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不到公托資源又付不起市場價格？不如讓社區成為育兒後盾

編按：

本特輯系列獲聯合勸募支持，探討社區照顧與社會安全網在「社區」中的落實與佈建。第一篇以萬華作為社區互助的輪廓描繪與導讀，並陸續刊出其他 5 篇子題，探討社區中的長者照顧、幼兒照顧、原住民社區互助、身心障礙者在地生活，以及社區中的家庭安全防治系統。

 

在高齡社會另一端拉扯人口結構平衡的，是少子化的現實。攤開近 10 年臺灣新生兒出生人數，明顯呈現下降趨勢（除了逢龍年出生人口稍微攀升），依據內政部統計，2016 年的總生育率（15-49 歲育齡婦女平均生育子女人數）只有 1.17%，而臺灣女性平均初次生育年齡，也比 10 年前多了 2 歲，來到 30.7 歲。晚婚、晚育的趨勢越來越明顯。相對而言，老化指數（65 歲以上老齡人口與幼年人口之比例）則節節升高，今年已經破百，預計臺灣人口將越來越老、越來越少。

影響生育意願的因素很多，女性教育程度提升、家庭觀念改變都是其一，但公共托育條件的完善與否，絕對是當中的重要原因。根據托育政策催生聯盟的資料，育嬰制度友善、公共托育資源完整的丹麥、瑞典等先進國家，女性的勞動參與率、生育率皆高，反觀臺灣則是雙低，甚至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國家中敬陪末座。

在臺灣育兒的現實是，平價的公立托嬰中心抽籤不易，而一個月收費動輒 2 萬元以上的私立托嬰中心、私人保姆又太貴。等到幼兒過了 2 歲，若要上幼兒園，又要面對公立資源僧多粥少的幼教選擇。孩子從出生成長到上小學之前，必須付出高額的養育成本，難怪在低薪已是青年普遍處境的今日，生育率會持續低迷。

吃不到公托資源又付不起市場價格，誰生得起？

31 歲的新手媽媽吳小姐設籍臺北市，跟先生 2 人都是上班族。因為雙方父母都無法幫忙全日照顧小孩，在報名抽籤各家公立托嬰中心皆未中籤後，透過社會局的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原社區保母系統）媒合，找到一位離家車程約 5 分鐘的資深保母送托，一個月要付日托保母費 18000 元，扣掉中央與臺北市的托育津貼補助，大約是 12000 元左右，對於收入普通的雙薪家庭來說尚能負擔。

雖然暫時解決了托育問題，但小孩不在身邊，仍然不時得提心吊膽，每當腸病毒流行，也會擔心孩子在保母家中遭交叉感染。夫妻倆都希望能夠有一段完整的時間陪伴孩子長大，計畫依照《性別平等工作法》，在孩子年滿 3 歲前輪流跟公司請育嬰假。無奈的是，主管暗示，如果請了半年的育嬰假，之後原來的職位可能會被取代而遭到調職。面對這種職場上的不友善，夫妻倆還在為了平衡經濟收入與養育責任而苦惱。唯一能確定的是，應該不會再生第 2 胎了。

這是許多新手父母的處境，也是許多青年退卻成為父母的原因。根據托育政策催生聯盟整理各國資料指出，在女性勞動參與率高的國家，平價托育資源是否足夠是影響生育率的關鍵。然而，目前 6 都「公共托育覆蓋率」（收托供應量與需求量的比率）均偏低。2012 年起，各都會區陸續設立公共托嬰中心，以臺北市而言，雖然一行政區有一個公立托嬰中心，但是每個中心平均收托人數只有 40 位；幅員遼闊的高雄市，平均 2500 位 2 歲以下的嬰幼兒，才分配到一個公托。

如同在都會區建設社會住宅的困難，要增建集中式的公共托嬰中心，因空間取得不易，增長也有限。臺北市近年朝增設「社區公共托育家園」為主，利用國小、國中減班多出來的教室與校園空間，改成小型社區化的托育場所，每處收托 10 位左右的嬰幼兒。

彭婉如基金會便是從今年 4 月起承接芝山社區公共托育家園，位於芝山國小內，有別於一般托育機構，空間內部陳設強調居家感，配置 2 名保育員、1 名廚工，收費每個月 14500 元，雖稍高於公托中心的 11000 元，但扣掉育兒津貼，每個月托育費用可以壓到 10000 元以下。

彭婉如基金會指出，也因為芝山國小還有附設幼兒園，托育家園的設立因此讓鄰近社區的幼兒從 0 歲到 6 歲，乃至於上小學，都有完善的照顧系統，熟人網絡也形成社會安全網。小孩在同一個社區相伴成長，家長可以就近照顧，落實社區照顧的理念。

