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嘯之後，社會企業是否能帶領我們前往應許之地？／《社企是門好生意？》推薦序（余孟勳）

編按：

時報出版於今（2018）年 11 月出版 《社企是門好生意？社會企業的批判與反思》一書，作者徐沛然用批判之筆，深入社會企業的本質進行剖析，並提出質疑：「將社會問題商品化，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甚至可能僅是靠著社會問題來營利。」

他在書中就社會企業此一概念提供更具歷史性、社會性的批判分析，並探討國內外案例。藉此帶領讀者，重新評估社會企業的效應，並思考公益這條路該指向怎樣一個未來。本篇摘自該書由公益責信協會理事長、同為 NPOst 專欄作家的余孟勳所撰之推薦序。

 

「 30 年期的固定利率貸款、低頭期款，以及無論景氣如何都能跟銀行抵押借款等方式，希望能改善中低收入、偏遠地區家庭購置房產的能力。」這是美國小布希政府在 21 世紀初期所推出的政策，立意十分良好，擁有房子確實是弱勢家庭改善生活或脫貧的關鍵，但後來卻招致意想不到的結果：一場史無前例的金融海嘯。

隨著無力償還貸款的違約情事增加，房地產巿場泡沫終於在 2007 年破裂，進而重挫了相關債券價格。不僅投資人血本無歸，本身也參與投資的知名投資銀行受創嚴重，例如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於 2008 年 9 月申請破產。海嘯從房巿接著襲捲股巿，透過金融體系將全世界淹沒在 2 戰後最大的蕭條之中。

迄今剛好 10 年，各國逐漸走出陰霾。經歷這個代價高昂的學習，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認為最重要的是經濟發展的主軸轉移：從強調「成長」，轉為關注人類的「福祉（well-being）」；不再只看國民生產毛額（GDP），也在意所得或財富不平等問題，以及如何確保環境永續。

海嘯之後，社會企業是否帶領我們前往應許之地？

全球經濟思想被改寫、政策被重新框架，社會裡的各個行動者不免都受到影響。首當其衝的就是過去身為發展引擎、如今卻備受質疑的私有企業。一方面如何減輕逐利過程造成的外部傷害，另一方面則是企業的基本邏輯被挑戰，「社會企業」這種意圖兼顧多元價值的組織型態便受到高度矚目及期待。

「社會企業」這名詞在 20 年前就有了，概念出現得更早。然而，直到 2006 年，尤努斯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才被重新召喚，身價水漲船高。社會企業的再現，與這股重塑經濟發展的巨浪不無關聯。但究其實質，社會企業是否真的能夠帶領人類航向應許之地？ 10 年是適合反思的時間尺度，本書依據證據和邏輯細細比對，滌清讓人眼花瞭亂目眩神迷的各種修辭。

過往的公共討論大多爭辯「社會企業是什麼？」的定義問題，卻始終沒有完美的答案。除了學術門牆裡的知識辯證，2016 年，臺灣王品創辦人戴勝益成立了「益品書屋」，被認為共享了大眾對社會企業的誤解；2017 年，中國針對「公益向右，商業向左」掀起規模不小的論戰（註 1）；甫於蘇格蘭舉辦的社會企業世界論壇（Social Enterprise World Forum），也還在討論什麼是社會企業。

臺灣自 2014「社會企業元年」之後，產官學便熱衷於此大力投入資源，在這屆（ 2018 年）的社會企業世界論壇中，也仍是參與人數第 3 多的國家。最關鍵的是，政權更替之後由科技背景的政務委員唐鳯主責，成立社會創新實驗中心、政院通過 5 年 88 億的社會創新行動方案，更強調「創新」的概念和實踐。

從趨勢上來看，公眾關注的焦點從「誰才是社會企業」這個沒完沒了的價值爭辯，轉移到更具體的實踐。同樣地，本書主要檢驗特定類型組織，而不是參與定義的論戰。這些組織尤指臺灣 2006 年後以辦理營利事業登記，並主張其商業行為本身就在解決特定社會問題、「具備社會目的的商業模式」。因為更側重企業觀點，所展現的特質、經營方針、策略以及理念，與臺灣早期發展的「非營利組織的商業行為」截然不同。

換句話說，本書並未全盤否定姿態秀異的各種另類經濟模式，而是希望明確指認游移在社會與企業之間，名為公益大義、實則制度套利，不僅無法解決社會問題、甚至加劇傷害的諸般善念或惡意。而作者的批判重點包括：「又能賺錢又能做好事」的宣傳話術、「社會需求商品化」的商業模式，以及承襲「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

