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公益部門大事(陳文良):勞雇關係撕裂、113 流標、宗教團體法受阻、文書作業壓垮基層

圖/Cooper Smith @ Unsplash

編按:

2017 年,對公益部門來說可謂是凜冬將至。無論是吳玉琴立委的解套記者會善牧關閉德蓮安置中心113 保護專線流標社福人事預算總額勻支制賴清德院長的長照功德說,到 NGO 工作者產業工會成立。看似是勞動權益、社福基層與管理者的撕裂,實際上卻反應了整個公益部門難以撼動的結構沉痾。此外,婦聯會事件聰明公益資訊平臺的啟用,也是公益觀察家心中深具影響力的大事。

值此新年初始,NPOst 邀請站上專欄作家,選出他們去年一整年心目中的重大事件與觀察。除了之前周孟謙的「如此一年:2017 年 10 大 NPO 勞動環境新聞回顧」,這次則由資深社福工作者陳文良整理 2017 重要回顧,其後,則有公益責信協會理事長余孟勳,從其會計與財務專業來審視多事的 2017 年。

 

2017 對於臺灣非營利組織而言,算是公民社會發展緩慢與士氣低落的一年。

社會團體法催生中,宗教團體法阻礙重重

民進黨重返執政,公民社會的發展應該進入新的階段,這當中比較明顯有新意的,是內政部提出的「社會團體法草案」送到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審議後,未來將逐步以「政黨法」、「職業團體法」取代戒嚴後立法的「人民團體法」。其中,「社會團體」的設立由「許可制」改為「登記制」,落實人民團體的自治原則,並刪除非必要的法令限制,例如發起人制度與消極資格、籌備與成立大會的步驟、應登記事項之公開開放閱覽與複製(以增加責信度與透明度)。

值得一提的是第 55 條「人民團體績效優良者,主管機關得採書面獎勵、發予獎狀、公開表揚或其他方式獎勵之。」過去那種由中央主管機關統一明定辦法的方式將逐漸淡出,人民團體的「獎勵」應該來自社會各界的支持予以肯定,而不是透過文書資料的準備,由政府主管機關「頒獎」的威權統治思維來持續「管理」人民團體。

這個重要的發展,很可惜不太被討論與肯定,甚至,自治的精神要求公開透明與責任信用時,到了「宗教團體法」的立法就完全變調了。

2017 年中,起因於金爐環保議題借題發揮的「滅香滅教」事件,引發許多寺廟神壇等宗教團體動員信眾到凱達格蘭大道向民進黨政府施壓,表面上指責蔡政府不尊重民間宗教,實際上是針對「宗教團體法草案」第 23 條「經主管機關備查之財務報告,宗教法人應置於第 6 條規定之場所(主事務所或經負責人指定之場所),提供該宗教法人各類組織成員閱覽」,將帶來所有宗教團體必須對信徒「財務透明」的不安與不願。甚至有出家人在一場座談會中大呼「公開透明會讓出家人被謀財害命」,因而,內政部長不得不承諾暫緩推動「宗教團體法草案」的立法,對於公民社會的進步,其實是一大停滯。

2017.7.23 反滅香大遊行。圖/摘自「捍衛信仰守護香火大聯盟」粉絲團

民進黨政府如果重視公民社會的發展,應該放棄從內政部管理宗教團體,而是從宗教團體基於「教育文化與公益慈善事業」獲得免稅資格,改由財政部主管監督,既然宗教法人都已依照所得稅法完整申報財務,應該依據公益行為的公共性大小給予不同的免稅資格,不必陷入管理宗教組織卻治絲益棼的困境。可惜,民進黨囿於臺灣傳統宮廟與教會教堂的政治動員力,在暫緩推動「宗教團體法草案」的同時,並未積極尋找替代方案,以維持稅制的公平正義。

113 流標、勞動條件與人力困境影響長照政策

經濟環境持續讓臺灣的中產階級流失,加上年金改革的預期心理,定期定額捐款最穩定的各家老牌社福機構,都不得不憂心捐款隨著這些因素的交互影響而日趨減少。

社會福利服務的人力成本長期被低估的結果,去年開始一併爆發,最引人注意的當是世界展望會在去年底因為政府合約未能增加社工人力,不再投標承辦「113 保護專線」,引起軒然大波。在此之前,「一例一休」已引起許多社會福利機構與公益團體主管及負責人,面對人力成本提高、勞動意識與機構營運成本及募款難度相繼提高等各種情況,無不憂心。同時,社工投入的實際工時相對於所得薪資之間的合理性、加班以補休「為原則」的默契、社工薪水回捐等問題,也再次因為社工工會組織的積極倡議而再次浮上檯面。

