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新社發所的數字教育學:以績效主義「評估」成果,高等教育還要失去什麼?

圖/chuttersnap @ unsplash

編按:

今(2019)年 1 月 2 日,世新大學校務會議投票表決,通過其社會發展研究所從 109 學年度起停止招生之決定。世新高層表示,是依《世新大學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辦法》辦理,必須要將有限的資源投注在值得培植之處。

本篇為世新社發所系友、《青聲誌》創辦人范軒昂所寫,回顧自身與他者的求學經驗,並提醒單以「數字」評估教育成果的績效主義模式,可能扼殺了高等教育的核心價值──培養獨立思考、自我探尋、完成研究的能力等,否則,教育將只成為市場競爭的工具。

文/范軒昂  青聲誌創辦人、助人工作者

「停招並非馬上裁撤」,吳永乾表示,在學生權益不會受影響,可照常修課、念到畢業;校方也規劃教師的安置配套,未來可轉任社心所等相關系所或到通識中心任教,如果校內單位職務都不符合教師需求,最後才會考慮優惠資遣。──摘自 TVBS NEWs,2019/1/9

世新高層今(9)日稍早談到,停招並非針對社發所,還有另外 6 個系所列入學校觀察名單,但希望社發所好好思考背後原因。該高層談到,社發所雖然是富有創校精神的科系,但辦學已變成「三低一高一長」,註冊率、畢業率、在學率低,退學率高、修業時間長,平均 4 年內無人畢業。碩士班一般 2 年即可拿到學位,但社發所很多學生一讀就是 4 年,之後又用休學方式延長至 6 年,甚至有人讀到 8 年。

高層表示,3 年前已麻煩社發所和社心所合併,旗下就有大學部支撐,但無奈 2 方都不願意,社發所不願意合併過去,社心所也不願意接受,「一個是做社會運動,一個是做社會心理;一個是當病人,另一方是當醫生;醫師的系不想接收病人,病人又不想看醫生。」──摘自 NOW News,2019/1/9

黃德北則說校方資訊完全錯誤,社發所只有近 2 年招生率達到 50%,但過去因招生不錯,校方在 104 學年度將招生名額從 9 名提高到 12 名,而過去 4 年則有 31 位學生畢業。──摘自公庫報導,2019/1/11

彷彿走進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88 年所著作之《學術人》(Homo Academicus)的歷史時空。批判教育社會學學者黃庭康在其著作《不平等的教育》裡指出,1968 年法國發生學生運動「5 月風暴」前,法國高等教育普及化並未帶來正面影響,高學歷者對於取得文憑後的期待與現實有著巨大的差距:文憑貶值、整體性的階級地位下降。

2019 年的臺灣彷彿跨時空演出,從目前解方來看,若能顧及師生權益的合併、輔導退場、停招,似乎對校方來說已算善盡社會責任。其中深意是,沒有擴大公共教育支出的選項、沒有教育價值的思辨,有的僅是註冊不足、不討好市場的系所如何安置的手段,甚至看到這樣的休退學率,也未要深入探究學術品質是否已嚴格把關,或青年生涯發展是否未獲支持等因素。

「評價」這種數字教育學,在我的閱讀與助人實務工作裡,並不是這樣。時代中的人,若帶著病與傷,走過生命的蜿蜒曲折,未能畢業、中輟、短暫懸宕於求學時間,走得不是生、求學、工作、結婚、到死的線性人生。當代教育已是各種多元學習的組合,更多時候,重回校園或離開校園,時常是生命改變的初始。歷史中,勇於直面自己或他人傷痛的學術或實務工作者,往往創構出開創性的理論及治療方式。

圖/Patrick Tomasso @ unsplash

以績效主義「評估」教育成果,合理嗎?

然 2019 年 1 月 9 日這天,我打開電腦及臉書,滑過上述 2 則新聞,作為一個社發所畢業的所友,內心五味雜陳。

我的求學過程跟不少周遭的年輕人一樣,想過轉系、想過雙主修,也經歷過人生的茫然不定。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總有選擇不多的感覺,或有無法短時間解決的生命限制。

回看社發所教給我最多的,其實並不是至今已成趨勢的「社會責任」。許多打先鋒的社發所學者,在社會學與文化研究領域,在我所就讀的 10 年前孤單單的耕耘,現在已能獲得更多社會認同。而對我而言,留在我心上更多的是,一種有別於傳統師生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一種發自內在「平視心」的學習。

我總是想,在我近 4 年的社發所生涯,或許在吳永乾校長及其所屬的「高層」心中,竟是能以「三低一高一長」論之,也能以此──在被默認的績效主義數字教育學中──報告教育部:社發所並不合格、甚至是該淘汰的對象。

世新大學校長吳永乾。圖/世新大學官網

這種價值判斷很熟悉吧?不知道你有沒有問過,自你從小成長的教育路上,那些沒有繼續升學的同學都到哪裡去了?

