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黑夜 —— 港人尋求庇護，臺灣的挑戰與利基

文／彭皓昀

面對節節升溫的中港情勢，臺灣似乎是與香港休戚與共的生命共同體，一句「昨日西藏、今日香港、明日臺灣」的口號將彼此的命運串接在一起，在此災難性的預言中，臺灣能如何行動，以回應香港的轉變？

近日，許多香港的社運人士紛紛來到臺灣尋求政治支援，尋求彼此共同行動的可能性，但卻在來臺前夕後遭受拘禁與騷擾。倘若中港局勢持續惡化，人身自由受到更嚴厲的威脅，逃亡海外尋求庇護便成為可能，而作為香港鄰居的臺灣，勢必得積極回應這場可能的風暴。

港人定居人數新高，難民議題引顧慮

臺灣並非聯合國難民憲章的簽約國，一時半刻難以接軌國際難民救援體制，進而取得體制、方法、資源上的協助，面對缺乏相關經驗與相關配套措施臺灣，似乎難以聲稱是難民友善的國家。

縱然內政部已發佈聲明以「個案處理」可能的尋求庇護者，但由於缺乏法律基礎且曠日廢時的審查程序，台灣目前仍只能處理少量的「個體」尋求庇護者。對於大量的尋求庇護者仍需系統性的機制進行審核、安置等工作。

但面對香港節節升溫的局勢，臺灣與香港的地理位置、歷史淵源、政治經濟等關聯性，勢必也無法置身事外。根據移民署數據顯示，臺灣今年 1 月至 8 月有 3,137 名香港人來臺居留、定居，與去年相比，成長接近 3 成。政治氛圍與高房價，影響港人遷居。

目前對於「可能的」香港尋求庇護者的討論，大多聚焦於法令政策的改革，仰賴制度法律為問題解決的優先，易使我們對於實際可能的景況缺乏想像，甚至感到焦慮。在一場庇護行動中，除了政府上對下的政策措施，公民社會所扮演的角色與具備的能力、是否能容納尋求庇護者，攸關其接下來要面對的處境，值得我們去思考。

尋求政治庇護者 V.S. 難民群體 —— 臺灣是否能實踐救援？

面對庇護、難民問題，可分為兩個層次分述。首先是個體的尋求庇護者，其次則是大量遷移的難民群體。

前者主要是難民群體中的菁英，這些人因政治行動成為媒體焦點，也被當局政府列為第一波拘捕與監禁的對象，因此往往以個體移動的方式尋求庇護。難民菁英的辨識並不困難，得以透過新聞媒體確認其身分與意圖，並透過個案的方式提供庇護，確保其生命的安全。

由於難民菁英的人數相對較少，不至於造成庇護國資源匱乏的危機，社會能有效的將其接納而不造成結構性的轉變。又由於難民菁英夾帶著大量的人力資本，有時甚至被視為庇護國發展的助力，如二戰期間逃離納粹統治並流亡至美國的知識分子。因此對於個體式的難民，其政治理念與立場成為接納與否最主要考量，提供庇護是否會遭來抗議造成國家間的緊張關係，亦或著藉由提供庇護給予特定理念象徵性的支持。

真正對於難民庇護機制造成挑戰的是大量遷徙而至的難民群體，他們往往缺乏面孔並且龍蛇雜處，在數量與性質上，形成國家安全的挑戰。庇護國的經濟能否負荷、敵國間諜的滲透、恐怖分子的威脅等等，在難民湧至之時，全化為實際的焦慮與顧忌，尤其在國際間仍未能有效解決難民問題的狀態中，庇護更必須慎重評估。

對於未來可能有較大量的香港尋求庇護者來臺，臺灣是否有足夠的資源、能量與機制回應尋求庇護者的需求，是否有身分審核機制、安置空間、生計機會輔導、轉介機制與援助資源等等，種種條件都關係著尋求庇護者生存的可能性、其能動性是否得以延續，以及臺灣是否能實踐「人道救援」的意義。

臺灣接受庇護者的 3 利基

臺灣雖然國際地位未定，但積極參與重要的世界性行動，面對香港的局勢，臺灣仍有可能發揮超乎所想的助益。

尋求庇護者的到來，難免引起庇護國內部或大或小的騷動，相對穩定的社會狀態必須重組應對，其原本的基礎影響可能的發展模式，也導引著尋求庇護者至全新的處境。

對於臺灣來說，仍有許多技術性的問題必須解決，透過《難民法》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修訂，提供庇護難民正當的法源依據，並且提供資源組成必要的配套措施。

