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巨流圖書於今年（2018）10 月出版《臺灣社會福利運動與政策效應：2000-2018年》一書，本書是繼蕭新煌與林國明 2 位教授在 2000 年出版的《臺灣的社會福利運動》後，另一本接力探討千禧年後臺灣社會福利運動的發展動態，尤其關注社會福利「運動」與「政策」間的互動與關連性。
本書剖析千禧年至今，17 個社會福利運動如何藉創新的組織動員、行動策略、抗爭劇碼與倡議論述，對公共政策形成一股忽視不了的力量。當代社會福利亦出現定義拓邊，身分肯認、照顧尊嚴、草根參與等，都成為新一代的關懷視野。本篇為本書周邊座談活動之現場報導。
文／許蒼恩 NPOst 特約記者
《臺灣社會福利運動與政策效應：2000-2018 年》從發想到出版歷時 2 年多，也見證了社福運動從意氣風發到失意挫敗的轉折，「有很多章節在編輯時收尾在某一個事件，當書印出來的時候卻都不一樣了。」臺灣社會福利學會第 12 屆祕書長、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副教授，同時也是本書的主編王舒芸玩笑中帶著無奈，她以同婚議題為例，指出其編輯的結尾時間落在釋憲案，為長年抗戰的同婚倡議者帶來一絲希望，沒想到書籍印刷完成、出版時，卻是 11/24 公投落幕之際，「第一次深刻體驗到，原來出一本書比政策轉彎還要長久。」
雖然諷刺，但這也證明了任何一個團體或組織，若想要永續經營、發展長達 10 年、20 年，甚至 30 年，就必須交錯使用各種政策，以應對社經環境轉型、政黨輪替以致政策轉彎，以及民意消長等各種變化。
此次新興社福團體於公投的挫敗，部分人認為原因在於組織工作多仰賴網路、不夠扎實，因此輸給擁有綿密組織的保守派團體。然而倡議團體又該如何做組織工作實為大哉問，「沒有組織工會的萬靈丹、也沒有一招治百病的方法，通常是試了很多方法，對於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效應。」臺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以下簡稱「高教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回答，高教工會成立於 2012 年 2 月，主要以所有大專院校受雇者，是包括教師、職員、研究與教學助理等為對象的產業工會。
高教抗爭：非典勞工的處境，透過媒體與抗議呈現
「高教工會於 2012 年 2 月成立，沒多久我們很快意識到一件事，亦即高等教育如同醫療或公共服務，發生很強烈新自由主義下的勞動覺知。」林柏儀說，大學校園裡的講課教師有一半為兼任教師，也就是所謂的「非典型受雇者」，這群人既不受勞基法保障，亦非教師法的受用對象，「學校發現，這群人又便宜、又好用，甚至不喜歡的時候還能趕走，非典型聘僱的趨勢就如此蠶食鯨吞新一代學術從業人員。」高教工會清楚了解這並非是少數人的問題，而是整體環境的問題，「如果我們不協助兼任教師，那麼未來也不會有專任教師的工作機會。」
兼任教師的工作時常需奔走各校園的特性，使其難以自然而然組織起來。除了服務對象主動聯繫，工會將全國大專院校各系所有公開的兼任教師名單與電子郵件，一筆一筆儲存，建立資料庫，以利於主動寄發工會的相關消息，並且在北、中、南舉辦分區聚會，促成工會與兼任教師的面對面互動。「但這樣接觸到的還是有限，真正讓更多人接觸到高教工會，是透過記者會和抗議，因為媒體的報導，老師們會知道原來有這樣的單位會幫他們爭取權益。」
透過這樣的組織互動與媒體報導，高教工會的會員開始漸進式成長，從成立至 2017 年 6 月，兼任教師的會員人數從 10 名（占會員總數 3%），上升至 233 名，不僅人數增加，在整體工會會員中的占比也在爬升中。
移工爭權：外籍勞工身分使組織動員充滿挑戰
