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顏鈺杰(國立中正大學社福所,高齡跨域研究中心業師)。NPOst編輯修訂。
隨著五月份北部疫情的爆發,各縣市政府也都未雨綢繆提前關閉了所有社區據點活動,我有許多在社區帶課程多年的朋友都因此失業。又疫情升至三級警戒,更嚴格控管任何多人的群聚活動,讓我也不禁想: 那社區長輩去哪裡了?
那些社區的長輩去哪裡了?
在雲嘉南各地社區,我們團隊經營長輩創新的桌遊模組課程,然而嚴峻的疫情使得主管機關指示關閉所有據點有關活動,只允許最低層度的緊急安置、電訪,以及協助疫苗施打等措施。
社區長輩回到家中防疫確實是不得不的選擇,然而,他們的身心狀態是否有同時被顧及到? 據我們所知,很多回到家裡的社區長輩,因為其社交生活被剝奪而引發憂鬱、退縮人格,又加上電視上對於疫情的新聞不斷,也引起不少長輩的恐慌。除此之外,許多社區失能失智延緩課程主旨在「老有所用」的課程設計,回到家裡的長輩因為沒有課程的刺激與訓練,身心、認知功能面臨衰退的危機。
家庭關係的衝突及暴力
更嚴峻的挑戰是,長輩無處可去往往引發家庭關係的衝突,甚至是暴力。
阿香奶奶,因為疫情的關係生活空間只有房間到客廳幾坪大的空間,家人因為害怕長輩受到感染,每天晚間的飯後散步也只得捨棄了。然而,阿香奶奶並不是失智症確診個案,卻開始屢屢出現媳婦偷竊她的衣服、偷竊她的首飾等幻想。最近開始每一天就把所有家當般出來,翻箱倒櫃的尋找,弄得家裡雞犬不寧。
阿旺阿公則是血管型失智個案,功能下滑猶如下階梯一般,又因為併發精神行為問題經常性的大喊,更增加照顧的困難,所幸阿旺阿公還跟愛著他的太太同住。然而,有一回社工卻意外發現忍無可忍的太太,在無處無處可以宣洩的情況下,會轉而對阿公使用暴力。
社區的功能與支持呢?
社區的防疫措施有如政府口中的「超前部署」嗎?
社區的組織動能是否仍能維持既有社會網絡的功能?
很遺憾的,現實卻是社區發展協會在長輩返家後,除了部分據點仍維持量體溫、血壓的功能,也會協助做一些防疫宣導,其餘幾乎失去了功能。儘管臺灣老人照護政策以在地老化(aging in place)為最重要指導原則,十幾年來推動以「社區」的支持可以彌補「家庭」支持的不足,提供照顧的人力、照顧所需的花費和社群的陪伴。然而疫情之下,我們對於社區的想像仍然是「醫療化」的想像,也就是疾病發生才給予治療,而社區至始至終止扮演了「殘補式」的角色。
一直以來政府想要建置的長照系統,是一套看得見、用得到,如同便利商店廣設林立的「巷弄長照站」。社區發展協會便是扮演這樣的角色,猶如福利服務輸送的最末端神經。儘管現在無法提供課程的服務,但是結合地方社福單位、公廟、鄰里辦公室發送物資、給予關懷或許是我們少數能夠繼續努力的。
我們急需的是一套社區回應災害的自主管理系統。結合民政、衛政、社福等單位,配合人流管理、社區照護、以及緊急安置與送醫處置的跨專業合作。
社區制度需要打破績效主義的思維
除此之外,我們團隊在鄉村社區耕耘的過程也深刻體會到,許多社區組織經營者也相當老化,繁文縟節的文書工作,常使得社區組織難以有效爭取資源。
而在地方上,一個由家屬團體主導的互助家庭據點,在第一年爭取到了「鼓勵性」計畫,卻從此每次上課都需要「衝人數、拉人頭」,然而這個據點的長輩多半是失智中度以上的長輩,家屬光是要協助長者出門就需要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而每當下雨、或者天氣不利,據點的課程就必須臨時取消,進而影響到考評的成績。
這也恰恰反映了兩個社區據點侷限的現況:
多半社區據點只能照顧到功能良好、願意社交的長輩
然而,該互助家庭據點的定位更像是為了銜接衰老到安寧的最後一哩路,是目前難能可貴能由家屬自治,而且結合在地公民力量,以及醫院後送系統的社區據點。無奈的是,公部門的要求太難達到,於是該據點次年便放棄了繼續申請該計畫。
繁文縟節儼然是科層管理的延伸
長期觀察地方據點與政策的關係後便不難發現,許多據點如「雨後春筍」地冒出來,往往是地方政治與政策引導後的結果,或者說就是「政績與績效」的表徵,然而次年能繼續運作的又剩下多少呢? 此外,人數一但變多之後,僧多粥少,主管機管轉而用嚴格把關的績效思維來做考評、評鑑,社區幹部也因此變得庸庸碌碌。
我們必須打破績效主義的思維,才能讓社區服務的精神是連續性的,而不是每一年的企劃行銷比賽過後,就開始比賽誰可以在時間內把經費消化完。這是一套叢林裡的遊戲規則,只有我們改變他,才不會成為他的一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