但《難民法》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與其他窒礙難行的法律問題，臺灣有哪些社會基礎，適於香港的尋求庇護者；臺灣、香港特殊的淵源，又能如何助於庇護行動的進行。

1.  共同對抗霸權壓迫

無論是過去的太陽花或是雨傘革命，或是現在的反送中運動，臺灣與香港於部分的社會運動及氛圍，具有極高的相似處，面對著中國政府對於主權的侵害，處於相似的結構位置，歷經一連串與霸權對抗的社會過程，得以在相似的社會脈絡下思考民主、自由與正義的內涵。

縱然臺灣與香港的緊密交流已不是新鮮事，並且不僅是臺灣與香港，站在對抗中國霸權的角度，臺灣、香港、流亡藏人、維吾爾人等等，皆為具有共同理想而亟需結盟的對象。

由於語言文化、網路媒介、地理空間的親密性，臺灣與香港社會更加緊密的結合，在急難之時，保留香港的民主火種，或許也是臺灣在對抗中國霸權時必要的義務與責任。

2.  社會、文化、經濟的親密性

臺灣與香港在政治結盟、藝文活動、商業貿易或是旅行觀光，皆有緊密連結，臺灣社會對於香港並不陌生，鄰近的地理位置、相近的文化信仰等等，構成彼此有效溝通的橋樑，如同彼此相互高度熟悉且牽連的有機體。

正如敘利亞難民，因文化、語言、宗教、地緣的親近性而大量的聚居於鄰國土耳其、黎巴嫩與約旦；羅興亞難民，因伊斯蘭教信仰得以在馬來西亞與印尼受到庇護；流亡藏人，因佛教與印度的淵源而廣泛受到印度社會接納。

在難民尋求庇護的過程中，不僅要考量庇護國的能量，庇護國社會對於尋求庇護者的同理、包容、支持，更是使庇護體系能長久穩固的關鍵，相通的語言、文化與宗教信仰，開啟了隔閡消弭的「可能性」。

庇護國社會與尋求庇護者得以主動化解日常互動、社會生活的衝突與矛盾，對於異己的疑慮與不安，可以在人際互動中消解，尋求庇護者也有更多機會取得工作，擺脫經濟依賴的處境。

3.  臺灣社會聲援香港的積極性

此外，臺灣對於香港情勢的積極關心，提供尋求庇護者有利環境。聲援香港的能量將提供大量的社會資源，主動將尋求庇護者鑲嵌至社會網絡中，使其得以在臺灣取得進一步行動的可能。

臺灣與香港於近代的政治連結時有所聞，無論是政黨、社會運動者或個人都積極參與其中，因此在對抗中國霸權的政治立場上，得以取得大量的認同與支持，並且在經濟上得到個人或團體的非正式援助。

臺灣社會的積極關注，意味著與尋求庇護者的邊界具有較高的活性，消彌隔離的高牆。來自香港的尋求庇護者在臺灣並不會輕易被貶抑為純粹的難民，淪為形式上的施捨，而更有可能透過與公民社會持續的接觸，討論、參與、籌劃、組織共同行動，成為改變現況的實際行動者。

跨國界尋求盟友，扛起歷史責任

在對抗霸權、歷史淵源與同理互動的狀態下，香港的尋求庇護者得以在臺灣獲得一定的正當性，不會輕易被棄置於「難民營」中，與社會隔離並且被遺忘。

難民援助的工作並非全然是國家的責任，公民社會亦是參與其中的必要行動者，國家應提供相對應的法律制度與配套措施，保障尋求庇護者的基本權利。而公民社會則協助其實踐生活、勞動、行動的更多可能。

（本文以尋求庇護者取代難民一詞，避免難民標籤所帶來的負面形象。但在普遍性的論述上仍以難民一詞協助讀者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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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皓昀

正完成碩士論文的研究生，私心偏愛南亞與東南亞社會，過去難民議題感覺雖離台灣相當遙遠，在近日「亡國感」的薰陶下又彷彿近在咫尺。希望能透過筆者於難民領域的認識提供台灣社會更多元的聲音，在面對可能的難民議題能有更積極的思考與準備。

本文是希望台灣在思考難民庇護議題時，除了法律制度層面外，也同時考慮社會文化的包容性，透過本文的觀點說明台灣於接待香港庇護者時所具備的能力與條件，進而降低對於未知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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