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本特輯系列獲聯合勸募支持,探討社區照顧與社會安全網在「社區」中的落實與佈建。第一篇以萬華作為社區互助的輪廓描繪與導讀,並陸續刊出其他 5 篇子題,探討社區中的長者照顧、幼兒照顧、原住民社區互助、身心障礙者在地生活,以及社區中的家庭安全防治系統。
在高齡社會另一端拉扯人口結構平衡的,是少子化的現實。攤開近 10 年臺灣新生兒出生人數,明顯呈現下降趨勢(除了逢龍年出生人口稍微攀升),依據內政部統計,2016 年的總生育率(15-49 歲育齡婦女平均生育子女人數)只有 1.17%,而臺灣女性平均初次生育年齡,也比 10 年前多了 2 歲,來到 30.7 歲。晚婚、晚育的趨勢越來越明顯。相對而言,老化指數(65 歲以上老齡人口與幼年人口之比例)則節節升高,今年已經破百,預計臺灣人口將越來越老、越來越少。
影響生育意願的因素很多,女性教育程度提升、家庭觀念改變都是其一,但公共托育條件的完善與否,絕對是當中的重要原因。根據托育政策催生聯盟的資料,育嬰制度友善、公共托育資源完整的丹麥、瑞典等先進國家,女性的勞動參與率、生育率皆高,反觀臺灣則是雙低,甚至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國家中敬陪末座。
在臺灣育兒的現實是,平價的公立托嬰中心抽籤不易,而一個月收費動輒 2 萬元以上的私立托嬰中心、私人保姆又太貴。等到幼兒過了 2 歲,若要上幼兒園,又要面對公立資源僧多粥少的幼教選擇。孩子從出生成長到上小學之前,必須付出高額的養育成本,難怪在低薪已是青年普遍處境的今日,生育率會持續低迷。
吃不到公托資源又付不起市場價格,誰生得起?
31 歲的新手媽媽吳小姐設籍臺北市,跟先生 2 人都是上班族。因為雙方父母都無法幫忙全日照顧小孩,在報名抽籤各家公立托嬰中心皆未中籤後,透過社會局的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原社區保母系統)媒合,找到一位離家車程約 5 分鐘的資深保母送托,一個月要付日托保母費 18000 元,扣掉中央與臺北市的托育津貼補助,大約是 12000 元左右,對於收入普通的雙薪家庭來說尚能負擔。
雖然暫時解決了托育問題,但小孩不在身邊,仍然不時得提心吊膽,每當腸病毒流行,也會擔心孩子在保母家中遭交叉感染。夫妻倆都希望能夠有一段完整的時間陪伴孩子長大,計畫依照《性別平等工作法》,在孩子年滿 3 歲前輪流跟公司請育嬰假。無奈的是,主管暗示,如果請了半年的育嬰假,之後原來的職位可能會被取代而遭到調職。面對這種職場上的不友善,夫妻倆還在為了平衡經濟收入與養育責任而苦惱。唯一能確定的是,應該不會再生第 2 胎了。
這是許多新手父母的處境,也是許多青年退卻成為父母的原因。根據托育政策催生聯盟整理各國資料指出,在女性勞動參與率高的國家,平價托育資源是否足夠是影響生育率的關鍵。然而,目前 6 都「公共托育覆蓋率」(收托供應量與需求量的比率)均偏低。2012 年起,各都會區陸續設立公共托嬰中心,以臺北市而言,雖然一行政區有一個公立托嬰中心,但是每個中心平均收托人數只有 40 位;幅員遼闊的高雄市,平均 2500 位 2 歲以下的嬰幼兒,才分配到一個公托。
如同在都會區建設社會住宅的困難,要增建集中式的公共托嬰中心,因空間取得不易,增長也有限。臺北市近年朝增設「社區公共托育家園」為主,利用國小、國中減班多出來的教室與校園空間,改成小型社區化的托育場所,每處收托 10 位左右的嬰幼兒。
彭婉如基金會便是從今年 4 月起承接芝山社區公共托育家園,位於芝山國小內,有別於一般托育機構,空間內部陳設強調居家感,配置 2 名保育員、1 名廚工,收費每個月 14500 元,雖稍高於公托中心的 11000 元,但扣掉育兒津貼,每個月托育費用可以壓到 10000 元以下。
