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障礙孩子的性需求不該是母親的重擔，而是整個社會的事。」汲取丹麥與瑞典經驗，以「全人」角度平等看待慾望
作者按：
之前有位英國雜誌的臺灣記者來採訪手天使，後來手天使信箱收到了一位外國學者的信，他看到手天使的報導，正想來臺灣騎腳踏車旅行，希望在臺期間可以與我們見面，並訪談手天使團隊。這對我們來說相當有意思，臺灣不僅吸引外國朋友來騎腳踏車，手天使更讓他的旅程有了些變化。我們於是答應了這個拜訪。
文／小齊 手天使行政義工
唐酷立克（Don Kulick）教授專門研究酷兒理論、性議題，關於他的背景，Google 寫道──
唐酷立克（Don Kulick），芝加哥大學比較人類發展系教授，致力於研究 性工作、酷兒理論、跨性別、語言、性（sexuality）、肥胖、道德與障礙者等議題。
唐酷立克最近剛出版《孤獨和它的反義詞：性、障礙與道德的介入》（暫譯，原書名為 Loneliness and Its Opposite: sex, disability and the ethics of engagement），1995 年出版的人類學倫理反思相關書籍《禁忌》（Taboo: Sex, Identity and Erotic Subjectivity in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也是臺灣人類學界田野倫理重要經典。
這位不請自來的大人物，我們想好好的與他交流交流，並想辦法在這短時間內盡可能汲取他的智慧，上帝似乎眷顧著手天使的一切，連翻譯員都不可思議的順利找到了。
唐酷立克（Don Kulick）教授。圖／Uppsala University
唐教授藉由新書，與手天使分享丹麥與瑞典這 2 個福利國家對待障礙者的性之對比。
在丹麥，性交易是合法的，但是在瑞典，性交易不合法。因此，在丹麥，障礙者的性得到了重視，瑞典對障礙者的性則是保護的。這樣的差異是因為這 2 個國家女權運動的方向不同，且國民在討論性議題的熱絡度一熱一冷。
我們介紹了手天使的成立源由與過程，唐教授很快切入重點，詢問臺灣障礙者的居住問題。我向唐教授介紹臺灣目前大多數的障礙者，生活還是相當依附家庭，若家庭支持能力不足，通常會住在機構裡。這些機構大多位於郊區及山中（教授驚呼：「真的嗎？」），而臺灣的自立生活制度還沒成熟，非常少人使用，國家與社會大眾尚未重視這樣的制度。
圖／Doug Maloney @ unsplash
丹麥 & 瑞典：以「全人」角度看待障礙者的性需求
唐教授說明，丹麥與瑞典的障礙者，成年後就脫離家庭，去外面居住，過的是成人該有的生活，自我負責與決定。此外，重度障礙者則住在障礙者公寓，政府給予障礙者約 7 萬臺幣的補助供其生活，這 7 萬元中，5 萬元要支付公寓租金、照顧費用、飲食與水電等固定開消，剩下的錢，障礙者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如買東西、渡假、看電影等，包括請性工作者來進行性交易（僅丹麥允許），但是這要花 1 萬臺幣左右，即便如此，唐教授舉例，有位腦麻朋友還是每月都會邀請性工作者進行服務，而且行之有年。
無論是丹麥或瑞典，對於障礙者都給予「全人」的生活品質。從唐教授對臺灣照顧機構多位於郊區與山中的驚呼，可以想見丹麥或瑞典的障礙者公寓多位於市區內，並且跟「教養機構」有所差別。
唐教授提到，丹麥與瑞典沒有「性義工」，在丹麥，障礙者要找性工作者，必須由照顧者幫忙打電話。因為障礙者房間的床都是照顧床（單人，有欄杆），進行性行為相當危險，因此照顧者會協助障礙者借復健室，並且依障礙者的指示，將復健室布置成障礙者想要的情境，例如擺上花朵、安排障礙者喜好的床單與氣味等。接著，照顧者將障礙者移到復健室後便先行離開，讓性工作者進入。結束後，性工作者離開，照顧者再將障礙者移回房間，並整理復健室。
圖／Annie Spratt @ unsplash
丹麥的觀念是：照顧者既然可以協助我洗澡、上廁所，協助灌食、抽痰、引流等，為什麼不能協助我從事性行為呢？例如使用情趣用品。「協助障礙者從事性行為」指的是：照顧者協助障礙者進行性行為，包括協助其完成自我撫慰的準備（例如為障礙者脫衣服）、準備情趣用品、為障礙者佈置氣氛等，但是性行為進行間，照顧者不能參與在內。
