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裡,做部落的人:拒絕單一指標與競爭思維的原鄉社區互助
編按:
本特輯系列獲聯合勸募支持,探討社區照顧與社會安全網在「社區」中的落實與佈建。第一篇以萬華作為社區互助的輪廓描繪與導讀,並陸續刊出其他 5 篇子題,探討社區中的長者照顧、幼兒照顧、原住民社區互助、身心障礙者在地生活,以及社區中的家庭安全防治系統。
上午時分,走進屏東縣泰武鄉比悠瑪(piuma)部落,騎著電動代步車的長者,悠閒的移動到社區入口石碑旁的活動中心,加入樹蔭下三三兩兩聊天的行列,或者入內準備排隊量血壓,偶爾有隔壁托育班傳來孩子學族語歌謠的嬉鬧聲,引起長輩好奇探頭。
這個排灣族部落的漢名是「平和」,舊部落原位於北大武山半山腰,因地處偏遠,就學、就醫、取得物資都不方便,考量族人的未來發展和生活福祉,1968 年部落共同決議遷村到沿山公路旁的現址,距離潮州鎮市區車程僅約半小時。目前人口約 700 多位,是泰武鄉人口最少的部落。
居民習慣稱呼「托育班」的正式名稱是「社區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利用已裁撤的舊派出所空間上課,目前有 30 位學生。看似部落尋常地景之一的托育班並非憑空得來,而是一段爭取自主照顧歷史的具體成果。
重建社區照顧的契機與阻礙
1970 年代,臺灣工業發展起飛,青壯年原鄉部落居民陸續進入都市工作,國家政策吸納了大量人力進入工業區與私人企業,卻忽略了偏鄉老幼照顧體系的建構。到了經濟蓬勃的 1990 年代初期,「照顧」已變成市場上的商品,多數成年人一天 8 小時被綁在勞動現場,無暇照顧孩子,原本由在地社區共同承擔的照顧責任,被學費昂貴的幼稚園、托兒所取代。
「更窮、更偏遠的地方,連市場都不願意進去,根本沒有商品可以選擇。」部落互助托育行動聯盟工作者楊江瑛分析。
1993 年,因數起都會區私立幼稚園發生安全意外,政府介入管理掃蕩,人口稀少的偏鄉幼托機構一併被取締, 因安全設備、建築構造不合法規被勒令關閉,很長一段時間,許多部落和偏鄉幾乎沒有任何在地的托育資源。
這樣的背景下,一些部落工作者和返鄉族人看到了需求。平和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德布藍恩回憶自己在 2006 年回到部落時,觀察到一些因家長經濟能力不足、無法上幼兒園的學齡前孩子無人照顧,鎮日晃蕩,油然而生在部落設立共同照顧機構的念頭。
第一個機會是 2008 年原民會的「原住民族地區幼托服務暨保母訓練與輔導試驗計畫」,專案撥款讓部落聘用幼教老師照顧部落幼兒。當時各縣市以屏東縣回響最熱烈,包括平和在內共有 10 個部落提案,另加上苗栗、南投,全臺共 18 個部落申請設立托育班,照顧 200 多位幼兒。然而,計畫上路不到一年,內政部兒童局就糾舉原民會,認為部落托育班空間多不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有安全之虞。
部落互助托育行動聯盟工作者金天立舉例:法規要求配置兒童用小馬桶,一個 40 人左右的托育班就要 4 到 5 個,對於多是利用閒置空間做托育的部落而言是一筆經費負擔;又如規定幼兒園要有 2 平方公尺的戶外空間,「但是部落走出去就是大片戶外,比 2 平方公尺大得多,哪裡還需要規定?」
其他像是消防設備、安全措施等,都成為部落托育班「不合法」的理由。然而,都會與偏鄉的人口密度、社區性質差異極大,本無法以同一套標準規範,忽略了不同地理區位的特性,不僅抹煞部落自主照顧的精神,更讓本來就選擇稀少的偏鄉幼托雪上加霜。18 個部落托育班紛紛因專案經費斷炊而倒閉,只剩下瑪家鄉美園部落與平和 2 個班。
社區緊密度影響自主照顧精神