彭婉如基金會指出,也因為芝山國小還有附設幼兒園,托育家園的設立因此讓鄰近社區的幼兒從 0 歲到 6 歲,乃至於上小學,都有完善的照顧系統,熟人網絡也形成社會安全網。小孩在同一個社區相伴成長,家長可以就近照顧,落實社區照顧的理念。
而從照顧者的心理層面來看,夫妻任一方,或者祖父母單獨在家照顧小孩,或保母在自宅照顧寶寶,都容易陷入孤單的壓力中。若能改由社區托育家園幫忙,照顧者可以彼此交流、適時分攤壓力,相較於集中式托嬰中心常有的集體病慣感染疑慮,人數少的社區托育家園,可以減低這方面的風險。
不過,臺北市雖有意識藉由公共托育家園提升社區照顧品質,數量仍是供不應求。依照托育政策催生聯盟的資料,目前 2 歲以下幼兒照顧的公私比仍是極為不均的 1:9。為了提升公托覆蓋率,部分地方政府以公私協力的方式,補助家長送托私立托嬰中心或者私人保母,但因為私托收費十分昂貴,且補助不符私人企業盈利邏輯,跟政府合作意願低,導致私人托嬰中心收托率反而不高。
簡單而言,就是多數家長吃不到有限的公共資源,又付不起市場價格,乾脆以「不生」作為回應。
社區自治非營利幼兒園:一場同村共養的實驗
孩子到了 2 歲之後,要上哪一間幼兒園,又是令家長頭痛的問題。目前幼兒園公私比約為 3:7,仍然存在公立不足、私立太貴的問題,民間團體因此倡議廣設「非營利幼兒園」來應對,並作為實踐社區共同照顧理念的場域。
走進高雄市五甲非營利自治幼兒園,80 多位 3 到 6 歲的小朋友在老師的帶領下,一齊在共同活動空間整理植栽、活動肢體,準備迎接一天的生活。這裡的 3 個班級以「村」命名,呼應一句奈及利亞諺語:「養一個孩子,需要一個村莊共同努力。」
「同村共養」的理念由彭婉如基金會在 2006 年起實踐。利用營建署的閒置用地,基金會在五甲開辦全國第一間「非營利幼兒園」,收取每月約 8000 元的費用,不累積盈餘,所有收入全用於園區人事行政開銷和教育資源支出。除了平價托育減輕勞動階級家長的負擔,「社區自治精神」也是這間幼兒園的特殊元素。
「一般的私立幼兒園出於競爭意識和利益考量,不希望老師和家長有太多接觸,避免影響運作效率,但是我們這邊希望家長一同參與決定教育方式,並拓展到對各類社會議題的認識。」五甲幼兒園創園園長簡瑞連說。
五甲的家長多半來自附近社區,孩子進入這所幼兒園後,家長們也要以照顧者的身分加入學習行列,以參考北歐的「審議式民主」作為討論模式。家長會所選出的 15 名代表會定期與校方、幼教專家和社區人士開自治委員會,討論校務運作與社區議題。
他們自發舉辦二手市集、單車活動,共同照顧彼此的孩子,並藉由密切的互動認識社區鄰居。「我們有一個概念是『跨階級共享』,不管經濟狀況如何的小孩,透過這裡所有老師和家長的協力,每個孩子都可以平等得到學習資源。」簡瑞連表示。
幼兒園除了照顧小孩,也特別關注家長的狀況,「有穩定的照顧者,孩子才能安心成長」。例如社區中有一位單親媽媽,先生因病早逝,需獨力扶養 3 名幼兒。透過社區協助,除了孩子能夠優先入園,彭婉如基金會也藉由家事服務員訓練,輔導她就業。托育、照顧、就業,成為一個完善的社區支持體系,至今已有多人受惠。
由於教育重點放在幼兒生活自理、遊戲和人際互動,而不是語言、數學等知識,所以這裡的老師要具備高超的耐心與溝通技巧,連帶增加許多與家長的對話。一般幼兒園對家長只談親子和親職教育,五甲幼兒園卻納入更多社會性的議題,從反核、環保談到性別和性教育,甚至一同上街頭參加遊行、一起去議會表達對托育政策的意見,使得這裡更像是社區型的教育中心,也讓照顧孩子的辛苦,不再只由家長孤單面對。除了家長彼此跨界認識,五甲的孩子們也定期去附近的日托中心,跟裡面的爺爺奶奶互訪,實踐「老幼共學」。
經營了 10 年,彭婉如基金會逐漸摸索出社區自治的具體內涵,並陸續在高雄、臺北、屏東等地開辦多所非營利幼兒園,還協助其他有志於加入公共托育的組織成立非營利幼兒園。而主管機關教育部也看到非營利幼兒園在提升幼保公共化的影響,計畫在未來 4 年內增設 1000 班公共化幼兒園,將公私比從 3:7 提升到 4:6。
