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陳文良｜整理／劉彥良

上篇提及社工於社會系統中的角色，以及台灣在疫情中實踐「數位社會創新」的典範案例，闡釋社工的職責與新時代的挑戰。本篇接續前述概念，指出當社會創新以多元途徑解決各類新興問題的同時，社工如何跟上時代腳步，不在創新路上缺席。

2021年秋天的⟪史丹佛社會創新評論⟫主題是「開放社會創新 – 多方協力解決社會問題的新取向」，來自德國的共同作者Hohanna Mair & Thomas Gegenhuber 明確指出：

社會創新的實務運作，似乎卡在一種國家/政府/公部門、公民社會、社會企業、以及商業部門明確分工的傳統典範。我們相信這種社會創新需要重新整頓。該是時候揚棄個人、單一組織推動社會變革的英雄主義時代，透過數位科技形塑群體行動的社會創新實驗。

疫情期間，德國動員一萬五千位各界人士，透過各種小規模的討論，針對疫情中浮現的各類新議題逐漸聚焦、歸類，提出解決方案的原型，並且持續修正之後，向外規模化。這樣的經驗，讓推動社會創新行動超過十年的德國，重新反省創新路徑，提出各種實驗、嘗試、動員、規模化和擴散的路徑圖，並將疫情經驗命名為「開放社會創新」。

「開放社會創新」正活躍於台灣

我們依照這個定義檢視台灣，很開心地發現，過去五年來，「開放社會創新」正在台灣持續發生。例如社會創新實驗中心持續招募進駐團隊，讓有志於此的團隊夥伴，在實證場域實驗創新原型。像是配客嘉、杯特透過循環材料，設置方便的回收系統、回收站，減少一次性包材、免洗杯的使用。創新服務中搜集的數據，也可供合作廠商分析潛在市場。我們的確觀察到各類議題的創新，都離不開網路、平台、數據在系統間交換的價值。

有些議題過去沒有被納入社會福利體系，在網路普及的時代，也有了改善的可能。例如以數位工具突破手語翻譯員有限的情況，讓銀行將手語納入櫃檯服務必備的訓練，在手語翻譯員的輪值待機服務下，必要時可以透過視訊，為聽障者翻譯複雜的產品說明或金融服務。手翻員也可將視訊化解困難的畫面錄製下來，整理出解決問題的參考素材，提升未來服務效率。

數位化的便利，讓解決社會問題，步入凡走過必留下「等比級數成長的數位足跡」時代。過去需要十次革命才會喚醒的社會運動，如今可在一夜間星火燎原。這將考驗跨專業的快速分工合作，能否快速組合成新的解決問題系統？

社工在創新路上消失的主因：「社區」被做小了？

回到社工所面臨的「系統」，跨部門、跨專業的合作能力是否有所提升？社會安全網的設計，能如預期地接到所有脆弱家庭嗎？各種個案管理系統，是運用第一線工作者的勞力還是智慧？是單向還是互動？社工專業人員之所以要組織工會與「權力」對話，未能感受到自己是社會福利專業體系的「系統公民」，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社工界過去所學的工作方法，其實都還適用。尤其是「社區工作方法」，放大脈絡到台灣社會不同層面，盤點資源與社會倡議行動，社會工作專業人員，應該要成為「社會創新發生的推手」。我們可以留意在社區發展中，哪一股力量是最好的催化劑？不斷放大社區的規模及視野。

「Community」這個字，不能只稱為地理性小範圍的「社區」。雖然在最初引進社區工作方法時，農業化、教育未普及、基層社區的動員與農漁會系統息息相關。但經過工業化、製造業、後工業化和網路時代。Community 早已穿越地理限制，成為「網絡性、社群性」的概念。

早在1996年，美國的社會工作碩士教育，已經把直接服務與間接服務學程改成總體社會工作實務（Macro Social Work Practice)，以及直接社會工作實務（Direct Social Work Practice)，作為總體社會實務工作者，我們應從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善用個體相關的心理學、社會心理學、團體動力與組織行為等課程累積的能力，洞察總體面的動力走向，介入不同社群的社會變革推動策略。

找回創新路上缺席的社工們

過去這三年，當整個社會解決新型態的社會問題時，社工專業很少在裡面出現，久了以後，當大家在號召解決社會問題，會不會自動就把社工忽略了呢？另一方面，國外的文獻通常提到社會問題時，尋找的是solution provider，解決方案的提供者，假設解決方案的脈絡缺少社會工作專業，自然會有其他類似的專業協力解決這些問題。

台灣的社工專業，過去三十年，花了第一個十年建立證照制度，第二個十年建立專科社工制度，最近十年，年輕社工組織工會，反映資深與專業權力集中、無視基層社工被壓迫的事實，爭取勞動權益。這個政府預算高達七千億、民間募集資源規模超過一千億的專業服務產業。在世代間有了一道鴻溝。社工缺席社會創新的相關行動，自然就不意外了。

我記得社會工作的專業倫理中，專業能力的完備必須與時俱進，因此，推動社會變革（promoting social change） 需要將社會問題的演變與需要複雜化，且不能自外於跨專業合作、科技化、數位化與數據化的時代。

台灣成功運用數位社會創新防控疫情，成為國際數位基礎建設的標竿。我們有信心台灣的環境不差，但仍應仔細檢驗包括社工在內的諸多專業，是否因為專業文化與政策資源的權力集中，使解決問題的系統，在規劃完備人力尚未到位之際，就已經呈現封閉系統的特徵，無法讓社工等特定專業人士，形成系統公民的責任感。

延伸閱讀：數位時代下，社工如何跟上創新腳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