而從照顧者的心理層面來看，夫妻任一方，或者祖父母單獨在家照顧小孩，或保母在自宅照顧寶寶，都容易陷入孤單的壓力中。若能改由社區托育家園幫忙，照顧者可以彼此交流、適時分攤壓力，相較於集中式托嬰中心常有的集體病慣感染疑慮，人數少的社區托育家園，可以減低這方面的風險。

不過，臺北市雖有意識藉由公共托育家園提升社區照顧品質，數量仍是供不應求。依照托育政策催生聯盟的資料，目前 2 歲以下幼兒照顧的公私比仍是極為不均的 1：9。為了提升公托覆蓋率，部分地方政府以公私協力的方式，補助家長送托私立托嬰中心或者私人保母，但因為私托收費十分昂貴，且補助不符私人企業盈利邏輯，跟政府合作意願低，導致私人托嬰中心收托率反而不高。

簡單而言，就是多數家長吃不到有限的公共資源，又付不起市場價格，乾脆以「不生」作為回應。

社區自治非營利幼兒園：一場同村共養的實驗

孩子到了 2 歲之後，要上哪一間幼兒園，又是令家長頭痛的問題。目前幼兒園公私比約為 3：7，仍然存在公立不足、私立太貴的問題，民間團體因此倡議廣設「非營利幼兒園」來應對，並作為實踐社區共同照顧理念的場域。

走進高雄市五甲非營利自治幼兒園，80 多位 3 到 6 歲的小朋友在老師的帶領下，一齊在共同活動空間整理植栽、活動肢體，準備迎接一天的生活。這裡的 3 個班級以「村」命名，呼應一句奈及利亞諺語：「養一個孩子，需要一個村莊共同努力。」

「同村共養」的理念由彭婉如基金會在 2006 年起實踐。利用營建署的閒置用地，基金會在五甲開辦全國第一間「非營利幼兒園」，收取每月約 8000 元的費用，不累積盈餘，所有收入全用於園區人事行政開銷和教育資源支出。除了平價托育減輕勞動階級家長的負擔，「社區自治精神」也是這間幼兒園的特殊元素。

「一般的私立幼兒園出於競爭意識和利益考量，不希望老師和家長有太多接觸，避免影響運作效率，但是我們這邊希望家長一同參與決定教育方式，並拓展到對各類社會議題的認識。」五甲幼兒園創園園長簡瑞連說。

五甲的家長多半來自附近社區，孩子進入這所幼兒園後，家長們也要以照顧者的身分加入學習行列，以參考北歐的「審議式民主」作為討論模式。家長會所選出的 15 名代表會定期與校方、幼教專家和社區人士開自治委員會，討論校務運作與社區議題。

他們自發舉辦二手市集、單車活動，共同照顧彼此的孩子，並藉由密切的互動認識社區鄰居。「我們有一個概念是『跨階級共享』，不管經濟狀況如何的小孩，透過這裡所有老師和家長的協力，每個孩子都可以平等得到學習資源。」簡瑞連表示。

幼兒園除了照顧小孩，也特別關注家長的狀況，「有穩定的照顧者，孩子才能安心成長」。例如社區中有一位單親媽媽，先生因病早逝，需獨力扶養 3 名幼兒。透過社區協助，除了孩子能夠優先入園，彭婉如基金會也藉由家事服務員訓練，輔導她就業。托育、照顧、就業，成為一個完善的社區支持體系，至今已有多人受惠。

由於教育重點放在幼兒生活自理、遊戲和人際互動，而不是語言、數學等知識，所以這裡的老師要具備高超的耐心與溝通技巧，連帶增加許多與家長的對話。一般幼兒園對家長只談親子和親職教育，五甲幼兒園卻納入更多社會性的議題，從反核、環保談到性別和性教育，甚至一同上街頭參加遊行、一起去議會表達對托育政策的意見，使得這裡更像是社區型的教育中心，也讓照顧孩子的辛苦，不再只由家長孤單面對。除了家長彼此跨界認識，五甲的孩子們也定期去附近的日托中心，跟裡面的爺爺奶奶互訪，實踐「老幼共學」。

經營了 10 年，彭婉如基金會逐漸摸索出社區自治的具體內涵，並陸續在高雄、臺北、屏東等地開辦多所非營利幼兒園，還協助其他有志於加入公共托育的組織成立非營利幼兒園。而主管機關教育部也看到非營利幼兒園在提升幼保公共化的影響，計畫在未來 4 年內增設 1000 班公共化幼兒園，將公私比從 3：7 提升到 4：6。

