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資訊服務業」中為脊髓損傷者創造新好工作、收入與成就感-專訪新生命資訊
「我最終極的夢想,是外人根本不知道新生命是一家專門聘用脊髓傷友的公司。因為我們提供的服務品質,值得和一般公司共同競爭。」
「我最終極的夢想,是外人根本不知道新生命是一家專門聘用脊髓傷友的公司。因為我們提供的服務品質,值得和一般公司共同競爭。」
「社會存在太多對弱勢、對公益的誤解。『他不是應該醜眉苦臉的嗎?為什麼他看起來這麼開心?』、『原來路上有這麼多的輪椅出沒嗎?他們不是只會在醫院或是家裡嗎?』」
「一個遊樂設施,你覺得是歸主管公共場所的營建署管的對吧?但像武陵農場,它又歸在農委會之下。夾在這麼多個部會之間、被建造在不同部會或不同地方政府的土地上,還是需要一個來自中央制定的統一規範。同事們和我研究了美國、澳洲等世界各國的法規,香港的遊樂設施法規其實最適合臺灣參考。不過,其實這些法規的層級,並不需要進到立法院才能處理。」
「很多阿公阿嬤都會說:『你們自己出去玩啦!我真的不想出門!』,但其實他們不是真的不要,而是不想造成別人的麻煩。找不到廁所的那感覺是很焦慮的、很狼狽的,這影響到不只是障礙者或是老人家,還有他們的家人。」
「我以前做主播的時候,大概工作的前一天晚上七點就會開始不吃不喝。因為我的職場環境不允許我恣意去上廁所、我當年賺的薪水也沒有能力讓我去聘一個看護來照顧我。」為什麼不能在工作的時候去上廁所?我們百思不解。「我以前的同事都對我很好,每個人都想幫我。八年來我的化妝師每天到我家來接我上班,因為我沒辦法自己走路;我有八把鑰匙給我的同事,因為我沒辦法去幫他們開門,納莉風災後他們都跑來看我有沒有事。」
「像芬蘭,投入最多教育資源的階段是國中,而臺灣是高中。這是因為他們要在小孩子在進入『人格蛻變狂飆期』之後、進入學業成就被分等之前,給予他們最多的幫助去認識自己,因為他們不願意邊緣化任何一個小孩。為什麼我們要投資他們?好像在浪費時間和金錢?因為如果他們過得不好,整個社會也不會好,我們這些原本過的舒服的人也不會好。」
「剛好我來自社會較底層的家庭,所以我理解『窮人為什麼窮』,它有極複雜的成因、還有一種難以改變的命運感。二十年來走在充斥醫療的路上,所以懂為什麼總有這麼多的重症家庭會傾家蕩產、為什麼會上當受騙;因為父母永遠不會放棄為孩子『尋求一個希望』,永遠會不惜任何代價去為孩子拚各種的可能性。」
我後來怎麼想,都覺得還好她那天沒有說:「聽演講麻煩死了,場地可能不是無障礙。」就不出門了。從小生活圈中沒有障礙者朋友的我,在秋慧闖進我生活後,才開始意識到:「啊,我們也得注意到這些人的需求才行。」
「人類已經可以登上月球,但障礙者卻還無法跨出台北市。」但,即使在四通八達的台北,不利於輪椅行動的崎嶇路段仍多、不具有電梯或斜坡的舊式公寓更多。這個問題,在身為輪椅使用者的台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理事劉于濟,受邀擔任一場活動的講者時發生了。
男主角出門趕著赴約,卻發現計程車司機只看得懂手語、公車只載輪椅使用者,搭捷運發現只有身障者專用坡道,進餐廳跟女友見到面,菜單上印滿了點字,男主角心中不斷充滿疑惑跟挫折。影片最後提到了「換位思考、切身感受」,身心障礙者每天都在面對挫折與拒絕,隨處可見的騎樓跟門檻就可輕易擋下輪椅使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