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無家者排除於安全之外的，或許不是疫情，是社會：防疫時期的無家者困境（上）

撰文 ／姜雯（NPOst 特約記者）

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這個社會很容易將一些人排除，像是無家者、酒店公關、外籍移工。

5 月 18 日，臺北車站站長黃榮華表示，北車大廳將朝「永久禁止民眾席地而坐、群聚」的方向執行。一旦正式施行，辛苦照顧我們家人、支撐臺灣產業的外籍移工，就失去了一個可以在難得的休息日聚會、放鬆的地方。在公共空間活動的機會被壓縮，又少有私人空間的他們，將何去何從？

不只移工容易被社會排除，因為有酒店公關確診新冠肺炎，全臺夜總會和舞廳從 4 月 9 日開始無限期停業。然而，各行各業都有人確診，會與人近距離接觸的工作很多，為何獨獨只有酒店業被全部叫停，也成為部分人不解的疑惑。

如果說移工是因為公民身份被社會排除，酒店公關是因為職業特性被社會排除，那麼還有一群人，因為經濟而被社會排除 —— 他們是無家者。

雖然近年來臺灣社會人權意識提高，並未像 SARS 時期一樣，對無家者表現出恐慌而希望將之集中管理，反而更多是展現出臺灣社會溫暖的一面。然而，無家者還是存在被社會排除的狀況，他們面臨的，是經濟、制度等方面的排除。

對無家者更形嚴酷的經濟衝擊

很多人會認為無家者等同於在街頭生活的街友，實際上，無家者的概念源自英文的「Homeless」，廣義上沒有固定住所的人都是無家者，他們可能出現在麥當勞、便利店、網咖。

社團法人臺灣芒草心慈善協會秘書長李盈姿說，「有些人可能會有個簡便的行李，外觀不太像無家者。還有一些人其實已經在消耗自己的人脈，借住在親友家中。因為沒有一個穩定的住所，廣泛上說他們都是無家者。」人生百味共同創辦人巫彥德認為，還有一些人是「潛在的無家者」，「有的人還有點錢可以和朋友合租個套房，一旦失去工作，他們就可能往下掉。」

很多行業都在這次的疫情中受到重創，而無家者作為經濟上較脆弱的一環，同樣是收入減少，對他們的影響卻更大。李盈姿表示，很多人平常就在打零工，這種不穩定的非典型工作因為疫情幾乎全部停擺，「從一個月幾千塊到一個月為零，那個差別是很大的。」

無家者常從事舉牌、陣頭、保全、清潔等工作，原本在萬華一帶靠出陣頭獲取收入的人，因為廟會活動被取消，現在完全接不到工作；原本在餐飲店兼職或到大樓、賣場、社區做派遣清潔工的人，也因為疫情被解僱，或只有零星的單量；在醫院從事清潔工作的人，雖然工作未受到影響，卻暴露在高風險之下，有些派遣公司不會配給口罩，無家者因為白天要工作也無法去排口罩。

夜宿單位社工林曉菁（化名）告訴 NPOst 記者，疫情期間收容所的輪轉率變得很低，因為工作機會減少，沒賺錢就無法存錢支應房租，在收容所的時間就會變長，原本收容所很多人白天會去做粗工，現在只剩下幾位有工作。

巫彥德也觀察到，最近臺北車站的「新面孔」有大幅增長的趨勢，雖然無法確定是否和疫情有直接關係，但「原本臺北車站的無家者可能介於 60 到 120 人之間，最近大概在 160 到 220 人之間。我們猜測，會不會是城市裡一些近貧的人，遇到衝擊後沒有地方住。」由人生百味營運、提供無家者暫作休息的「重修舊好」咖啡廳，最近前去求助的人也變多了。

因為擔心群聚，疫情期間自發性發餐的人也變少了，儘管社會局等原本就供餐的地方仍會持續發餐，但人生百味還是會再補充性發餐，「我們大概一個多月前開始送餐，每週送 2 次，每次 160 到 200 個不等。」芒草心也運用萬華社區協力聯盟推出的待用券，既幫忙無家者解決溫飽問題，也讓受到疫情影響的商家得到一點彌補。

如果無家者確診，下一步怎麼做？

臺灣目前已經連續多天零確診、一個多月無本土案例。不過，鄰近的新加坡、韓國有疫情「復發」跡象，所以臺灣仍不能鬆懈。萬一有無家者確診，與確診者有接觸史的無家者，要如何居家隔離？

疫情仍舊嚴峻時，社會局即考慮到各收容所的物資需求，也配發「遊民關懷口罩」。但就隔離場所而言，遊民相關機構和社會局討論後有 3 個因應方式：

最優方案是使用臺北市的集中檢疫所。「很多違規的居家隔離者會被強制安排入住檢疫所，但其實無家者不是不願意配合防疫，而是沒有家。」李盈姿說。

不過，集中檢疫所的空間並不充足，因此，第二個因應方案是啟動公辦公營的中和遊民收容所，和公辦民營的廣安居，前者有 84 床，後者有 40 床。一旦有無家者需要隔離，就可以開放部分房間隔離。