「社區這件事情是要花時間蹲點的，才能從社區的差異與特性中，找到最適合的經營方法。」簡瑞連感嘆。少子化危機直到最近才獲中央大力正視，但是高喊友善托育的同時，卻忽略了教育現場和社區工作的結合需要時間去經營。

當育兒從「家務事」變成「社區的事」，每個人都是潛在照顧者

2014 年成立的「前鎮愛群社區自治育兒資源中心」，同樣由彭婉如基金會營運，在社會局支持下，利用愛群國小閒置的低年級教室開辦，目前有 2 名幼教老師、1 名社工與 1 名心理師駐館。因為位置就在附近民眾會來運動、聚會的校園裡，社區互動相當頻繁。

根據兒童福利聯盟的調查，目前主要的幼兒照顧者仍然以父母、祖父母為大宗，占了 8 成以上，在公共托育還不普及的狀況下，在社區內提供資源減輕照顧者的壓力相形重要。育兒中心提供學齡前兒童專屬的遊戲室、玩具，還有定期的幼兒與家長課程，以及早療教育資源。固定來館的家長與幼兒可以租借育兒用具，或者在公共展間交換買賣二手育兒物品。

延續彭婉如基金會照顧與就業兼顧的支持系統，這裡也提供成人（家長）各種就業資訊和臨托資源，協助將有需要的家長轉介給值得信任的社區保母。「我們希望鼓勵家長信任社區、可以安心把孩子交給社區照顧，有餘裕去投入就業市場。」曾經在臺北工作多年、投入社運倡議的中心護理師王云緒說。

除了育兒資源提供，因為空間寬敞舒適，這裡平時也定期跟高雄的公民組織，如地球公民基金會、第一社區大學合作，舉辦節電工作坊、性教育和同志課程，也是主婦聯盟合作社共同購買的集貨點。特別的是，再艱難的社會議題，都要想辦法讓家長和幼兒都能吸收，「小朋友聽懂了，才坐得住，大人也才有可能吸收這些資訊！」

王云緒認為，「社區裡的每一個民眾都是潛在的照顧者，把社區工作做好，孩子就多了很多照顧資源」，於是她們會跟附近里長合作「社區趴趴走」、「假日市集」等活動，也會帶孩子去附近商店跟店主互動、交流。雖然主管單位社會局曾經微詞，認為愛群做了太多「跟育兒無直接相關」的事情，但王云緒表示，社區是重要的節點，因為有中心的活動作為起頭，才漸漸有社區民眾願意自發做共善的事情，例如有擅長烹飪的家長主動發起共食活動、教小朋友煮菜。

當育兒從「家務事」變成「社區的事」，圍繞日常托育的所有元素，都可以是綿長的社區運動，刺激民眾參與公共事務。

少子化不是趨勢，是世代對惡劣勞動條件的回應

除了整體薪資過低影響生育意願，專業照顧者的職場處境也是公共托育的重要環節。以公立幼兒園教師的薪資來說，一般大學幼教科系畢業約 35000 起跳，非營利幼兒園老師薪資也至少 30000，每年還有調薪機制。然而根據全國教保產業工會的調查，私幼老師即便年資已達 10 年，薪水仍然只有 21000 到 24000 左右，甚至有私幼業者會違反幼托法規定的師生比 1:15，讓老師超收到 1:20 或者更高，以作為加薪機制。

「這在業界其實司空見慣」，簡瑞連說。業者有各種方法規避罰則，幼教老師也只能接受。利潤導向使得私幼往往壓低人事成本、教學現場公開透明的程度低，長期下來造成老師與家長互不信任、拖垮教學品質。幼教老師面對低薪和高壓，流動率自然高。托嬰人員也面臨同樣的問題，私托薪水過低，以追求利潤的市場邏輯經營照顧事業，擠壓到第一線的照顧勞動者。

照顧是一件牽涉到人與人互動的細膩事務，如果僅只是發錢補貼，而不從社會整體支持系統著手，其實是一種偷懶的解決方式。「小孩誰照顧？」並不只是個人選擇的問題，背後牽涉了階級、性別問題和公共資源的分配差距。少子化也非現象與趨勢，而是一個世代對於社會問題總和的「回應」──以不婚、不生育作為舒緩經濟壓力、面對惡劣勞動條件的解方。從社區著手搶救臺灣的人口斷層或許緩不濟急，但這是一塊還未織成的網，需要長期修繕，而解答只有在過程中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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