利極高，但原因是該公司躲避了外部成本，直接把有毒廢棄物排入附近河流，完全不顧對當地供水、公共衛生或野生生態可能有何影響。該公司財大氣粗，請了一大批律師，保護該公司不必擔心被告上法庭要求賠償，甚至還聘用政治說客，阻擋任何強化環保法規的意圖。
圖／Petar Petkovski @ unsplash
我們可以指控這家公司「偷了一條河」嗎？我的角色又是什麼？我從來沒闖入任何人家裡，也從來沒有從任何人的錢包裡拿錢。我並不知道這家公司是如何獲利，甚至都快忘了自己的投資組合裡有這家公司。那麼，我也犯了偷竊罪嗎？如果我們就是無法得知所有相關的事實，該如何才能說自己的行事都符合道德？
我們當然可以用「意圖的道德性」這樣的概念，來迴避這類問題──重要的是我的意圖，而不是我的實際行為或造成的結果。但在這個一切都緊緊相連的世界上，最重要的道德義務其實就是：人必須去「知道」各種事。
現代歷史最嚴重的罪行，不僅是出於仇恨和貪婪，更是出於無知和冷漠。然而，到什麼地步才算得上是「真誠求知」？現在回頭看 1930 年代的納粹德國，很容易就能對其中許多人的行為道德下定論，但這是因為我們已經知道整個因果關係鏈是如何串起。要不是有這樣的後見之明，或許就難有這樣的道德定論。但令人痛苦的事實是：對於仍停留在狩獵採集者時期的人腦來說，世界已經變得太複雜了。
圖／蔡 嘉宇 @ unsplash
世界上大多數的不公義，來自「大規模的結構性偏見」
當代世界大多數的不公不義，並不是來自個人的偏見，而是來自大規模的結構性偏見。但我們這種狩獵採集者的大腦，還尚未演化出能夠察覺結構性偏見的能力。每個人至少都會是某些結構性偏見的共犯，而我們就是沒有足夠的時間精力，去發現這些事實。
為了寫這本《21 世紀的 21 堂課》，讓我有機會好好做做這項功課。討論全球問題的時候，我常常可能犯下的錯誤，就是只看到全球精英階層的觀點，而忽略了各種弱勢群體的想法。全球精英掌控了話語權，因此我們不可能錯過他們的觀點。相較之下，弱勢群體通常遭到噤聲，我們也就很容易遺忘他們；並非我們懷抱惡意，只是由於純粹的無知。
例如，澳洲塔斯馬尼亞島上的原住民有什麼獨有的問題、特有的觀點，我實在一無所知。甚至就因為我實在所知太少，在我所撰寫的《人類大歷史》的第一版裡，我還曾誤以為，塔斯馬尼亞原住民已經全部遭到歐洲殖民者掃除而滅絕。但事實上，目前還有成千上萬的人口，保有塔斯馬尼亞原住民的血緣，也面對著許多當地獨有的問題──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常有人誤以為塔斯馬尼亞原住民已經滅絕，就連研究歷史的學者不也犯了這個錯？
圖／Manuel Meurisse @ unsplash
而且，就算你本人屬於某個弱勢團體，對該團體的觀點有第一手的認知，也不代表你就瞭解所有其他弱勢團體的想法。所有團體或子團體，都會有些自己才會遇到的玻璃天花板、雙重標準、充滿暗示的侮辱，以及體制上的歧視。一位 30 歲的非裔美籍男性，對於身為「非裔美籍男性」擁有長達 30 年的獨到經驗。但是他仍然不會知道，當一個非裔美籍女性、在保加利亞的羅姆人（Roma，一般誤稱為吉普賽人）、眼盲的俄羅斯人，或是在中國的女同性戀者，會是什麼滋味。
在過去的年代，這個問題並不那麼重要，因為不論地球另一邊遇上什麼困境，你大概都不用負什麼責任。只要你看到鄰居發生不幸的時候，還能有點同情心，通常也就夠了。然而，今日像是氣候變遷和人工智慧之類的重大全球議題，對所有人都會造成影響，不管你在塔斯馬尼亞、杭州或是巴爾的摩，都無法倖免，所以我們也就該把所有人的觀點都納入考量。
但，誰真能做到？哪有人能夠搞清楚，全球各地成千上萬的群體所組成的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網路？