或者,我換一個問法:在國高中階段,很清楚自己為什麼要念高中,而不是高職、不是科技大學,而是普通綜合大學的人,請舉手。

世新董事會及其教評單位──是的,我說的就是教導學生家長如何避開註冊率有危險的善心教育部──有否考量過一個在研究經費、獎助學金都相較不足的私立大學中,能夠做出社會科學的研究所有多麼不簡單?這是該領域的基本常識:文獻回顧、與田野和受訪者建立關係、訪談編碼及分析,其中的耗時費力,如果認真想過的人,便不會同意以病人與醫生作為併所的譬喻。

求學作為生命故事的一環,早已非線性的選項

併所停招之外,應該有其他解方吧?涉及教育理念的區辨。我在社發所讀書時,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作者之一,就是公共知識分子薩依德(Edward Said)。面對巴勒斯坦人權及公共爭議,他認為真正的知識分子會害怕那些可能會消失的故事,說故事成為一種任務,記得,「我們正談的是人。我們談的並不是抽象的東西。」

從 2012 年起,當我開始關注非典型的社會創新及社會運動青年的生涯發展,我內心常想起在社發所閱讀薩依德時,這樣的警覺。

2016 年的《青聲誌》,我們一群關心臺灣教育文化發展的青年,基於高教合併及退場的社會爭議,與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合作舉辦訪調工作坊。我們前往南臺灣屏東永達技術學院,試圖勾勒廢校前後,曾屬該校的招牌科系──永達建築系學生的生命故事。

圖/Jordan Encarnacao @ unsplash

其中,建築系學生的生涯路徑,呈現在職生於職場中的實用需要,工作後的在職進修或者轉行,學生權衡的是為生涯發展仔細打算,例如交通費用的成本、能否取得未來進入特定領域的工作資格、相關證照,藉此獲得生涯中更好的敘薪條件。

位在首都臺北的世新社發所學生,所受到的波及與永達建築系學生也許不盡相同,但我認為此類校園民主抵抗中有一處相同,便是他們/我們都重視課堂中同儕與師生之間的互動關係,而這些並非是跨入新世代的人工智慧、資訊安全所能取代的生命知識。

進入社發所的學生,多數是在大學階段具有豐富的高中、大學自治組織或社會倡議經驗的學生,和多數時下年輕人同樣面對著青貧世代的危機,即使如此,仍選擇願意投身這類具有生涯風險且耗時的社會活動。

如果碩士論文不再僅是學術訓練的成果,而是在特定場域裡的實踐收穫,判斷中輟(或者中離)學術研究生的標準能否變得不一樣?

圖/inbal marilli @ unsplash

經過學術訓練,熬出獨立思考精神

我的同學們,異質多元、年齡各異,有勞工政策倡議者例如賴香伶,也有朝思暮想如何在原住民部落社區落實理念的方喜恩,同學們至今沒有放棄,都在政治或社福領域裡持續著自己的「使命」。所謂的休學或退學,如果細究,其中有同學是為兼顧非營利組織的工作,或者也有人當社會運動浪潮而起、出現機會難得的政治位置時,選擇「出走」,展開另外的生涯規畫。

也有的人是因家庭或經濟因素而選擇休學,能暫不用支出學雜費,便能節省起一筆費用,待有精神動力再完成實踐大夢;又或者,面對龐大的經濟壓力,思索著若不以學術研究,也許還能透過別種形式在生活中實踐嗎?

相較於取得文憑與否,我記得更多的是,每當在課堂上問問題,很少是鴉雀無聲,那也是透視於數字教育學外的珍貴「平視心」,發言沒有在比誰吊得書袋多、誰發言很威,也沒有比臺風或簡報色彩。同學們說的是:「某某的意思我想會不會是⋯⋯」、「我想延伸發問的是⋯⋯」、「你們聽他說話啦⋯⋯」

圖/Eliott Reyna @ unsplash

我們漸漸產出這樣的學術價值:從逐漸知道「我不要什麼」、「反對什麼」,掌握的是非主流的知識與能力,卻不見得知道處處商業導向的社會「未來可以做什麼」。

那種從時代中感受到、長期面對權力關係的痛苦,如何以新的方法進行夢想與設計,從而加入政治、勞權、環境、性別與文化運動中,尋求解決因各種社會條件混合而成的困惑。

如果把這種困惑當成一種「病」,我想也會是心理學家艾瑞克森(Erik Erikson)在其心理史學的分析中所描述的青少年認定危機(identity crsis):在童年的殘留與對成年的憧憬中,製造出一個自己的重心感與方向,與一個行得通的統一感。也必須在自己對自己的看法與別人對自己的判斷與期望之間,找到一個有意義的相似點。

社發所的教育:平等視之、在各方面給予支持

我是這種掙扎裡的其中一人。念社發所期間第一年,父親突然意外過世,命運給予我的提問是:轉系、休學、求職、轉學?理想的標準如何調整?還是找個可以考證照、最好能多考幾種、有許多求職機會的人生方向呢?

