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新社發所的數字教育學：以績效主義「評估」成果，高等教育還要失去什麼？
編按：
今（2019）年 1 月 2 日，世新大學校務會議投票表決，通過其社會發展研究所從 109 學年度起停止招生之決定。世新高層表示，是依《世新大學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辦法》辦理，必須要將有限的資源投注在值得培植之處。
本篇為世新社發所系友、《青聲誌》創辦人范軒昂所寫，回顧自身與他者的求學經驗，並提醒單以「數字」評估教育成果的績效主義模式，可能扼殺了高等教育的核心價值──培養獨立思考、自我探尋、完成研究的能力等，否則，教育將只成為市場競爭的工具。
文／范軒昂 青聲誌創辦人、助人工作者
「停招並非馬上裁撤」，吳永乾表示，在學生權益不會受影響，可照常修課、念到畢業；校方也規劃教師的安置配套，未來可轉任社心所等相關系所或到通識中心任教，如果校內單位職務都不符合教師需求，最後才會考慮優惠資遣。──摘自 TVBS NEWs，2019/1/9
世新高層今（9）日稍早談到，停招並非針對社發所，還有另外 6 個系所列入學校觀察名單，但希望社發所好好思考背後原因。該高層談到，社發所雖然是富有創校精神的科系，但辦學已變成「三低一高一長」，註冊率、畢業率、在學率低，退學率高、修業時間長，平均 4 年內無人畢業。碩士班一般 2 年即可拿到學位，但社發所很多學生一讀就是 4 年，之後又用休學方式延長至 6 年，甚至有人讀到 8 年。
高層表示，3 年前已麻煩社發所和社心所合併，旗下就有大學部支撐，但無奈 2 方都不願意，社發所不願意合併過去，社心所也不願意接受，「一個是做社會運動，一個是做社會心理；一個是當病人，另一方是當醫生；醫師的系不想接收病人，病人又不想看醫生。」──摘自 NOW News，2019/1/9
黃德北則說校方資訊完全錯誤，社發所只有近 2 年招生率達到 50%，但過去因招生不錯，校方在 104 學年度將招生名額從 9 名提高到 12 名，而過去 4 年則有 31 位學生畢業。──摘自公庫報導，2019/1/11
彷彿走進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88 年所著作之《學術人》（Homo Academicus）的歷史時空。批判教育社會學學者黃庭康在其著作《不平等的教育》裡指出，1968 年法國發生學生運動「5 月風暴」前，法國高等教育普及化並未帶來正面影響，高學歷者對於取得文憑後的期待與現實有著巨大的差距：文憑貶值、整體性的階級地位下降。
2019 年的臺灣彷彿跨時空演出，從目前解方來看，若能顧及師生權益的合併、輔導退場、停招，似乎對校方來說已算善盡社會責任。其中深意是，沒有擴大公共教育支出的選項、沒有教育價值的思辨，有的僅是註冊不足、不討好市場的系所如何安置的手段，甚至看到這樣的休退學率，也未要深入探究學術品質是否已嚴格把關，或青年生涯發展是否未獲支持等因素。
「評價」這種數字教育學，在我的閱讀與助人實務工作裡，並不是這樣。時代中的人，若帶著病與傷，走過生命的蜿蜒曲折，未能畢業、中輟、短暫懸宕於求學時間，走得不是生、求學、工作、結婚、到死的線性人生。當代教育已是各種多元學習的組合，更多時候，重回校園或離開校園，時常是生命改變的初始。歷史中，勇於直面自己或他人傷痛的學術或實務工作者，往往創構出開創性的理論及治療方式。
圖／Patrick Tomasso @ unsplash
以績效主義「評估」教育成果，合理嗎？
然 2019 年 1 月 9 日這天，我打開電腦及臉書，滑過上述 2 則新聞，作為一個社發所畢業的所友，內心五味雜陳。