不同的團體與運動，面臨著不同的組織困境。例如，組織工作建立於長期累積以及互信的基礎上，然而對於服務對象是外籍勞工的社福團體來說，還多了來自政策、身分差異及語言文化等所形成的隔閡，導致組織動員困難。「所謂外籍勞工，代表他們基本上都會回去原本的國家，像最近印尼在臺勞工聯盟（IPIT）有一位幹部在臺灣待了 12 年，由於臺灣法令規定，外籍勞工只能待 12 年，所以他必須回國。一位跟我們互動那麼久的幹部，還是因為法令的限制而不能待在臺灣、也不能繼續參與我們的倡議。」臺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工作人員許淳淮解釋，外籍勞工的流動性是組織裡無可避免且會不斷發生的狀況。
除了法令的限制，勞工的外籍身分更代表他們沒有辦法承擔倡議風險，「我們沒辦法想像，讓外籍勞工去推擠衝撞、丟雞蛋之後，被移民署認為參與這些活動不符合留臺原意而被抓起來，甚至被遣返。」許淳淮說，就連遊行都會對外籍勞工造成恐懼，擔心會不會參加一個行動就被遣返。
最後是文化，包括語言的差異，例如翻譯過程使否能精準傳達語意？以及要如何讓外籍勞工了解臺灣政策的文化脈絡？「之前跟他們談休假，說到 7 天要休 1 天，他們還能理解；但近幾年開始談長照制度，移工會感到疑惑，畢竟他們與這些議題隔了好幾層。」許淳淮坦言，當策略推進到長照制度時，組織變得更加困難，而這也是未來要著力的地方。
主體現身的倡議，由下而上促進改革
新一代倡議運動的另一個特色是──主張權益者的自我現身、主體現身。「我投入社會運動，是從我身為一位母親開始。」生育改革行動聯盟（以下簡稱，生動盟）理事徐書慧簡述團體裡的成員概況，「我們有婦產科醫師、社會學家、紀錄片導演等各行各業的從業人員，而所有人的共同點是，我們都是母親。」
圖／Janko Ferlič @ unsplash
徐書慧強調，主體現身是生動盟的主要運動策略，「組織運動的倡議、改革，需要跟進許多的研究，但也不能忘記接地氣， 這些必須來自於真正身在其中，那些主體的生命經驗。」透過召開記者會、舉辦活動、「生產計畫書」倡議等，成員不斷自我現身、分享自身經驗，由下而上的促進改革。「民眾的再教育很重要，因為一般倡議很難撼動政策的改變，但如果民眾的聲音出來，主流意識改變反而比較容易改變政策。」
公益光環與自我剝削，助人者與行動者的戰鬥位置在哪裡？
另一方面，在過去的社會福利中，多聚焦於「福利領受者」身上，往往忽略了滿足需求或提供服務者，像是社工、醫生、家庭移工與家庭照顧者。「社工是勞工，我們花了 20 年的時間，認清這件事。一般助人工作者緊箍著慈善光環、公益性質的期許，卻不足以支撐一個人在社會基本生存的需要。」獨立記者周孟謙在書中也提到，社福民營化、產業化後，社福機構將自己定位在「幫政府的忙」，而政府則認為社福機構中的勞資爭議都交由《勞基法》處理，部分社會工作者被動面對生存的困境──低薪、高工作量、高工時，以及沒有辦法確認的勞雇關係。（參考：NPOst 特輯／復康巴士抗爭）
另一群社會工作者則是主動站上戰鬥位置，透過組織工會、向外發言，明確對於自身處境指出問題所在，亟力想要喚起社群內部勞動者的自覺。周孟謙最後引用書中受訪者社工工會籌備小組核心幹部黃盈豪的話：「久而久之，社工這個職業有了類公務員的性格，但是如果社會工作本質上應該要帶來改變，對別人、對社會帶來正面的積極影響，那這種方向是不是一個行動者最好的位置？」
圖／Samantha Sophia @ unsplash
倡議動員：社福團體／NGOs 異中求同的結盟策略
從此次公投來看，倡議不再是街頭運動而已，既然要拿到跟總統級別一樣的選票，倡議團體就需要結盟。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以下簡稱「家總」）是一個以「照顧者」為對象的組織，而由於照顧者多元樣貌的特性促成家總與其他團體（如TIWA、婦女新知等）結盟。家總理事長陳正芬認為，異中求同是結盟成功的關鍵因素：「各團體與組織會有各自的論述和辯證，但我們異中求同：同樣是照顧者，同樣需要休息。當人睡眠不足的時候，影響是不會分性別、階級和國籍的。無論是家總、TIWA，或是婦女團體，都共同支持這件事。」
經過 7 年的努力，勞動部與衛福部自 2018 年 12 月 1 日起擴大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的家庭使用喘息服務，只要家中聘請的外籍移工休假 1 天或是無法提供服務時，就可以向長照中心申請喘息服務，低收入戶則由政府全額補助。家庭照顧者休息的權利，終於被政府看見了。