對丹麥的照顧者來說，協助障礙者從事性行為是工作項目之一。當然，照顧者可以拒絕此工作要求，而拒絕的工作者，必須找到另一位可以提供此項協助的工作者來代班。
攝影／潤滑液男孩
唐教授在黑板上寫下案例──
障礙者 Helle 的口語表達不太順利，他只能點頭或是發出「啊」聲來表示確認。他與照顧者花了一個月討論要買什麼樣的情趣用品，並與照顧者溝通如何協助 Helle 使用。
Helle 希望照顧者將他全身衣褲脫光，讓他在床上躺好，並在床尾放一面鏡子，讓他可以透過鏡像看到使用情趣用品的狀況。情趣用品放在 Helle 的陰部，照顧者協助調整情趣用品的頻律，並與 Helle 確認時間，確認無誤後，照顧者出房外等待。
時間到了，照顧者進房詢問 Helle 結束與否，若還沒，再訂下次進門的時間，並問是否需要切換情趣用品的頻律，照顧者再出房門。
按照這樣協議好的時間，照顧者不斷進出直到 Helle 結束，照顧者再帶 Helle 去清潔、穿衣，並把情趣用品洗好，放回指定的位置。在這之間，照顧者都不允許加入整個過程。
唐教授還分享另一個例子，是關於一對腦麻情侶。照顧者將情侶移動到床上後，將求助鈴放在他們手中，復健室的床沒有護欄，因安全考量在床邊放置一張氣墊床，萬一他們掉下床，也有所保護。這時他們的衣服還穿著，準備好後，照顧者離開房間，直到求助鈴響，照顧者再進房，詢問「要脫衣了嗎？」確認後，將 2 人的衣服褪去，照顧者再出去。而後，再響鈴，照顧者進去詢問需要的協助，例如將情侶移動到他們想要的位置，再出去。在照顧者一進一出的過程中，這對情侶也完成了他們的性行為。
從這 2 個案例來看，我想，障礙者真的被當「人」對待著。性行為屬於隱私範疇，障礙者的身體限制，需要有人協助脫衣、移位等，才可以完成性行為。臺灣呢？我想光討論「自慰」，就已經常常被視而不見，甚至是罪惡了。
攝影／Asir
權力的爭取並非一朝一夕，更無法憑一己之力
晚上的沙龍，我們除了邀請唐教授分享他的研究，也邀請性別與障礙者團體分享一些所關注的議題與組織工作，透過不同身分（研究者、組織者、障礙者）、場域（美國、臺灣、瑞典）間互相參照，用輕鬆的方式對談與學習。
唐教授分享，在丹麥，障礙者的性權之所以能被重視，是智障者團體及家長爭取來的。智能障礙者的移動能力沒有問題，智障者開始有性慾時，很自然表現出對性的探索，所以有時會看到智障者在公共場合自慰或是將衣服脫掉等，其家長及相關團體認為，這樣的慾望與行為很自然。然而，我們應該要教育智障者，性行為需要一個私密的空間，才可以進行。這是智障者性權開始被關注的開端。
圖／Brandon Green @ unsplash
另一個事件，是來自一位障礙者的母親對社會的吶喊：「孩子的性需求，不是我這作母親該承擔的，而是社會的事情。」後來社會才漸漸以開放的心態一同討論性議題。
唐教授最後語重心常的表示：「讓家長跟你們站在一起，這樣力量才會強大，並且較容易成功。就像在丹麥，障礙者的性權就是智障者的母親爭取來的。」
一整天的對話中，我認為福利國家的確有我們值得學習的地方，舉例來說，我們詢問也在研究同志議題的唐教授：「在丹麥與瑞典，同志社群如何對待同志障礙者？」教授提到，障礙者不僅會被一般人歧視，沒有障礙的同志們，也會歧視障礙同志。有趣的是，反倒是 BDSM 社群（編按：BDSM 為綁縛、調教、施虐、受虐等縮寫，參考註解）會以友善的態度對待障礙者，他們接納各種障礙者！
臺灣看待障礙的角度正在翻轉，由給予福利、施捨的角度邁向全人、權利及平等思維。這並非只靠手天使就能改變，而是要靠每位障礙者及其家庭一同來翻轉社會。我們創造的，不只是「打手槍」，而是讓社會開始去談那些原本不想談的話題，並且願意去對話。
原文「一位來臺灣騎腳踏車的外國人，所帶來的障礙衝擊」刊載於手天使，NPOst 獲授權轉載與修潤。
註：BDSM
指 Bondage（綁縛）、Discipline（調教）、Sadism（施虐）、Masochism（受虐），參考「格雷沒告訴你的BDSM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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