但是收容所裡所有獨立衛浴、符合隔離條件的房間並不多，所以第三個方案，是把需要被隔離的人留置在收容所，盡量把同房間的健康住民往外撤。芒草心調查了周遭有意願讓健康的無家者入住的旅館，可以的話就讓健康的住民去外面住一段時間，也希望社會局可以盡量編列預算。

不僅是住在收容所或街頭的無家者，林曉菁認為，其實很多弱勢租屋者也存在無法隔離的困境。「當一個人經濟條件有限，他們可以住在哪裡？檢疫旅館一天的費用也很高。市政府需要有空間去容納這些人。」

事實上，無家者被感染的風險偏低，因為他們不太可能有旅遊史、接觸史，而且住在街上的無家者通常是在臺北車站、公園這些開放空間，除非發生大規模社區感染，否則他們被感染的風險其實相對較低。

而且就流動性來說，無家者看似居無定所、到處遊走，但實際上能去的地方有限。「主要的問題是，他們沒電話和固定住所，可能導致聯繫、追溯困難，而不是流動的問題，因為一般人的流動範圍會更大。」巫彥德說。

最貧窮的人，卻申請不到補助？

「勞工紓困補助」上路，緩解了因疫情受到影響的勞工，不過很多無家者沒有勞健保，也沒有工作證明，他們完全領不到這項補助。另外，因應疫情，行政院已對低收入戶內有兒童、少年、老人或身障者，於今年 4 到 6 月加發生活補助每人每月 1,500 元，計發 3 個月，但很多無家者沒有福利身份，一樣拿不到補助。

「很多無家者拿不到，不是因為他不窮，而是因為各種原因被排除掉。」李盈姿說。

以低收入戶申請為例，許多無家者有義務撫養人，但家庭關係並不好，需要法律的程序解決；有些無家者未滿 65 歲，也沒有身心障礙手冊（有些人會有輕度精神疾病），以虛擬所得的概念被政府認為是工作人口；有人在臺北有工作，但戶籍所在地卻不在臺北；戶籍掛在戶政事務所的人，卻不能代表有居住事實⋯⋯。

因為疫情，無家者確確實實在經濟上受到了很大的衝擊，到底要用什麼方式才能照顧到這些從事非典型工作，和拿不到工作證明的無家者呢？

李盈姿告訴 NPOst 記者，衛福部初期認為可以使用急難救助系統，然而，急難救助系統也需要舉證申請人有急難事實，通常是車禍、入獄、重病等。然而，疫情對無家者造成的廣泛性影響，與急難事實還是不同。「急難救助的核心概念，是救急不救窮，而非廣泛的、長期的貧窮。但這次在疫情上的紓困，觀念上應該是廣發，不然自營業者工會加保就能領到，而真正處於底層的人卻拿不到。」

經過立委協助溝通後，衛福部認為可以在急難救助系統之下以「急難紓困」的名目放寬審核資格，但這也需要無家者提供工作證明，如果拿不出工作證明，可以用「切結書」代替。雖然中央放寬了紓困的界線，但到了第一線工作人員手中卻變得很棘手。「切結書」可以用標準格式，但承辦人員沒有一個統一的工作手冊，「工作手冊要明確這次的精神就是從寬，就算發錯也讓承辦人可以免責，這件事才可以真的落實。」李盈姿解釋。

不過，工作經歴雖然可以用「切結書」代替，但書面申請資料仍需要有實際居住地，沒有辦法證明實際居住的人就申請不到補助。策略上，在收容所的住民可以請機構出具「入住證明」以證明實際居住；在街上的無家者雖然沒有居住地，如果本身是列冊的無家者，也可以透過社工證實以符合申請資格。但如果是連社工都不認識的無家者，在申請補助的時候恐怕會遇到困難。

另外，「生活陷困」也很難被認定，無家者在公費收容和領取補助之間只能擇一領取。即便現放寬了條件，但實務操作層面仍會遇到很多問題。

「這次的急難紓困補助，我有幫服務對象問，前期基本都被拒絕，原因是無法同時滿足因為疫情而失業、家中有人死亡或生活陷困這 3 個條件。」林曉菁表示，「失業是一定有的，但生活陷困要如何認定？不過目前政策也在修改，只是實務層面還在研議。」

巫彥德認為，「即便存在一些發錯的問題，紓困還是有必要。其實無家者住在收容所裡，一個月花費就不止 1 萬。當他們還能靠零工自己住、自己吃的時候，就應該要想辦法把他們留在這個位置上。如果他今天沒在原本的位置上被守住，就可能掉到醫院、監獄、街頭。」

接下篇：將無家者排除於安全之外的，或許不是疫情，是社會：防疫時期的無家者困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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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傅觀

核稿編輯：高翠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