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綠色酷兒協會王鐘銘：「在人生的路口轉個彎，也許我也會成為這些『奸惡之徒』。」
王鐘銘，曾參與江翠護樹、聲援華光社區、淡海二期反徵收諸多抗議運動，同時也是首位以同志身分代表綠黨參選淡水區立委、議員的參選人，目前在關心環保、同志議題的台灣綠色酷兒協會擔任秘書長。除了關注性別、土地議題，王鐘銘在今年一月因江翠護樹案入獄服刑三個月，出獄後開始關注監所改革的議題。
入獄三個月後，王鐘銘認為目前的監獄有兩個問題，一是資源不足，二是收容太多。與其談論監所管理人員「罔顧人權」，更應該關注的是人力不足的問題。資源不足和收容太多，其實就是一體兩面互相映照的問題。
在監獄裡，生了病怎麼辦？
「我有一次在獄中同時拉肚子跟脹氣，去看獄醫他們很懷疑地問我為什麼會這樣，我就是不知道才來找你呀（泫然欲泣）。後來醫生怎麼辦呢？他就同時開給我拉肚子的藥跟脹氣的藥。那個醫生白髮蒼蒼，非常非常老了，我想他也只是看著一張對應症狀和藥品名稱的紙開藥給我而已。」
最後王鐘銘糊里糊塗地痊癒了，但這個故事也顯示出了監所中的醫療問題。藥物是由所方集中管理、統一發放，而獄中的醫生資源也非常貧乏，大多數的年輕醫生不願意到監所服務。而若受刑人想要求助於監所外的醫療體系，就必須動用二至三個戒護人力隨行陪同，在監所管理人力已經非常短缺的情況下，這個期待顯然是奢求，也是管理人員更沈重的工作負擔。
在監獄裡，要花錢怎麼辦？
「大家都說坐牢是吃免錢飯嘛，我入監的那天，除了口袋裡剛好沒拿出來的兩塊錢銅板之外，就沒有其他錢了。進入之後才發現，這樣連毛巾、被子、衣服全都沒辦法買，所以我只好先穿著入監當天的那套便服。直到第二天家人匯款進來才解除窘境。」
監所中的各種日用品，可以透過現金簿扣點的方式購買。王鐘銘笑說，因為自己很想有可以寫字的小桌子，三個月下來陸陸續續買的小傢俱，讓獄友們都稱奇說沒碰過像他一樣買這麼多東西的人。「三個月之後我終於買的差不多了結果要出獄了，我想說天哪另外三個月的刑期不能讓我一次服完嗎？」
然而，並不是每個受刑人都有足夠的經濟能力、和家人的支持。王鐘銘曾認識一個中年獄友，對於獄中日用品的使用非常斤斤計較，「我一開始覺得很不爽，想說我們不是同是天涯淪落人嗎，為什麼要這麼計較？」後來聊天才知道，原來他的獄友認定自己出獄時的年紀（約六十五歲），已經很難再找到工作，因此在入獄前把所有積蓄都留給家中唯一的媽媽養老，在獄中盡可能過著節儉的生活。「他認為自己來坐牢已經讓媽媽非常丟臉了，絕對不能再讓媽媽還要匯錢進來養他。」三個月的獄中見聞，從王鐘銘口中道來似乎成了一個個津津有味的故事。
監所管理人員的工作處境，也是監獄改革的重點之一
因護樹案入獄三個月，和其他受刑人相比，王鐘銘的社運背景的確讓他成為較為特殊的案例，也增加了觀看事情的不同視角，包括外界對於監所管理人員的觀感。
「我們習慣想像，管理人員就是喜歡刑求收容人。」出獄之後王鐘銘陸續深入研究監獄改革議題，發現明明「監所管理人員的工作處境」也是改革團體的目標之一，但卻被管理人員視為麻煩份子，認為「人權團體就是喜歡和矯正署作對」。
「這些奇怪的幻想變成了雙方對彼此的誤解。」但許多現象來自於結構上環環相扣的問題。舉例來說，受刑人必須蹲著和管理人員說話，無疑是種威權鮮明的做法；但這背後反映出的是在管理人力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必須採取的畸形手段和必要之惡。「和站著比起來，蹲著的狀態想要攻擊管理人員的確比較難；如果監獄裡發生鬥毆，管理人員貿然衝進去勸架也很容易受傷，所以需要等到中央台的人到了再一起進去。」