我的求學過程跟不少周遭的年輕人一樣，想過轉系、想過雙主修，也經歷過人生的茫然不定。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總有選擇不多的感覺，或有無法短時間解決的生命限制。
回看社發所教給我最多的，其實並不是至今已成趨勢的「社會責任」。許多打先鋒的社發所學者，在社會學與文化研究領域，在我所就讀的 10 年前孤單單的耕耘，現在已能獲得更多社會認同。而對我而言，留在我心上更多的是，一種有別於傳統師生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一種發自內在「平視心」的學習。
我總是想，在我近 4 年的社發所生涯，或許在吳永乾校長及其所屬的「高層」心中，竟是能以「三低一高一長」論之，也能以此──在被默認的績效主義數字教育學中──報告教育部：社發所並不合格、甚至是該淘汰的對象。
世新大學校長吳永乾。圖／世新大學官網
這種價值判斷很熟悉吧？不知道你有沒有問過，自你從小成長的教育路上，那些沒有繼續升學的同學都到哪裡去了？
或者，我換一個問法：在國高中階段，很清楚自己為什麼要念高中，而不是高職、不是科技大學，而是普通綜合大學的人，請舉手。
世新董事會及其教評單位──是的，我說的就是教導學生家長如何避開註冊率有危險的善心教育部──有否考量過一個在研究經費、獎助學金都相較不足的私立大學中，能夠做出社會科學的研究所有多麼不簡單？這是該領域的基本常識：文獻回顧、與田野和受訪者建立關係、訪談編碼及分析，其中的耗時費力，如果認真想過的人，便不會同意以病人與醫生作為併所的譬喻。
求學作為生命故事的一環，早已非線性的選項
併所停招之外，應該有其他解方吧？涉及教育理念的區辨。我在社發所讀書時，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作者之一，就是公共知識分子薩依德（Edward Said）。面對巴勒斯坦人權及公共爭議，他認為真正的知識分子會害怕那些可能會消失的故事，說故事成為一種任務，記得，「我們正談的是人。我們談的並不是抽象的東西。」
從 2012 年起，當我開始關注非典型的社會創新及社會運動青年的生涯發展，我內心常想起在社發所閱讀薩依德時，這樣的警覺。
2016 年的《青聲誌》，我們一群關心臺灣教育文化發展的青年，基於高教合併及退場的社會爭議，與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合作舉辦訪調工作坊。我們前往南臺灣屏東永達技術學院，試圖勾勒廢校前後，曾屬該校的招牌科系──永達建築系學生的生命故事。
圖／Jordan Encarnacao @ unsplash
其中，建築系學生的生涯路徑，呈現在職生於職場中的實用需要，工作後的在職進修或者轉行，學生權衡的是為生涯發展仔細打算，例如交通費用的成本、能否取得未來進入特定領域的工作資格、相關證照，藉此獲得生涯中更好的敘薪條件。
位在首都臺北的世新社發所學生，所受到的波及與永達建築系學生也許不盡相同，但我認為此類校園民主抵抗中有一處相同，便是他們／我們都重視課堂中同儕與師生之間的互動關係，而這些並非是跨入新世代的人工智慧、資訊安全所能取代的生命知識。
進入社發所的學生，多數是在大學階段具有豐富的高中、大學自治組織或社會倡議經驗的學生，和多數時下年輕人同樣面對著青貧世代的危機，即使如此，仍選擇願意投身這類具有生涯風險且耗時的社會活動。
如果碩士論文不再僅是學術訓練的成果，而是在特定場域裡的實踐收穫，判斷中輟（或者中離）學術研究生的標準能否變得不一樣？
圖／inbal marilli @ unsplash