「我們和美園部落當時可以在沒有原民會經費的狀況下繼續維持,應該是社區之間很緊密的關係吧!」德布藍恩說,平和托育班面臨經營危機,社區發展協會決議撥用其他經費支持幼教老師薪水,族人也開會討論不合法的空間是否有其他地方可替代,就是為了不讓部落幼兒照顧中斷。
然而,其他部落或許沒有這樣的條件,公部門資源一旦抽走,社區缺乏支持系統,也就無法維持。基於共好、共同面對托育困境的理念,一群部落、教育工作者共組「部落互助托育行動聯盟」,透過遊說、研商法規、組織串連各部落,爭取制度空間。
終於,部落與偏鄉社區自主照顧在 2011 年修正的《幼兒照顧及教育法》第 10 條得到解套:「離島、偏鄉於幼兒園普及前,及原住民族幼兒基於學習其族語、歷史及文化機會與發揮部落照顧精神,得採社區互助式或部落互助式方式對幼兒提供教保服務。」
以此為基礎,部落托育班轉型為「社區互助教保服務中心」,獲得原民會與教育單位的經費挹注。除了美園、平和部落,屏東縣還有佳平、馬兒、旭海等 3 個部落成立教保服務中心,及至今年,又增加了新竹尖石鄉馬里光、司馬庫斯部落,與高雄杉林區岱克拉斯部落的社區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除了制度與穩定的常態資源保障,部落內部的動力更是關鍵。「紮實的地方組織、熱情的社區工作者,才能支持起一個照顧系統。」德布藍恩說。而「部落互助」的具體內涵,需要由部落自主討論出來,除了體現在共同爭取制度空間,也反映在教育內容上。
上午的平和托育班,小班的小朋友正跟著老師學族語歌謠,另一群年紀較大的孩子則在托育班後方的空地上,跟著部落長輩學習農事、爬樹練平衡。73 歲的黃阿腰阿嬤示範鬆土、灑肥料,並告訴小朋友,秋天的時候部落會種植紅藜,但是近年秋颱多,作物易受影響,生活經驗皆是孩子學習的內容。
部落互助托育行動聯盟工作者王若帆說,托育班每週都會安排戶外農事課,商請長輩來當客座老師。由於托育班跟社區活動中心近在咫尺,小朋友臨時要找「vuvu」(排灣語祖孫輩的互稱)問東問西,很方便。
部落托育班也擔負著傳承部落文化的使命。在一部美園、旭海部落托育的紀錄片《作部落的人》中,美園教保中心老師馬秀辛說,部落要教孩子「如何在部落生活」,而這些「生活的事」包羅萬象,包括爬樹、農事、辨認動植物、說母語等,每個部落各有特色,「沒有族語認證的 vuvu,卻是老師的老師。」
「作部落的人」預告片
「國家把原住民的土地納入現代治理後,也把部落的人拉出來接受教育,漸漸跟傳統文化脫節,在教室中把自己當成客體來觀看,認證、學歷成為評選『人』的指標,主導了教育內容。」楊江瑛批評。自主照顧的同時,部落托育班也成為反省教育本質的空間。
學校時光應該與生活緊密接觸,而非斷裂無關。平和托育班帶孩子演出了祖輩從深山遷村的歷史,vuvu 看了都感動;旭海部落靠近海,老師帶著孩子直接上了船,跟討海人學習海洋知識,美園部落的 vuvu 則帶著孩子用手觸摸紅藜在乾、溼狀態下不同的觸感。
拒絕單一指標,拒絕競爭思維
部落互助也體現在以「共好」取代「競爭」的思維上,族語教育就是一個例子。
在部落托育班,學習族語是重要的環節,也是核心之一。德布藍恩提及,現在學童的家長與老師,年齡層約 20、30 多歲,正是族語文化教育較斷裂的一代。平和部落剛設班的時候,安排專門的母語時間,並由 40、50 歲的族人協助教學。
由於平和部落是單一族群,母語教學成效很好,時間一久,就跟其他部落托育班拉開差距,但族語成效被國家評鑑過度看重,也並非托育聯盟所樂見,「這樣會壓迫到其他 4 個班,我們不能獨強。」
金天立說明,政府依托育班人數、族語推動成效來核定投入資源的多寡,但因每個部落歷史、地理位置、人口數和族群組成差異甚大,容易造成人口有優勢、族群單一的部落發展越來越好、國家投入越多資源,但是更偏遠、人口組成多元的部落就難以在這種量化指標下獲得青睞。
以屏東 5 個部落托育班為例,平和、美園的學生數穩定維持在 30-40 個,但旭海托育班因較偏遠,可能因人口外移,或者家長外出就業,學生數量少而不穩定,若政府資源因此抽走,就更不可能有在地照顧的條件了。