工作上的壓力，讓監所中的基層工作者很難進一步去思考如何改善大環境。過去的監所人員大多出自警大、警專體制，現在則漸有其他考選管道可進入監所管理體系，卻也衍生了派系之分，使得改革的聲音很難上達天聽。
監所不應該強化社會階級
談到因不同背景和罪名而入獄，是否會在獄中形成受刑人的不同體系或階級，王鐘銘認為監獄就是個小社會。雖然階級觀念的複製是難免的，但在獄中再度強化這些觀念，並不是件好事。「如果被關起來的公務員或有錢人得到了較好的對待，其他受刑人出獄之後的認知更會是『社會本來就是這樣』。」
而「雜役（現稱服務員）」的制度又在監獄中製造了巧妙的階級差異。雜役由表現良好的受刑人擔任，協助負擔管理人員的工作。雜役一方面掌握了部分管理權力，同時協助減緩大量所方的管理壓力，卻無責任對工作品質做出保障。
談監獄改革，無法避談司法問題
談到監獄無法避談的司法問題，氣氛就顯得沉重了。「我遇過一位獄友是羈押被告，因為猥褻、騷擾、犯下妨害性自主的罪責被判十七年，刑期比同一週另一個殺人犯來得更重。」犯下「多起」猥褻、騷擾等罪的人，因為「一罪一罰」，刑期很可能和「殺一個人」的殺人犯來得更重。
另一位羈押獄友，因為預防逃跑、毀滅證據或串供等因素而被禁止保釋。「我問他出去會不會跑掉？被判了二十年也會回來嗎？他說會，但他根本不打算說服人，因為沒人會相信。」王鐘銘淡淡地談起這些他遇過的獄友們，不談他們的犯罪背後有多麼曲折離奇不為人知的血淚故事，光談他們作為一個人在法律上應受到的待遇，光是「無罪推定」這條就在羈押這關石沈大海了。「有的人在被判刑之前，就在獄中被羈押了兩年。」
假釋門檻的一再調高，也和社會大眾的恐懼密不可分。王鐘銘認為：「但如果假釋再犯，這不就代表『坐牢』對於協助他改過毫無用處嗎？如果是這樣，為什麼我們要把這劑無效藥的劑量繼續調高？」
「他們」有罪，不代表「我們」善良
親身和大家想像中的奸惡之徒為伴，王鐘銘的心情有害怕，也有反思。「有一晚我和涉嫌殺人的羈押被告關在同一間房，睡前忍不住胡思亂想我會不會在睡夢中遭遇不測，但沒想到很快就睡著了。隔天醒來看著眼前躺著的大叔，覺得自己好傻，怎麼會擔心這個？」王鐘銘誠實地表白各種他曾有過的恐懼和偏見，才娓娓道來他反思的思路過程。
「還有另一個因妨害性自主而入獄的獄友，因為同志身分從小就過著隱晦而充滿壓力的生活。和他聊天的過程我一直忍不住想，他雖然做錯了事，但如果我沒有這麼幸運、在十多歲就出櫃、不用充滿自我質疑和小心翼翼的過日子，而是和他一樣找不到情慾的正確出口……我真的不確定，在本質上我和他真的是不一樣的兩種人嗎？」
「也許在某個人生的路口上轉個彎，我就是他們。」王鐘銘以近乎不可思議的誠實，迫使自己直視和奸惡之徒間的距離。「我們一直在學習和社會上不同的人相處，而監獄裡的人，也不過是其中一種罷了。」如果不是因為這段生命經驗，王鐘銘或許也不會踏進關注監所改革議題的世界，他謙虛地說自己在這個議題上仍是個剛起步的「小學生」，但他邀請在場的所有聽眾，一起從「幼稚園」的程度開始學起，一起開始關注監所改革的重要性。
延伸閱讀：
- 讓監獄裡的受刑人擁有自尊；讓社會擁有安全感－專訪監所關注小組陳惠敏
- 芬蘭監獄的管理之道，台灣可以學習嗎？
- PNN 公視新聞議題中心〈黑森林裡的黑森林～台北監獄違規房實錄〉
- PNN 公視新聞議題中心〈開放式監獄的迷思：挪威監獄島巴斯托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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