將道德期待轉為義務，從結構下手促成改變

首先，營利與解決社會問題所需要的能力或邏輯未必相同，「又能賺錢又能做好事」的虛華修辭讓人低估經營實業的艱難。暫不談經營者是否有充足的雙軌知能，創業現場的掙扎顯而易見，要同時達成財務、社會及環境等各面向的精妙平衡並不容易，還是必須有所取捨。除了本書的論證，根據公布於創櫃板 5 間社會企業概念公司的財務報告，有 4 間最近 3 年的營運活動持續現金流出，白話說就是還在燒錢、未能盈利。倘若情況沒有改善，隨著財務壓力升高，將會逐步限縮決策空間，實際上無法守住其所宣稱的任何底線。

其次，「社會需求商品化」的商業模式最大的問題是「去政治化」，也就是將社會問題排除在政治議程之外，代之以各種市場問題。書中以微型信貸為例，滿足借貸的財貨需求，除了未能明確紓緩貧窮問題，這些歸責於個人和巿場行為的舉動，反而模糊了國家應該投入基礎建設和公共福利的責任界線。換個角度看，這正與金融海嘯發生前只談拚經濟、不要談政治的趨勢若合符節。事實上，經濟學原名「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ics），是關乎眾人權利義務的牽絆，但這門學科愈來愈以理性科學自我標榜、愈遠離社會真實的權力現場而失去預測性和可行性。去政治化的言辭既排除了公共參與，也就無法改動資源分配的邏輯，而不利於結構問題的解決。

最後，「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認為應該擴大市場的力量，並相信這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最好途徑。然而作者坦率指出，對於沒有巿場潛力的社會問題，社會企業是沒有興趣也無能為力的，仍舊只能留給傳統的慈善團體。這個觀點可以對應音樂家彼德．巴菲特（Peter Buffett）對當前巿場力量投入慈善的反思。承接父親、亦是知名投資專家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基金會運作多年，彼德．巴菲特觀察到資本家對慈善的想像太過天真單調，而且更像是為了洗白自己另一手造成的傷害。他訴諸道德情操，認為資本家應回歸人性，並尊重解決社會問題的專業。

這種以「利他就是利己」思考為核心的修正意見，被稱之為「開明自利」（enlighted self-interest），目的是希望對資源分配有決定權的人能理解，不管組織運作或投資捐助，從事符合公共利益的選擇最後都會有利於自身。然而過去的資本家雖然有個人選擇，但巿場機制的設計、國家角色的退出、整體思想的主流，再再強化了貨幣利益優先的環境；反過來說，不符合這個原則的資本家可能被股東及金融體系排除。

所以務實來看，談及資本對公益事務的影響時，訴諸道德情操聽來高尚但微弱，實際上仍需要將道德期待轉為義務，從結構下手才能促成改變。

社會企業的責信難題 & 企業透過內部創新回應社會責任

對宣稱要取得資源解決社會問題的行動者而言，無論傳統的慈善組織或新興的社會企業，取信於大眾當然是重要關鍵。建立信任需要過程，對社會企業的諸般檢視、比對和對話，就是實踐「責信」（accountability）。accounts 最初指的是為了讓別人理解自己的行為而做出的「交代」，而如果要夯實信任的基礎，不只主觀上要負起責任（responsible），更要在客觀上可被檢驗（answerable）。

不過，「給交代」本身就是非常複雜的社會活動，因為對話的對象不同，相對應的責信自然不同。更複雜的是，隨著社會變遷，責信標準也在位移。人類社會對「發展」的想像在金融海嘯過後已被修正。哲學及經濟學家 Amartya Sen 提出以人為本的觀點，認為社會正義應該追求的是「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權利獲得發展潛能的機會」。具體而言，對責信的影響除了關切受助對象是否能自立發聲，組織運作也需要充分考量利害相關人的多元屬性。

同樣必須廣納利害相關人，社會企業的責信議題卻較傳統的慈善組織更為複雜。混合型態的制度設計帶來更佳的運作彈性，卻也帶來更多的挑戰。社會企業的資金可能部分來自公眾（捐款或補助）、部分來自巿場（股權募資、銀行貸款或銷售行為），公益與私益的界線不那麼明確，如何課責便成為棘手的難題。

難題之一是，不同的利害相關人期待自不相同，而不對稱的影響力有時卻會排擠資源或相互掣肘，期待落差便可能造成困境。例如目前美國的影響力投資人（impact investor，社會企業的創投或股權投資者）仍以財務報酬為準據，很難不影響社會企業的價值取向。另一個難題是如何評估，以及高昂的評估成本。雖然傳統上已有多種社會效益評估工具，基本限制仍在，例如社會問題需長時間追蹤變化、不易量化表達等。再加上社會企業尚需考量財務績效，社會與財務意義如何綜合表述仍需討論發展。也因為執行複雜度高，專業要求及金錢成本也就遠超出中小型組織可負荷的範圍。