經過學術訓練，熬出獨立思考精神
我的同學們，異質多元、年齡各異，有勞工政策倡議者例如賴香伶，也有朝思暮想如何在原住民部落社區落實理念的方喜恩，同學們至今沒有放棄，都在政治或社福領域裡持續著自己的「使命」。所謂的休學或退學，如果細究，其中有同學是為兼顧非營利組織的工作，或者也有人當社會運動浪潮而起、出現機會難得的政治位置時，選擇「出走」，展開另外的生涯規畫。
也有的人是因家庭或經濟因素而選擇休學，能暫不用支出學雜費，便能節省起一筆費用，待有精神動力再完成實踐大夢；又或者，面對龐大的經濟壓力，思索著若不以學術研究，也許還能透過別種形式在生活中實踐嗎？
相較於取得文憑與否，我記得更多的是，每當在課堂上問問題，很少是鴉雀無聲，那也是透視於數字教育學外的珍貴「平視心」，發言沒有在比誰吊得書袋多、誰發言很威，也沒有比臺風或簡報色彩。同學們說的是：「某某的意思我想會不會是⋯⋯」、「我想延伸發問的是⋯⋯」、「你們聽他說話啦⋯⋯」
圖／Eliott Reyna @ unsplash
我們漸漸產出這樣的學術價值：從逐漸知道「我不要什麼」、「反對什麼」，掌握的是非主流的知識與能力，卻不見得知道處處商業導向的社會「未來可以做什麼」。
那種從時代中感受到、長期面對權力關係的痛苦，如何以新的方法進行夢想與設計，從而加入政治、勞權、環境、性別與文化運動中，尋求解決因各種社會條件混合而成的困惑。
如果把這種困惑當成一種「病」，我想也會是心理學家艾瑞克森（Erik Erikson）在其心理史學的分析中所描述的青少年認定危機（identity crsis）：在童年的殘留與對成年的憧憬中，製造出一個自己的重心感與方向，與一個行得通的統一感。也必須在自己對自己的看法與別人對自己的判斷與期望之間，找到一個有意義的相似點。
社發所的教育：平等視之、在各方面給予支持
我是這種掙扎裡的其中一人。念社發所期間第一年，父親突然意外過世，命運給予我的提問是：轉系、休學、求職、轉學？理想的標準如何調整？還是找個可以考證照、最好能多考幾種、有許多求職機會的人生方向呢？
這是我當時反覆在腦海裡旋轉的問題，曾經焦慮到無論公開或私底下向師友們批評、抱怨出路問題，甚至直接向一位高聲表達「放下論文上街頭」的學長在網路論壇中爭論。時移事往，那種對理想的怪罪，其實不在於學長想上街頭的動力，他被我錯怪了，而是關乎自己，關於自己還是一個有夢的人，關於理想如何不被怪罪。
我決定留下來。原因很簡單，因為在生命的混亂中，你還是認得出那種「平視心」與「支持」，而這些，現在都成為我生命重要的一部分。
圖／Jason Leung @ unsplash
阿北（世新社發所所長／教授黃德北）及社發所同學們在高熱的午後，出席了我父親的告別式。我想他不僅是為我，我另一位同學的婚禮他也撥空出席，我想他知道以他的成長背景，從家庭到結婚，這場儀式對他有多重要。
在生命的混亂中，前往臺灣同志諮詢熱線實習前，我們在社發所需修一門實習課，在那堂課中，我們前往國內外的非營利組織，且被鼓勵最好參與和過去實踐場域不同的議題，促進多元反思與對話。我們學生私下偶爾調侃，要慎選實習點啊，熱誠所致，一去不復返，蹲點真的就長時間蹲下去了，課堂報告及論文寫不完。
關於如何選課，信行（世新社發所教授陳信行）是我認為所上文筆最有才氣的老師，我會拿那些不算成熟的短篇小說給他看。我敲敲他的門，滿臉愁容，他卻沒問什麼，只說了一句：「走，去喝咖啡！」他用一個下午的時間聽我想選什麼課與修課的擔心。
世新大學社發所教授陳信行（左）、所長／教授黃德北。圖／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Graduate Institute for Social Transformation Studies, SHU）粉專
