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作者/杜文苓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教授‧地球公民基金會董事
採訪撰稿/葉靜倫
編按:
在臺灣,「總統」的意見足以左右行政部門的定奪,對日夜汲營於爭取空間、衝撞體制、奔走修法的各大小公民組織來說,總統人選大致抵定的 2016 大選,意味著什麼樣的轉變?一向與政治體系分庭抗衡的公民團體,為什麼持續呼籲大家起身投下政黨票,將其「政治代理人」送入國會?
NPOst 將從今天開始,從公共行政學者、投身環境運動數十年的杜文苓教授之公民團體觀察開始,為 2016 總統大選選前最後一週揭幕;從臺灣民間組織在大選中的角色,到勞工、環境、長照、人權等 NPO/NGO 專訪,直擊臺灣大選中的公民之聲。
2000 年,我們試過了,政黨輪替舉國翻騰;2008 年,二次政黨輪替,國民黨重返執政;2016 年,我們或許又將迎來第三度政權更迭。
只是這一次,新朝將至,卻已無關顏色。局勢已然不同。
一支廣告喚得回什麼局?
過去 5-8 年來,執政黨政府相信財源廣進就是增進公共利益,卻忘了所謂「公共利益」隨時都在辯證。在民進黨忽地執政愴惶挫敗後,藍軍政府雖然奪回一方城池,接手反撲,然而,威權體制遺留下來的產官學精英政治改變了嗎?以自由貿易和經濟利益為目的的發展策略改變了嗎?弱化環境、人權與永續思維的外交定位改變了嗎?
90 年代的社會運動能量,原本到了 2000 年民進黨執政後,出於對新政府過高的期待而逐漸喪失,直至 2008 年向來擁抱剝削式開發、拒絕相信公民力量的國民黨政府與民間訴求頻頻斷裂,衍生出 2012 年的反媒體壟斷、2013 年 20 萬人反核大遊行、2014 年的反服貿 318 運動……社會運動與 NPO/NGO(非營利組織/非政府組織)捐款募資能量終又日漸攀升。如今,苦悶的執政黨委屈於「大家都不了解我」,被逼急了甚至重新找五年級下手,想用一支廣告鳴金擊鼓喚回昔日戰友。
8 年來,臺灣公民團體如雨後春筍,各大小 NPO/NGO 以社會捐款為力量,以研究論述為基礎,拒絕依賴政府和企業,竟也能日益茁壯,植下黨派競爭與二元對立之外的第三股力量。
「NPO/NGO 之所以成為公民團體,就是因為它不為私人利益而倡議,而是為了公共利益與價值。」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教授杜文苓說。
「公民組織無法代表整個社會,但 NPO/NGO 可說是『社會上的積極公民』。運作良好的國家,必須要能同時擁有決策能力強的政府,代表多數民意的立法者,以及發展健全的公民社會。」
公民團體參與議題的正當性,並非來自於人民的選票所給予的政治授權,而是長久深耕議題、具有論述競爭的能力與為公共價值奮鬥的公信力。它們被賦予社會參與的重大期待,既不同於政府也不同於立委,它可以防止政治處理上出現「系統性偏聽」,讓公共資源與權力的行使照顧到更多面向。
只是,眼看政治權力結構將再次洗牌,在新勢力日益崛起的江湖角力中,公民團體將面對的是什麼樣的「局」?
執政的終極目標不是「掌握權力」
要回答這個問題,或許我們該先問,民進黨從過去的挫敗中學到了什麼?
檢視 2016 總統大選,三個主要候選人的政見,不難看出當中只有「針對爭議的表態回應」,卻「缺少結構性的整體戰術」。彩虹旗上街飄揚,便表態支持多元成家;反核四大遊行,便表態支持節電與風力黑潮新能源;社會吵嚷邁向高齡化,於是整理長期照護補助要點;勞團抗議沒人聽(說)話,便召開記者會見見面。
然而,在全球化的時代,堂堂一國元首的選舉焉能缺乏全盤考量的格局?
「就說環境議題好了。氣候變遷難道只是環保團體的事嗎?回答了環保團體的訴求就算解決了嗎?」杜文苓說:「環境政策要求的是能源、產業、經濟等各層面的結合,它不是『北極熊』、『電動車』或『隨手關燈』這種字詞組合起來的一篇報告。它涉及新科技的研發、新創產業的補貼、環境評估的審查機制、永續發展的思維等,是整體政策的多管齊下,是經濟的轉型,也需要勞工、食安、農業等多方專業與團體的有效合作。」
換言之,新朝政府必須知道──
執政的終極目標不是掌握權力,而是深化民主與發展正義。
用選票送 NPO/NGO 進國會,會發生什麼事?
「目前主要大黨的政見都還看不出對於進步價值的追求,公民團體自己進入國會,可以將我們關心的東西推入政治議程。」環保與永續發展議題在 2016 大選中有「政治代理人」,力圖進入國會,從政策面打出根本上的戰績。地球公民基金會董事杜文苓笑說:「過去我們說『一切都是政治』,這話聽起來總是負面又令人厭倦,大家比較習慣說『一切都是為了經濟發展。』如今,至少在公民團體眼中,這兩種感受已然翻轉。」
「公民團體進入國會,會被權力結構吸納腐化嗎?不見得。因為社會運動的思維會一併帶入。我們知道臺灣的民主還在持續轉型,我們知道新的思維與資源必須要能在政治戰場上穿梭交流。我們必須讓環境與土地正義等持續為人所忽略的重要議題,在政治場域中奪下一席之地。」杜文苓說。
「當然,新朝『相較之下』也許令人期待,但具體而言能做到多少改變,只能拭目以待。至少以當前的政見來說,還無法預見能為臺灣帶來具永續願景的、脫胎換骨的未來。」杜文苓指出接下來的關鍵:「以公共行政學者的角度來說,重點還是在治理的轉型與能力的提升,以及行政與立法部門的結構。新政府真正要面對的是在朝與在野的立場轉換,在朝時要有能力駕馭官僚體系、善用社會資源,這跟過去的戰場是完全不同的。」
1 月 16 日之後,臺灣社會的新局或許跟理想還差距甚遠,然而,
縮減現實與理想的差距,正是公民社會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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