這是我當時反覆在腦海裡旋轉的問題,曾經焦慮到無論公開或私底下向師友們批評、抱怨出路問題,甚至直接向一位高聲表達「放下論文上街頭」的學長在網路論壇中爭論。時移事往,那種對理想的怪罪,其實不在於學長想上街頭的動力,他被我錯怪了,而是關乎自己,關於自己還是一個有夢的人,關於理想如何不被怪罪。

我決定留下來。原因很簡單,因為在生命的混亂中,你還是認得出那種「平視心」與「支持」,而這些,現在都成為我生命重要的一部分。

圖/Jason Leung @ unsplash

阿北(世新社發所所長/教授黃德北)及社發所同學們在高熱的午後,出席了我父親的告別式。我想他不僅是為我,我另一位同學的婚禮他也撥空出席,我想他知道以他的成長背景,從家庭到結婚,這場儀式對他有多重要。

在生命的混亂中,前往臺灣同志諮詢熱線實習前,我們在社發所需修一門實習課,在那堂課中,我們前往國內外的非營利組織,且被鼓勵最好參與和過去實踐場域不同的議題,促進多元反思與對話。我們學生私下偶爾調侃,要慎選實習點啊,熱誠所致,一去不復返,蹲點真的就長時間蹲下去了,課堂報告及論文寫不完。

關於如何選課,信行(世新社發所教授陳信行)是我認為所上文筆最有才氣的老師,我會拿那些不算成熟的短篇小說給他看。我敲敲他的門,滿臉愁容,他卻沒問什麼,只說了一句:「走,去喝咖啡!」他用一個下午的時間聽我想選什麼課與修課的擔心。

世新大學社發所教授陳信行(左)、所長/教授黃德北。圖/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Graduate Institute for Social Transformation Studies, SHU)粉專

在生命的混亂中,我答應曉鵑(世新社發所教授夏曉鵑)在移民課程中協助新移民姊妹們照顧小孩,讓媽媽們能有力氣與時間學習,然低潮中見著小孩的笑容推疊不起來,決定退出照養團隊。我仍心不安,擔心造成困擾,變成她要再找人。曉鵑仍託助理捎來費用給我。當我在電梯口碰著曉鵑,她說:「要做新移民運動的時候要說喔。」

此外,阿亮(世新社發所副教授陳政亮)與培慧(世新社發所副教授蔡培慧),長年在線上節目、街頭及記者會中見到他們的風采,覺得有各自的親切與大方,以及強悍。以一個曾是學運青年的角度來看,知識分子在擴展政治話語權時,還能夠展現非個人的菁英主義、立基在權利及組織中能有效發揮,已是其社會實踐的核心價值。

在生命的混亂中,現已經轉任臺大城鄉所的王志弘,我的指導教授,他在社發所任職共 9 年,學期間每週舉辦社會學讀書會、寒假時要交讀書的圖表式摘要及一首現代詩。暑假則安排 7 月讀書會、開學前的「鐵血集中營」(論文進度討論會及出遊)。現在回想,他怎麼願意這樣花時間陪我們讀書?

我認為,這是社發所的教育,而我也從學弟妹們身上,看到她/他們的堅持。

當教育成為市場競爭工具,當文憑成為求職門檻

數字教育學有另一種變化。2018 年 7 月,世新大學在其網站回應反教育商品化聯盟學店排行榜,發布的聲明稿指出世新大學經營者的嚮往與追求──

以「高生師比」來說,世新大學係依教育部所訂標準計算且皆符合規定,絕非「學店」。大學當然應該追求更好的生師比,但也不能不看老師的品質。許多國外知名大學都有大班課程,特別是名師、大師。除了「生師比」,「生名師比」,「生大師比」也很重要。世新未來要聘更多專任老師,以及更多的名師大師。

我看到這段聲明時感觸良多,在我訪問永達建築系學生的故事裡,師生關係如師徒制的「做中學」及課程的實用性,以至於實際能運用於職場的,似乎沒有在世新所設定的標準內涵裡。

而對於世新社發所學生,這群非典型青年所需要的教育需求,也未必在其腦海裡浮現過。然而,有時候事情沒有那麼複雜,回到教育的初衷,學生需要什麼,你能不能直接問他,並且用他們聽得懂的語言,說「人」話

圖/Banter Snaps @ unsplash

當教育成為敏銳於內容行銷的經營者競逐的場域,編造出各種缺乏教育內涵組裝成型的系所與學程,承受者會是從家庭經濟支援到學習經驗都尚屬弱勢的學生。他們除了必須負擔高額學費,還得面對校外打工的風險、缺少教學及研究經費的裝備,拿到的文憑也未必具備充分的社會資本,並獲得追蹤經濟發展變化,以及獨立、抽象思考的能力。

僅靠學業成績避險,已非任何個人面對臺灣教育的解方,也不再僅是以少子化就可以解釋的社會現象。學生接受高等教育後,仍從事低薪及低自主性的工作,升學成為求職的「門檻」,但不再是誘因。高等教育產生的問題效應,亦會延伸至中小學,影響招生及評量方式,而非市場性的教育及助人專業又該如何因應這樣的變化呢?值得我們一同來關注社發所停招爭議,並思索高等教育問題的解決之道。

真正符合現實的是,談論教育很容易,實踐教育不容易,需要時間,需要陪伴。數字教育學所呈現的那些內容,未能看見個體的差異,這關乎知識,生命的知識。

我們的社會,願意陪年輕人多走一點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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