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顏鈺杰（國立中正大學社福所，高齡跨域研究中心業師）。NPOst編輯修訂。

隨著五月份北部疫情的爆發，各縣市政府也都未雨綢繆提前關閉了所有社區據點活動，我有許多在社區帶課程多年的朋友都因此失業。又疫情升至三級警戒，更嚴格控管任何多人的群聚活動，讓我也不禁想: 那社區長輩去哪裡了？

那些社區的長輩去哪裡了？

在雲嘉南各地社區，我們團隊經營長輩創新的桌遊模組課程，然而嚴峻的疫情使得主管機關指示關閉所有據點有關活動，只允許最低層度的緊急安置、電訪，以及協助疫苗施打等措施。

社區長輩回到家中防疫確實是不得不的選擇，然而，他們的身心狀態是否有同時被顧及到？ 據我們所知，很多回到家裡的社區長輩，因為其社交生活被剝奪而引發憂鬱、退縮人格，又加上電視上對於疫情的新聞不斷，也引起不少長輩的恐慌。除此之外，許多社區失能失智延緩課程主旨在「老有所用」的課程設計，回到家裡的長輩因為沒有課程的刺激與訓練，身心、認知功能面臨衰退的危機。

家庭關係的衝突及暴力

更嚴峻的挑戰是，長輩無處可去往往引發家庭關係的衝突，甚至是暴力。

阿香奶奶，因為疫情的關係生活空間只有房間到客廳幾坪大的空間，家人因為害怕長輩受到感染，每天晚間的飯後散步也只得捨棄了。然而，阿香奶奶並不是失智症確診個案，卻開始屢屢出現媳婦偷竊她的衣服、偷竊她的首飾等幻想。最近開始每一天就把所有家當般出來，翻箱倒櫃的尋找，弄得家裡雞犬不寧。

阿旺阿公則是血管型失智個案，功能下滑猶如下階梯一般，又因為併發精神行為問題經常性的大喊，更增加照顧的困難，所幸阿旺阿公還跟愛著他的太太同住。然而，有一回社工卻意外發現忍無可忍的太太，在無處無處可以宣洩的情況下，會轉而對阿公使用暴力。

社區的功能與支持呢？

社區的防疫措施有如政府口中的「超前部署」嗎？
社區的組織動能是否仍能維持既有社會網絡的功能？

很遺憾的，現實卻是社區發展協會在長輩返家後，除了部分據點仍維持量體溫、血壓的功能，也會協助做一些防疫宣導，其餘幾乎失去了功能。儘管臺灣老人照護政策以在地老化（aging in place）為最重要指導原則，十幾年來推動以「社區」的支持可以彌補「家庭」支持的不足，提供照顧的人力、照顧所需的花費和社群的陪伴。然而疫情之下，我們對於社區的想像仍然是「醫療化」的想像，也就是疾病發生才給予治療，而社區至始至終止扮演了「殘補式」的角色。

一直以來政府想要建置的長照系統，是一套看得見、用得到，如同便利商店廣設林立的「巷弄長照站」。社區發展協會便是扮演這樣的角色，猶如福利服務輸送的最末端神經。儘管現在無法提供課程的服務，但是結合地方社福單位、公廟、鄰里辦公室發送物資、給予關懷或許是我們少數能夠繼續努力的。

我們急需的是一套社區回應災害的自主管理系統。結合民政、衛政、社福等單位，配合人流管理、社區照護、以及緊急安置與送醫處置的跨專業合作。

社區制度需要打破績效主義的思維

除此之外，我們團隊在鄉村社區耕耘的過程也深刻體會到，許多社區組織經營者也相當老化，繁文縟節的文書工作，常使得社區組織難以有效爭取資源。

而在地方上，一個由家屬團體主導的互助家庭據點，在第一年爭取到了「鼓勵性」計畫，卻從此每次上課都需要「衝人數、拉人頭」，然而這個據點的長輩多半是失智中度以上的長輩，家屬光是要協助長者出門就需要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而每當下雨、或者天氣不利，據點的課程就必須臨時取消，進而影響到考評的成績。

這也恰恰反映了兩個社區據點侷限的現況：

多半社區據點只能照顧到功能良好、願意社交的長輩

然而，該互助家庭據點的定位更像是為了銜接衰老到安寧的最後一哩路，是目前難能可貴能由家屬自治，而且結合在地公民力量，以及醫院後送系統的社區據點。無奈的是，公部門的要求太難達到，於是該據點次年便放棄了繼續申請該計畫。

繁文縟節儼然是科層管理的延伸

長期觀察地方據點與政策的關係後便不難發現，許多據點如「雨後春筍」地冒出來，往往是地方政治與政策引導後的結果，或者說就是「政績與績效」的表徵，然而次年能繼續運作的又剩下多少呢？ 此外，人數一但變多之後，僧多粥少，主管機管轉而用嚴格把關的績效思維來做考評、評鑑，社區幹部也因此變得庸庸碌碌。

我們必須打破績效主義的思維，才能讓社區服務的精神是連續性的，而不是每一年的企劃行銷比賽過後，就開始比賽誰可以在時間內把經費消化完。這是一套叢林裡的遊戲規則，只有我們改變他，才不會成為他的一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