圖／Luiz Felipe Souza @ unsplash
如何面對龐大的道德問題？縮小規模或是拒絕面對？
就算我們有這個打算，多半也已經再也搞不清楚世界上有哪些重大道德問題了。如果講的是 2 個採集者、20 個採集者、又或是 2 個鄰近部落間有何關係，大概我們還能夠理解。但如果是幾百萬個敘利亞人之間、5 億個歐盟居民之間，又或是整個地球上所有群體和子群體之間的關係，人類就是無力理解。
面對規模如此龐大的道德問題，人類為了得以理解和判斷，有下列 4 種常用的方法。第 1 個方法是縮小問題規模：把敘利亞內戰，想像成 2 個人在打架，一個是阿薩德政權、一個則是反抗份子；或一個是壞人、另一個是好人。這樣一來，整個複雜的衝突史，就被替換成一套簡單明瞭的故事情節。
第 2 是把重點集中在某個感人的故事，用它來代表整個衝突事件，很多慈善機構長期以來對這種方法再熟悉不過。如果你搬出整套統計和精確的數字，想要向大眾解釋事情有多複雜，大眾只會失去興趣；但如果搬出某個孩子的辛酸故事，不但能賺人熱淚、叫人血脈賁張，還能讓人誤以為自己一定站在道德正確的一方。
圖／Tucker Tangeman @ unsplash
第 3 種方法是編出各種陰謀論。想知道全球經濟究竟如何運作、又究竟是好是壞嗎？這太難搞清楚了。不妨換個方式，想像就是有 20 位億萬富翁在背後操弄，控制了媒體、發動了戰爭，一切都是為了聚斂更多財富。
這類陰謀論，幾乎永遠都是一套毫無根據的幻想。當代世界就是太複雜，不僅難以明辨正義與公平，就算是想控制與管理，也是一大問題。不管是億萬富翁、中央情報局、共濟會或錫安長老會，就是沒人能真正搞清楚世界到底正在發生什麼事。（但也因此，並沒有人能夠有效操弄一切）
以上 3 種方法，都是拒絕面對世界究竟有多複雜。而第 4 種、也是最後一種方法，則是創造出一套教條，全心相信某種號稱全知的理論、號稱全知的機構，或是號稱全知的領導，然後無條件的跟隨。
宗教和意識型態的教條，之所以在這個科學時代仍然深具吸引力，正是因為它們提供了一種避風港，讓我們得以不去面對令人沮喪的複雜現實。而我在第 14 堂課〈世俗主義〉也提過，就算相信世俗主義，也無法避開這種危險。就算你打定主意要抗拒所有宗教教條、一心追求科學真理，遲早還是會因為現實生活太過複雜而不勝其擾，於是你決定造出某種教義，叫人別再追問下去。這些教義確實能讓人在智識上得到撫慰、在道德上感到安心，但這究竟算不算是正義，仍舊無法確定。
圖／Diana Vargas @ unsplash
我們該怎麼做呢？是要接受自由主義的教條，相信只要把力量交給所有個別選民和顧客做決定，就能得到最好的結果？還是要推翻個人主義的路，重新拾取歷史上許多文化的做法，把力量交給某些社群團體，走向集體共同判斷的路？
然而，這樣的解決方案只是讓我們從「個人無知」的刀山，走向「群體偏見」的油鍋。在狩獵採集部落、鄉間聚落、甚至是城市社區，都還有可能共同思考大家所共同面對的問題。但是我們現在面對的是全球性的問題，而我們並沒有一個全球性的社群。不論是臉書、國族主義或宗教，距離要建立這樣的社群，都還有極遠的距離。所有現存的人類群體，都還只是一心追求自己的利益，而非理解全球的真相真理。不論是美國人、中國人、穆斯林或印度教徒，都無法建構「全球社群」，於是他們各自對現實的詮釋，也就都難以令所有人信服。
所以我們該放棄了嗎？人類會不會就是無法理解真相、不可能追求正義公平？我們是否已經正式進入後真相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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