在生命的混亂中，我答應曉鵑（世新社發所教授夏曉鵑）在移民課程中協助新移民姊妹們照顧小孩，讓媽媽們能有力氣與時間學習，然低潮中見著小孩的笑容推疊不起來，決定退出照養團隊。我仍心不安，擔心造成困擾，變成她要再找人。曉鵑仍託助理捎來費用給我。當我在電梯口碰著曉鵑，她說：「要做新移民運動的時候要說喔。」
此外，阿亮（世新社發所副教授陳政亮）與培慧（世新社發所副教授蔡培慧），長年在線上節目、街頭及記者會中見到他們的風采，覺得有各自的親切與大方，以及強悍。以一個曾是學運青年的角度來看，知識分子在擴展政治話語權時，還能夠展現非個人的菁英主義、立基在權利及組織中能有效發揮，已是其社會實踐的核心價值。
在生命的混亂中，現已經轉任臺大城鄉所的王志弘，我的指導教授，他在社發所任職共 9 年，學期間每週舉辦社會學讀書會、寒假時要交讀書的圖表式摘要及一首現代詩。暑假則安排 7 月讀書會、開學前的「鐵血集中營」（論文進度討論會及出遊）。現在回想，他怎麼願意這樣花時間陪我們讀書？
我認為，這是社發所的教育，而我也從學弟妹們身上，看到她／他們的堅持。
世新大學社發所教授夏曉鵑、副教授蔡培慧。圖／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Graduate Institute for Social Transformation Studies, SHU）粉專
當教育成為市場競爭工具，當文憑成為求職門檻
數字教育學有另一種變化。2018 年 7 月，世新大學在其網站回應反教育商品化聯盟的學店排行榜，發布的聲明稿指出世新大學經營者的嚮往與追求──
以「高生師比」來說，世新大學係依教育部所訂標準計算且皆符合規定，絕非「學店」。大學當然應該追求更好的生師比，但也不能不看老師的品質。許多國外知名大學都有大班課程，特別是名師、大師。除了「生師比」，「生名師比」，「生大師比」也很重要。世新未來要聘更多專任老師，以及更多的名師大師。
我看到這段聲明時感觸良多，在我訪問永達建築系學生的故事裡，師生關係如師徒制的「做中學」及課程的實用性，以至於實際能運用於職場的，似乎沒有在世新所設定的標準內涵裡。
而對於世新社發所學生，這群非典型青年所需要的教育需求，也未必在其腦海裡浮現過。然而，有時候事情沒有那麼複雜，回到教育的初衷，學生需要什麼，你能不能直接問他，並且用他們聽得懂的語言，說「人」話。
圖／Banter Snaps @ unsplash
當教育成為敏銳於內容行銷的經營者競逐的場域，編造出各種缺乏教育內涵組裝成型的系所與學程，承受者會是從家庭經濟支援到學習經驗都尚屬弱勢的學生。他們除了必須負擔高額學費，還得面對校外打工的風險、缺少教學及研究經費的裝備，拿到的文憑也未必具備充分的社會資本，並獲得追蹤經濟發展變化，以及獨立、抽象思考的能力。
僅靠學業成績避險，已非任何個人面對臺灣教育的解方，也不再僅是以少子化就可以解釋的社會現象。學生接受高等教育後，仍從事低薪及低自主性的工作，升學成為求職的「門檻」，但不再是誘因。高等教育產生的問題效應，亦會延伸至中小學，影響招生及評量方式，而非市場性的教育及助人專業又該如何因應這樣的變化呢？值得我們一同來關注社發所停招爭議，並思索高等教育問題的解決之道。
真正符合現實的是，談論教育很容易，實踐教育不容易，需要時間，需要陪伴。數字教育學所呈現的那些內容，未能看見個體的差異，這關乎知識，生命的知識。
我們的社會，願意陪年輕人多走一點路嗎？
延伸閱讀：
承受汙名的臺灣青年，除了低薪還被剝奪能力、願景與生活／SDGs-1（貧窮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