綜而言之，本書的批判和責信觀點的難題顯然是社會企業發展的天然限制，尤其對中小規模的新創企業來說更難以跨越。相對而言，既有企業透過「內部創新」回應更多元的社會責任，反而是較為可行的航路。

經由金融海嘯等經驗證明，巿場一直都有政府介入、也需要政府某種程度的介入；伴隨著「發展」被重新定義，過去看似不可挑戰的主流觀點被斷然放棄。許諾前往烏托邦的社會企業經過這許多的資源與話語形塑，是否帶著特定視野？本書並未輕易訴諸常見的資本主義萬惡論，而是揀選用語和案例，精采呈現了當前制度安排中的悖論：對新自由主義既有發展邏輯的修正，可能適得其反地讓新自由主義更為進化而難以指認究責。

透過這些思考和比對可以超越表象，更理解實務運作的困頓，以及當中的權衡。以跨部門合作的混搭型式來看（下圖），核心問題正如作者指出的，解決社會問題如果偏重鞏固資源，能達到多少效果？自負盈虧的公辦民營，是否奠基於另一種剝削？而企業或資本家的想像，又能跟社會中的其他行動者對話到什麼程度？唯有將社會中所有行動者的意圖和舉措都納入檢視，才能在各個部門彼此浸潤學習、生成更多混合機制時，確認我們正航向何方。

從對立面看見追求公共利益的初衷

當然，本書的觀點也可以再反過來推敲。「又能賺錢又能做好事」或許是話術，但它真正指向的不是新的企業型態，而是一般企業存在價值的典範轉移：「股東權益極大化」的傳統觀點，現今如何與多元價值妥協？「社會需求商品化」的商業模式或許無法解決大範圍的議題，但透過商業資源解決有限問題，這些個別需求或個人處遇的改善仍應該是有意義的。更何況巨大的結構問題，傳統的解決方式也未能動搖？「新自由主義」主張巿場完全去管制化，金融海嘯之後被拿來嚴加批判。但開放與管制之間如何拿捏，實務上需要各種折衝和嘗試。社會企業或許仍是問題的一部分，但至少拓展了試驗的前沿？與其「什麼都不做」（going nowhere），不如「什麼都做」（going everywhere）？

如何更明智地追求公共利益，從本書字裡行間可歸納出幾個重點：更普遍的企業社會化（所有的企業都應該成為對更多利害相關人負責的企業）、評估社會效益（分析其動機、提供的勞動條件、組織所付出的成本及努力等）、追求經濟領域的民主、提升透明度、培力在地人群等。話雖如此，理念實踐非常不易，例如臺灣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最近推動成立勞動合作社，就遇到勞方的抗爭。（註 2 ）（參考：框架之外，「尊嚴勞動」可能嗎？／主婦聯盟合作社推動勞務承攬爭議）

對關心社會發展的讀者而言，本書除了讓社會企業的圖像更清晰，更重要的是跳脫常見框架的爭論，得以深潛觀看制度安排的內涵；對解決社會問題的實踐者來說，可以比對自身解決方案的設計，進行更多思辨對話；那怕是本書批判對象的支持者，或可以從對立面的思想有所領會。

地圖上毫米的偏誤，抵達的可能是 10 萬 8 千里外的他方。改造社會需要勇氣和熱情前行，但仍要時刻叩問，這是通往偉大航道的方向嗎？

註 1 ：南都基金會創辦人徐永光著書《公益向右，商業向左》，認為應該通過巿場機制調動社會力量，將商業策略大程度運用於改善人類的生存環境，也就是常見的社會企業定義：做好事又能賺錢，賺來的錢再拿去做好事。但人民大學公共管理教授康曉光撰文公開反對，認為「商業可以向左，但公益不能向右」。由於 2 人都是公益部門舉足輕重的學者專家，掀起了學界及實務界的諸多迴響。（參考：2017 中國公益界 10 大熱門事件：從 99 公益日、慈善法、二光之爭到幼兒園虐童案）

註 2：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計畫將原本直營的取貨站業務，有條件地開放予「勞動合作社」承攬。主婦聯盟主張，推動勞動合作社成立符合合作社精神、社方核心價值，但工會直指社方假意推動勞務自主、實則欲行人力外包，「假承攬真雇傭」，旨在降低人事成本。（參考：NPOst 主婦聯盟合作社推動勞務承攬爭議上篇、下篇、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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