「社區這件事情是要花時間蹲點的,才能從社區的差異與特性中,找到最適合的經營方法。」簡瑞連感嘆。少子化危機直到最近才獲中央大力正視,但是高喊友善托育的同時,卻忽略了教育現場和社區工作的結合需要時間去經營。
當育兒從「家務事」變成「社區的事」,每個人都是潛在照顧者
2014 年成立的「前鎮愛群社區自治育兒資源中心」,同樣由彭婉如基金會營運,在社會局支持下,利用愛群國小閒置的低年級教室開辦,目前有 2 名幼教老師、1 名社工與 1 名心理師駐館。因為位置就在附近民眾會來運動、聚會的校園裡,社區互動相當頻繁。
根據兒童福利聯盟的調查,目前主要的幼兒照顧者仍然以父母、祖父母為大宗,占了 8 成以上,在公共托育還不普及的狀況下,在社區內提供資源減輕照顧者的壓力相形重要。育兒中心提供學齡前兒童專屬的遊戲室、玩具,還有定期的幼兒與家長課程,以及早療教育資源。固定來館的家長與幼兒可以租借育兒用具,或者在公共展間交換買賣二手育兒物品。
延續彭婉如基金會照顧與就業兼顧的支持系統,這裡也提供成人(家長)各種就業資訊和臨托資源,協助將有需要的家長轉介給值得信任的社區保母。「我們希望鼓勵家長信任社區、可以安心把孩子交給社區照顧,有餘裕去投入就業市場。」曾經在臺北工作多年、投入社運倡議的中心護理師王云緒說。
除了育兒資源提供,因為空間寬敞舒適,這裡平時也定期跟高雄的公民組織,如地球公民基金會、第一社區大學合作,舉辦節電工作坊、性教育和同志課程,也是主婦聯盟合作社共同購買的集貨點。特別的是,再艱難的社會議題,都要想辦法讓家長和幼兒都能吸收,「小朋友聽懂了,才坐得住,大人也才有可能吸收這些資訊!」
王云緒認為,「社區裡的每一個民眾都是潛在的照顧者,把社區工作做好,孩子就多了很多照顧資源」,於是她們會跟附近里長合作「社區趴趴走」、「假日市集」等活動,也會帶孩子去附近商店跟店主互動、交流。雖然主管單位社會局曾經微詞,認為愛群做了太多「跟育兒無直接相關」的事情,但王云緒表示,社區是重要的節點,因為有中心的活動作為起頭,才漸漸有社區民眾願意自發做共善的事情,例如有擅長烹飪的家長主動發起共食活動、教小朋友煮菜。
當育兒從「家務事」變成「社區的事」,圍繞日常托育的所有元素,都可以是綿長的社區運動,刺激民眾參與公共事務。
少子化不是趨勢,是世代對惡劣勞動條件的回應
除了整體薪資過低影響生育意願,專業照顧者的職場處境也是公共托育的重要環節。以公立幼兒園教師的薪資來說,一般大學幼教科系畢業約 35000 起跳,非營利幼兒園老師薪資也至少 30000,每年還有調薪機制。然而根據全國教保產業工會的調查,私幼老師即便年資已達 10 年,薪水仍然只有 21000 到 24000 左右,甚至有私幼業者會違反幼托法規定的師生比 1:15,讓老師超收到 1:20 或者更高,以作為加薪機制。
「這在業界其實司空見慣」,簡瑞連說。業者有各種方法規避罰則,幼教老師也只能接受。利潤導向使得私幼往往壓低人事成本、教學現場公開透明的程度低,長期下來造成老師與家長互不信任、拖垮教學品質。幼教老師面對低薪和高壓,流動率自然高。托嬰人員也面臨同樣的問題,私托薪水過低,以追求利潤的市場邏輯經營照顧事業,擠壓到第一線的照顧勞動者。
照顧是一件牽涉到人與人互動的細膩事務,如果僅只是發錢補貼,而不從社會整體支持系統著手,其實是一種偷懶的解決方式。「小孩誰照顧?」並不只是個人選擇的問題,背後牽涉了階級、性別問題和公共資源的分配差距。少子化也非現象與趨勢,而是一個世代對於社會問題總和的「回應」──以不婚、不生育作為舒緩經濟壓力、面對惡劣勞動條件的解方。從社區著手搶救臺灣的人口斷層或許緩不濟急,但這是一塊還未織成的網,需要長期修繕,而解答只有在過程中尋找。
特輯文章:
當老萬華長出最兼容的支持網:從政府的「福利社區化」到民間的「社區照顧」
在生活裡,做部落的人:拒絕單一指標,拒絕競爭思維的原鄉社區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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