然而，結盟難免遇到論述、立場不盡相同的時候，陳正芬覺得雖然看見分歧，卻也不失為合作的契機：「透過議題，我們可以彼此認識、理解，也知道彼此的差異及論述的不同，但透過更多的對話和立場溝通，也能期盼未來的相互合作。」
勞工運動：街頭力量重建社運主體性
民主化之後，人們可以透過投票發表意見，這難道代表街頭不再重要了嗎？或者將街頭運動和暴民畫上等號？對此，臺灣社會福利學會第 12 屆副祕書長劉侑學難以認同：「90 年代以後的勞工團體倡議方式比較制式，或者說進到體制內，社運團體透過民意代表喬事情、進到委員會，這沒有好或不好。但若以勞工運動發展來看，這不一定是件有利的事。當政策成果的取得，已經不是靠組織的力量或工作成果時，對於一般勞工的意識成長與團結，沒有特別幫助。」
他以勞工團體對「一例一休」政策所採取的抗爭行動為例，勞工團體主要以 3 種方式表達訴求──
- 突然現身或是占領總統府、執政黨的中央黨部等地方，以激烈手段抗爭，給足執政黨壓力。
- 密集抗爭，政策通過前的 60 天內，舉辦大大小小共 27 次的抗爭。
- 全省動員策略，包括在臺北舉辦大遊行，或到指標立委地區的服務處抗爭。
劉侑學認為，雖然最後並沒有成功阻擋政策推行，但足以看見勞工在街頭是有力量的，「這些團體用了這些策略，重建社會運動的主體性，讓我們再次覺得街頭是重要的，街頭才是人民的主場。當我們面臨很多不利情勢時，回到街頭才有可能取得戰果。」而這不只是為了取得政策推進，而是把握一個很好的機會，讓全臺灣重新認識勞工在職場上的處境。
圖／顥中 王 @ flickr, CC BY-NC-SA
同婚倡議：社運動能不足，回到立院協商戰場
在街頭抗爭外，當民主機制越來越複雜，社會福利運動透過法律訴訟作為動員的策略更加普遍，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林實芳以同性婚姻大法官釋憲 748 案為例，「當你遇到的議題非常明確時，法律動員是極為有利的工具。」以「說故事」的方法，敘述受壓迫者的經驗敘事，促使觀者反省法律中結構性的壓迫，再透過訴訟和運動的過程傳達給社會大眾。
但是《大法官審理案件法》需要超高門檻，不僅大法官總員額需 2/3 出席，出席人數亦需 2/3 同意，方得通過解釋。相互妥協之下，使得同婚運動又回到立法院的政治角力中。同婚運動在這 2 年過渡期間，面臨動員力道削減的尷尬情況，「當社會運動動能不夠時，再回到立法院協商，就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參考：我們走過的路：同性婚姻法制化運動始末／《臺灣社會福利運動與政策效應》書摘）
林實芳同時提出法律動員的另一個問題點：「從這次公投可以看出，關於法律的細緻論述，民眾是看不懂的。」當法律論述條文成為人民行使公民權利的門檻，甚至透過文字遊戲喚起人們心中最深層的恐懼時，是否悖逆制定法律當時，為保障人民權利、維護社會秩序的初衷？
倡議者、參與者與觀察者，共同寫下 18 年來的運動發展
在《臺灣的社會福利運動》之後，此次接力出版了《臺灣社會福利運動與政策效應：2000-2018 年》，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同時是這 2 本書的主編蕭新煌點出 2 本書的差異：「第一本的作者多為學者，這一本的作者多是倡議者、參與者與觀察者。」此次嘗試紀錄臺灣社會福利發展的日益多元，除了傳統的經濟安全與福利，婚姻平權、長期照顧、移工權利等皆成為社會關注與討論的議題。
本書部分章節亦探討組織制度化、專業化，以及社群媒體創新的趨勢，如何為倡議團體帶來衝擊，抑或更多的發展空間？最後，書中記錄時間歷經 3 次政黨輪替，社福運動與不同黨派與政治互動的脈絡，也一一記錄在這本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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