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一個人閉門苦幹:一起創造的「證據」,更具社會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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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譯/金建寧

和公眾與決策者共同創造「證據」,使研究更具影響力。

最近這篇文章探討了「研究」在促進公共衛生方面的運用與限制,該文指出,縱使自古以來「證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光靠證據始終不夠。除了發表於學術期刊外,許多關於公衛與醫學的推廣計畫必須採取具體行動,才能使證據納入決策面。

舉例來說,國際防止核戰爭醫生組織藉由向決策者和大眾說明關於核戰的醫學和科學事實,成為減少核武擴散(nuclear proliferation)的一大功臣等,諸如此類的成果顯示,研究人員應該和現實中的決策者攜手合作,以創造更多社會影響力。

就筆者本身的志業而言,我們致力於縮短加拿大身障兒童與同儕之間健康結果的差距,這群身障兒童時常缺乏從事活動(physical activity)的資訊和空間,以及利於其使用的設施導致他們有更高的風險罹患慢性疾病

我們運用研究促使具體改革,包含:針對影響身障兒童與其家庭的政策進行策略性的檢討、找出學術文獻應對觀察到的挑戰,以及整合來自身障青年、家長與相關團體的經驗,並將這些證據化為行動。不同於較消極的研究生成方法,我們的目標是提供決策者有關現有問題的全面性觀點,和利益團體共同設計研究過程,並且在生成的證據中反映本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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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方法已轉化成協助各城市委員會的政策文件以及提供身障兒童與其家庭有關融入式活動(inclusive activities)資訊的數位資料庫等等,這類資源,讓公共空間的投資決策者和使用者都能進一步了解身障人士的需求與經驗。

我們相信,如果要以深刻見解塑造社會影響力,公衛和其他領域的研究人員能做的更多。下面列出三項重點。

  1. 將公眾視為動態的人民專家,而非僅僅是靜態的終端使用者。
  2. 改變單向的研究過程,和公眾以及決策者共同研究,創造「迭代」性的研究證據,讓證據依時代需求而演化。
  3. 建立制度需求,讓研究常態化,以提高可用資訊的生產力,並降低取得門檻。

一、將公眾視為專家

為確保證據確實適用於大眾,研究人員需將公眾視為動態的人民專家,而非靜態的終端使用者,這意味著須從一開始就密切與公眾合作,而非等到最後才傳輸知識給公眾所知(或完全放棄傳輸)。此外,證據生成的真正風險,來自於證據未解決公眾需求、不具及時性、或與目前情況無關而未獲使用。

以我們為例,我們支援的目標公眾為身障兒童、其照護者、服務提供者、公民社會組織及橫跨各領域的決策者,包括都市計劃、遊憩與教育。依情況而定,我們可能會和一至多個團體合作,以特定的學術回顧類型來確保貼近對方的需求,例如我們在緊急需要透過研究告知政策需求時,使用「快速回顧(rapid reviews)」;當理解現有知識即已足夠時,使用「範籌界定回顧(scoping reviews)」;需要更嚴密地評估選項及時間允許時,則使用「系統性回顧(systematic re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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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不同團體也協助策略成形、資料輸出、及我們因應研究結果而發展出的服務,例如我們最近舉辦一場研討會,討論有關兒童障礙的例證,並聚焦在人權方面,因此我們集合身障兒童、家長、服務提供者、有共同使命的組織以及受信賴的決策者,了解人權相關的隱憂,決定要蒐集的證據,以及使用證據的最佳方式,以利政策過程的進行。

最終決定的證據組合包括學術證據、專家意見、與身障兒童密切合作之組織的優先順序,以及紀錄身障青年經驗的詩詞、故事和照片。這類合作過程也形成一種「政策對話」(policy dialogue),亦即透過決策者與他人之間的面對面會談,以便在慎重和具建設性的環境中傳遞證據組合呈現的研究結果。

尼可.揚那基(Niko Yannakis)寫的這首詩反映了一位身障年輕人的經歷,把這首詩收錄於證據組合,能協助決策者更加了解政策落實到當地的可行性及挑戰。

二、鼓勵協同研究

為使研究過程不斷發展,進而變得更具效力,再次檢視研究的生命週期是很重要的。以往研究的生命週期是單向的,研究人員創造證據,然後向公眾與決策者展示證據。資金籌措作業時常依循此預期模式,並以傳播散播證據為主,但和公眾與決策者共同創造符合需求的證據是種迭代過程(iterative process),若要支持這種方法,我們必須改變研究文化,使「和公眾建立永續關係」成為核心價值,透過結合資金,讓研究人員有足夠資源擴張研究的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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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有類似「創意專業活動」(Creative Professional Activities)的新研究資金籌措模式和獎勵機制,鼓勵研究人員花時間和公共衛生體系建立有效的合作關係,他們也賦予臨床研究人員自由,以產出影響不同實務階層(例如臨床或政策層面)的結果,而非完全仰賴經同儕審查(peer-reviewed)的論文發表。

越來越多資助者正鼓勵研究人員投入這部分,但在能量上仍有一段差距。我們認為領域人士應花更多力氣採行這類方法,使研究人員有更多的能力轉型,從事橫跨各部門的研究。

三、建立制度需求

增加對證據的需求,在發展永續性跨部門合作方面相當重要,然而,這存在一些重大障礙,其中之一是政府、服務團體及相關實務工作者的時間軸,通常和研究人員的時間軸不一致。此外,研究並非總能輕易取得,其往往藏於學術期刊的付費牆(paywalls)中,並充斥專業術語,不論證據是否完美符合學術上的黃金標準,決策者無法總在需要時取得這些證據,且證據不一定以其容易理解的形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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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這些挑戰的其中一種方式是,利用資源和合夥關係,在機構內部配置研究人員,以利決策和計畫之執行。舉例來說,強納森(Jonathan)是本文的共同作者之一,他參與了由加拿大衛生研究院(Canadian Institute for Health Research)資助的計畫,這個計畫在衛生體系內配置處於職涯初期的研究人員(early-career researchers),協助克服挑戰並調整研究以即時符合組織的需求。

身為一名研究人員,強納森和服務患有自閉症及智能障礙之成人的社區健康診所合作,他們共同為診所建立了和健康照護服務相關的計畫評估機制,同時保留了以往研究必須具備的部分嚴謹性。這類計畫是種雙贏:組織花費聘請研究顧問費用的一小部分,即可取得內部的高階知識,而研究人員也能擁有能量,發展出更具投入且實用性的研究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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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創造對證據需求的方式是,藉由發展制度文化,採納快速學習模式,讓服務提供者可立即使用通常作為研究報告的數據,這促使服務的提供能夠不斷地變化,進而進行反思,以驅動過程和結果的進步

當政府單位、非營利組織及私部門服務提供者採納學習文化、對循證實踐(evidence-informed practice)有強烈興趣,且能創造經自己實踐證明的證據時,他們會更渴望設計能回應即時問題的研究,同時建立大量具有實用性的證據。

對於研究公共衛生等社會議題者而言,「光靠證據始終不足」是一個需銘記在心的觀念,透過將公眾視為專家、鼓勵協同研究並建立制度需求,研究人員和資助者皆能以更好的方式為行動型塑必要知識,創造社會改變。

本文編譯自史丹福社會創新評論《Shaping Research to Create More Social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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