族群組成也影響族語的教學。遷村又重組的美園部落為魯凱族、排灣族混居,旭海的族群更多元,有排灣、閩南、客家、阿美族,而且居民主要溝通其實是用閩南語。楊江瑛說,族語是一個清楚可見的民族符號標籤,容易被量化,但如果成為唯一的民族教育指標,並決定了資源投入的多寡,其實是抹除了部落的多元與差異性,這也是部落自主照顧想要挑戰的。傳統文化誠然是部落強調守住的價值,但他們不認同以單一標準納編進國家評選分類的機制,「互助」是為了追求各部落共好,而非用升學體制常見的競爭思維去看待彼此之間的差異。
也因此,現在的平和部落強調「在生活中跟 vuvu 學習」,將母語教學融入各種課程,例如歌謠教唱、戶外農作體驗,都可以在過程中讓孩子自然而然熟習語言,在生活中使用,而不只是為了認證考試。
然而,托育聯盟仍觀察到許多家長在孩子念到大班時,將孩子轉出托育班,進入型態比較接近學校教育的國幼班就讀,可能是擔憂孩子會銜接不上小學課業,平和托育班就曾經因此沒有畢業生,這也突顯了原鄉部落對文化認同和文憑的焦慮。「這並非是家長不支持部落托育,而是來自於家長本身在成長過程中所承受的、部落價值被否定的痛苦。」王若帆說。
在主流社會的壓力下,部落托育聯盟仍在實踐各種照顧模式,提升部落內外的認同。除了幼托,近來更延伸到國小生課後照顧、青年會組織等。金天立說:「我們不是標榜什麼特殊形式的另類教育,而是從經驗與相互支持中長出屬於部落的獨特經驗,目的是希望被共同照顧過的孩子,長大之後就懂得去照顧別人。」
以漢人為中心的社區發展模式,無法一體適用於原鄉
托育班在部落中並非獨立的存在,而應看作社區整體互助照顧中的環節之一,孩子們去社區裡找 vuvu 當老師,在笑容與互動中,也療癒、活化了日漸年老的長輩。
平和社區發展協會從 2007 年開始經營高齡關懷據點,今年 9 月起轉型為文化健康站,聘請專職的照顧服務員駐點。德布藍恩笑著指著社區活動中心外牆掛的各種牌子,象徵著來自各種管道的政府案子,都在同一個空間中發生。但對於部落而言,一個社區共同空間所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服務,遠大於此,「照顧是一體的,不應該被用政府的案子切割」。
同樣抗拒「一體適用」標準的情況也在原鄉部落的長照政策中看到。原住民長期照顧修法聯盟指出,雖然長照法中的原住民專章有提到「文化敏感度」,但只有目標跟願景,沒有具體作法。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助理教授日宏煜在一場原鄉長照論壇中指出,部落長期照護若不考量文化安全,可能影響病人健康。例如蘭嶼達悟人面對疾病,會將之視為惡靈纏身,長輩為了珍愛晚輩免於被惡靈干擾,往往不肯讓年輕人接近照顧,當代醫療體系要進入蘭嶼總會遇到障礙。不僅老達悟人抗拒進入現代醫療機構,醫護人員去病人家中進行拜訪醫療,對當地來說也是禁忌。此外,性別問題也可能在偏鄉部落形成障礙,例如部落婦女擔任照顧服務員,去貼身服務家人以外的病人,可能引起家庭失和。
種種因為文化和生活方式差異所衍伸出的照顧問題,理想上最好能由部落自訂遊戲規則去討論、產生共識,而非由重視績效與數字的行政體系用同一套量化指標來概括。有的原住民族語裡甚至沒有「照顧老人」這樣的說法,只有「跟著老人家」這樣的概念。想要「符合文化安全」,如同部落托育所面對的挑戰,單一指標和偏重行政體系思維的治理方式,無法顧及部落的豐富差異。
學校不是適合所有人,正如以漢人為中心制定的社區發展模式、照顧的思維,無法一體適用於所有社區和原鄉部落。部落經驗從邊緣反思主流,正好提醒了何謂照顧(教育)與生活的本質。
特輯文章:
當老萬華長出最兼容的支持網:從政府的「福利社區化」到民間的「社區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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