人力成本的考量也間接影響了長照 2.0 的政策推動,一開始的「長照 2.0 ABC」期待在過去長期投資的社區關懷據點、日間照顧中心基礎上,在基層社區可及性高的長期照顧服務體系中開創大量服務,但是推動的模式與支付方式等細節往往到了計畫正式推動前才定案,民間團體一邊配合政策,一邊適應在社區中不同合作角色的轉換,好不容易花大半年搞清楚在共同照顧體系中,民間社福機構與醫療團體彼此的定位究竟為何,往往又因政策微調而得重新調整角色與經費資源配置、空間運用,以及各種跨界合作的計畫。

在這幾個具有指標性意義的事件中,機構的經營管理者與服務提供的第一線人員之間,出現了立場不同與世代差異的衝突,各種觀點互相角力,新世代獲得了輿論的支持,但是,經營管理者則透過資源分配的角色與政策影響力,終究默默地占了上風。

撕裂的基層與管理者

同時,臺灣公益勸募的觀念未能隨著社會的進步而有所成長。公益團體對於公益投資的經費流向,始終在人事費的部分有所顧忌,理由通常不出 2 個,一個是政府補助對於薪資補助標準沒有調整,另一個則是「捐款人的觀感」使得管理者不容易透過調整待遇來改善機構的服務品質,這些觀念多半來自把「人事」當作是「成本」,而非「人力資源」看待,社福領域的低薪,除了市場行情因素,往往也因此是最後才有機會調薪的行業(來自於社會觀感的壓力),因而,普遍存在「看得到吃不到」的預期心理。

「服務效益」的目標達成程度來看待「公益投資」的觀念,在臺灣還沒有能夠變成社會大眾普遍的共識。因而,考量「社會觀感」這個大帽子,也就繼續壓在公益團體身上,也無怪乎身處最基層的第一線工作人員組成的各地社工工會將長期累積的憤怒化為具體的行動,透過各種管道將處境揭露,對於掌握決策權力的所有關鍵人物,針對任何一字一句可能有爭議的話語,放大處理,藉以凝聚共識,「社工有這麼累嗎」一句話變成一條熱賣毛巾,就是去年的經典案例。(參考:NPO 爭勞權系列報導

國恥:被文書作業壓垮的基層工作者

社工界的基層對公部門與公益團體決策管理者的不信任,也來自於長期以來所有政府補助方案中,機構的基本業務相關執行與文書作業都是基層社工的工作,繁瑣的表格、成果報告內容與效率不佳的資訊系統、動輒要通報的種種事件,往往讓工作人員「寧願」超時工作求個耳根清靜以專心「補資料」(打卡下班回家上線繼續做)。資訊管理系統使用的流暢性與資訊化工具不佳,導致基層社工被重複登打的文書作業壓得喘不過氣,成為基層社工民怨累積的重要原因,而這其實是立即能夠解決卻未見根本解決之道之事,身為一個科技產品主要製造國,根本是國恥。

從過去參與審查政府部門建立重要政策執行與系統方案管理的經驗來看,那些管理重要社福工作的系統,經常被抱怨緩慢、難用,甚至還會發生廠商倒閉與其他系統合併使用,導致速度更慢的情事發生。追究其原因,往往在於這些系統的預算編列都分散在各個部門中,承辦人員在有限的預算與時間內,不容易充分整合具備良好解決方案的工作流程和資訊工程師的程式語言能力,因而開出來的政府採購規格與標案審查規則,總是只能採購陽春等級的設備與功能。

如此分散的做法,也甚至沒有人注意到,我們在各項重要的政策實施中,運用了這麼落後的系統,最後的責任與壓力卻都在承擔責任、輸入資料上傳系統的基層人員身上。而截至目前為止的解決辦法,也只能是在各種經費中盡可能勻出錢,讓最慢的系統優先更換速度較快的伺服器,治標不治本。

圖/Markus Spiske @ Unsplash

多元對話的一年初始

看來治絲益棼的 2017 年,其實也是對話非常直接的一年,這是拜自媒體興起,使得許多有能力與角色適時揭露的人們,有機會把問題的不同角度在這個時候拼湊完整,藉以尋找解決方案。看似充滿衝突,卻也在這樣的呈現過程中,逐步累積出可能的解決方案。期待 2018 年,這些問題得以在多元對話的過程中,逐一找到解決問題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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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陳 文良

從事社會福利服務與公益部門發展迄今超過 20 年,東吳社工、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社工碩士,任職於臺灣聯合勸募協會 16 年,曾任聯勸副祕書長、祕書長。2014-2016 年擔任國際聯勸大中華區培訓總監。目前也擔任耕莘文教基金會、曉明基金會等組織董事。 從小受洗的天主教徒,喜歡天主教靈修方式的靜謐與默想,並且相信宗教信仰需要在社會責任的脈絡中實踐,除了追求內心平安和靈性的成長,也關懷導致人類陷於誘惑的社會結構,在自己所領受的天賦才能及人生經驗所形成的獨特路徑中實踐使命。 閱讀與研究興趣:非營利組織治理與管理、天主教的社會議題觀點與思想、公民社會的發展與在國家治理中的角色、社會創新、中國的公益組織發展與能力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