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岱嶺專欄／當志工親臨現場，就有義務揭露惡行嗎？談援助工作的策略性發聲

近年來的志工旅行，或多或少增加了人們對於遠方的認識，也緩慢的矯正了臺灣社會對於某些地區與國家的文化偏見。「為你的被服務者們發聲」，也成了很多進到田野的人，滿腔熱血下亟欲在離開後做的事情。好似把苦難書寫或口述出來，把苦難端到遠方人們的面前，是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

然而，「發聲」會不會對當地人產生什麼風險，或成為服務工作裡的道德困境呢？除了某些說到爛的服務倫理之外，國內在這方面，尤其是對國際急難救助或援助發展工作，似乎沒有什麼人認真討論。這可能跟臺灣大多數海外志工的淺碟短期服務特性有關：除了讓自己充滿好感動好棒棒的自我效能感，沒有在當地留下什麼有意義的結果，似乎也就不會有機會思考到書寫當地苦難可能造成的影響力，甚至是負面後果。

在國際發展工作裡，這並不是可以包裹在假性感動裡而忽略的問題。事實上，除了少數很想紅的海外工作者，大多數這行業的人，口風都緊到不行。尤其是那些在武裝衝突下提供人道援助，親眼見證苦難與暴行，卻必須在施暴者同意之下才得以介入援助的工作者，對他們來說，其所見所聞究竟該「保密」或者「公諸於世」，永遠是一大難題。

事實上，細看國際上各種不同的組織，都有著基於各自發展的歷史脈絡下，不同的發聲原則。對於發聲與否，或者什麼時機與事情該揭露給大眾，這些判斷上的差異，也對長久以來是否能夠介入衝突、被衝突的各方所接受，有著關鍵的影響。

以最沒有進入障礙的國際紅十字委員會（ICRC）來說，因為採取無條件中立原則，對所見所聞一貫不發聲，甚至要求田野裡的志工與工作人員簽署禁口令，這樣的沉默文化，使之可以成為衝突各方都願意放行，且鮮少遭到猜忌或攻擊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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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暴行的沉默，固然得以贏取衝突任何一方的信任，讓 ICRC 想進入任何戰場都沒有阻礙。然而，這卻也造成大規模人道危機發生時，ICRC 無法將事實揭露，進而預警國際社會，號召更強大的外部干預、阻止危機蔓延。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二次世界大戰時的納粹集中營。當 ICRC 發現德國正在進行大規模種族滅絕的前置措施，包括集體遷移安置與興建集中營等徵象時，其一貫的沉默文化，使得盟軍直至戰爭結束，才發現集中營的非人道殺戮慘況高過預估，也讓一個在戰場上拯救無數生命的組織，在某方面來說，成為導致數百萬人死亡的幫兇。

這樣的沉默文化，必然招致部分國際援助工作者不滿。1971 年，紅十字會的一群志工們在奈及利亞內戰中，親眼見證分離主義政權比亞法拉共和國（Republic of Biafra）控制區的平民被奈國政府軍殺害，紅十字會卻無動於衷，因此而催生出無國界醫生（MSF），這個組織與 ICRC 一樣，在非承平地區進行人道醫療衛生服務，卻同時堅守站在受害者一方，積極在全球進行倡議、譴責施暴者、遊說國際社會正視衝突的存在，並且毫不避諱做出政治性表態。

「我們不知道怎樣的文字可以拯救生命，但我們知道沉默會導致殺戮。」正如 James Orbinski 博士在 1999 年代表無國界醫生組織接受諾貝爾和平獎致詞時提到的，不同觀點的組織出現，讓人們對人道主義的想像，除了給予直接的物質與勞務協助，也更增加了協助受難的被服務者發聲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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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是高舉倡議大旗的 MSF，早期對於是否每次行動所見的一切反人道惡行都要公諸世界，卻也沒有一個明確的判準。事實上，MSF 在成立 6 年之後（1977 年），其工作團隊就在柬埔寨目睹紅色高棉政權在當地的滅絕殺戮。當時，對於是否該發聲指證，MSF 內部就出現過分歧。畢竟，如果連進入需要幫助的地方都做不到，不但連目擊人道危機並發聲的可能性都沒有，遑論提供任何醫療衛生上的協助。這樣的困境，使得無國界醫生在有些情境下，也不得不向當地勢力妥協。

2012 年無國界醫生發佈的人道協商自白（Humanitarian Negotiations Revealed）就提到，為了能夠持續留在索馬利亞進行服務，該組織每年都向當地的蓋達組織分支繳納一萬美金的保護費，並對當地發生的事情三緘其口。無國界醫生也因為曾因將葉門內戰列為 2009 年 10 大全球人道危機，而遭到葉門政府威脅驅逐，而後被迫道歉收場。

這再再顯示，「發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並非純粹基於熱血或正義感，將所見所聞公諸於世即可。「發聲」背後更重要的，其實是一層層的縝密評估。不但要評估後果對計畫效益的影響，更要評估對衝突各方行動者的權力關係造成怎麼樣的改變，可能對誰帶來怎麼樣的外部壓力，以及壓力可能達到什麼效果，以阻止人道危機持續蔓延。沒有策略的發聲，只是在不對的時機，做些火上加油的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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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為何國際急難救助與援助發展工作的現場，無法容忍懷抱英雄主義思維的人存在。一個想出名，不在乎擅自發聲所帶來的後果的人，很有可能會造成組織與田野中行動者們之間，脆弱的信任關係崩解，從而造成服務中斷。事實上，過去就有非營利組織在南蘇丹達富爾的衝突中，因為事前對當地政府承諾保密，事後卻有其成員擅自在西方媒體上對當地狀況與政府的不作為揭露與批判，使得該組織在其後的公共衛生危機裡要派遣團隊介入時，遭到南蘇丹政府拒絕入境。即便後來緊急重新組織一個讓該國政府能夠接受的團隊名單而得以入境，然而一來一往幾週的延宕，疫情早已蔓延，更多的生命因此喪失。

作為一個國際人道援助工作者或志工，個人透過媒體對所見的苦難「發聲」前，必然會在田野裡產生集體後果。沒有充分考慮過的發聲，不僅無法帶來正面改變，更可能帶給被服務者危險，並因效果與時機的錯估，而得不到應有的影響力。更可怕的是，當你身處千里之外向媒體侃侃而談的時候，你的夥伴可能正在在田野裡，承受你的發聲所帶來的風險。

這些，似乎都在提醒著我們，親眼見證苦難的「目擊者的位置」，本身就是個擁有極大且不對等權力的無冕王。國際發展工作與急難救助的社群經歷了百餘年的發展，對此仍持續激烈辯論，缺乏一致性的原則判准，此時，亟欲進場的臺灣海外服務社群，如果不甘停留在沾醬油洗經歷的膚淺大學志工隊式出隊服務，而想要跟別人一樣「玩真的」，那對書寫苦難這種再基本不過的議題，更不該心存僥倖，或用感動來包裝迴避。

深化對於海外工作田野裡各種兩難的認知，以及辯論服務中常見的道德困境之批判文化，才是真正該建立的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