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障礙者之所以無法獲得好的發展，是因為大環境的設計排除了他。」
臺灣社會中，包括身心障礙者自己都經常相信，身障者在「適應社會」的過程中處於劣勢、機會比別人少，是因為身體或心理那所謂的「殘缺」，而非來自於制度和大環境。
但如果臺灣的社會能夠有更大的格局和胸懷，那麼整個大環境就應該開始思考如何納入他們的幸福和尊嚴。
「拿音樂廳或電影院的設計來說，雖然很多場館現在開始有輪椅席了，可是都被集中在角落或是第一排，這些大家平常如果坐到會覺得很倒霉的位置。」可是為什麼，障礙者要習慣於只能獲得「次一等」的東西？
音樂廳席位的設計，能否不只有靠走道的選擇？（照片來源：楊玉欣立委辦公室）
「前兩天，我小孩說好幾年沒有進電影院看電影了，很希望我跟他們一起去。但是全部人就得跟我一起坐在第一排，還不是中間、而是最角落的位置，很不舒服。這種設計，不就反映出了我們對障礙者『邊緣化』的想像嗎？因為你的輪椅會擋路，所以你的選擇就被限制了。我們沒有去肯定障礙者也值得過得跟你我一樣幸福有尊嚴。」
（延伸閱讀：「除了大英雄或可憐蟲，其他真實的身心障礙者在哪裡？」－立委楊玉欣專訪）
「我們沒有去肯定障礙者也值得過得跟你我一樣幸福有尊嚴。」
這麼單刀直入的一句話，戳破了臺灣社會在這點所做的仍是遠遠不足。
現在一個身障者想從臺中移動到臺北，基本上只有高鐵和臺鐵的選擇，因為國道客運不到 1% 是低底盤公車。這意味著他們被迫選擇成本較高的移動方式。
「我們現在要求應該要有七分之一的比例是低底盤公車，很多人會顧慮這樣不是讓廠商不好過嗎？可是如果這樣想，國家公權力要如何服務人民？」楊玉欣解釋她的觀點。
低底盤公車，提供行動不便的身障者一起搭乘大眾運輸系統的工具（（照片來源：楊玉欣立委辦公室））
「一個社會對於弱勢者提供的資源，應該要有極限嗎？」
從社會成本的角度來看，楊玉欣對這題的答案是「提早介入、減少未來更龐大的防治成本」。「例如一個中輟的孩子，你在他一中輟就開始投入社工輔導的資源、比起等到他犯罪之後送進感化院或是監獄裡面比起來，後者的成本可以是前者的三十倍以上。」
「像芬蘭，投入最多教育資源的階段是國中，而臺灣是高中。這是因為他們要在小孩子在進入『人格蛻變狂飆期』之後、進入學業成就被分等之前，給予他們最多的幫助去認識自己，因為他們不願意邊緣化任何一個小孩。為什麼我們要投資他們？好像在浪費時間和金錢？因為如果他們過得不好，整個社會也不會好，我們這些原本過的舒服的人也不會好。」
康德說：「人是目的。」楊玉欣反覆了好幾次這句話。「人本身的存在就是目的，而並非作為工具去看他有沒有用，才決定要不要去扶助他；並不是因為你的產值更高、你更值得活；而你是老弱病殘、你就不值得活下來。」
不只就醫和教育，即使在人生中的娛樂，身心障礙者也有機會過得與常人無異。（照片來源：楊玉欣立委辦公室）
無論是障礙者、老人或其他社會弱勢，他們遇到最大的問題是，感覺不到自己「被這個世界所歡迎」。
「一般人生到罕病或是身體有障礙的小孩，都會很難過的覺得這個孩子的人生沒有任何可能性了，但我們應該要問的是，我們還需要什麼外來輔助來激發他的可能性？這個前提必須是你相信他確實有可能性，他只是欠缺輔助來實現他生而為人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