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春挨打、自我傷害，被社福資源排除的最貧困女子如何複製世代貧窮？／《最貧困女子》書摘

編按：

光現出版於 2016 年 11 月出版《最貧困女子：不敢開口求救的無緣地獄》，作者為報導文學家鈴木大介，鈴木先生的報導著作以「犯罪」為核心，探討犯罪背景的貧窮、犯罪端的思考邏輯等議題。

《最貧困女子》圍繞著日日生活在日本最底層的女性，無家可歸的街友、獨自拎著子女的單親媽媽、在酒店討生活的性工作者、從家暴逃出來的賣春少女……透過鈴木大介的筆觸，從書中得以看見這群女性如何從貧困墮入到「最貧困」，不僅被街坊鄰居、親朋好友拒絕在外，甚至連政府政策都排擠她們。

本篇節錄自此書第 2 章，以身處性工作底層之女性清原加奈（化名，29 歲）的故事，揭露日本貧困女性的真實樣貌。

 

文／鈴木大介  譯／陳令嫻

加奈的人生是徹底的「一無所有」，從童年經歷就已經非比尋常。

「手上的菸頭痕跡不是我自己燙的，是我媽媽燙的。而且不只是手，背上跟腳上也有，全都是她燙的。我還記得我爸，在他不見之前，關於他的記憶都是被他揍，或是被他關進地板下的蔬菜儲藏室。外婆在的時候，還有外婆會保護我。可是外婆在我小 3 的時候過世，接下來的日子就很難熬了。」

「那個時代虐待兒童還不會上新聞，可是小學的保健室阿姨發現我身上的瘀青和傷痕，所以我有時住在保健室阿姨家，有時住在阿姨的朋友家，有一陣子還去住類似兒童商量所宿舍（緊急庇護所）的地方。小 5 的時候住進育幼院。鬆了一口氣嗎？嗯～我覺得自己被媽媽拋棄了……很奇怪吧？我明明被媽媽虐待，可是我一點也不討厭她。雖然她生氣的時候很可怕，可是溫柔的時候也溫柔到朋友的媽媽都比不上。所以我覺得自己是被媽媽拋棄了。就算偶爾會被打，或是被菸頭燙，但老實說，我還是覺得跟媽媽在一起比較好。」

從未有過朋友，親生母親撂下狠話：「不要再打電話給我！」

這就是她童年的經歷。在虐待兒童成為社會問題之前，加奈的成長過程簡直就像受虐兒的代表案例。她進入兒少安置教養機構（俗稱「育幼院」）之後，便再也不曾和母親一起生活過。18 歲時進入提供住宿的洗衣工廠工作。當時，她曾經打過一次電話給母親，對方卻對她說：「不要再打電話給我！」從此音訊全無。

她從小就沒有稱得上是「朋友」的人際關係。和母親住在一起時，三餐都是吃泡麵或甜麵包；一個人看家時，則是吃常常買來放在家裡的一箱箱洋芋片。小學時體重便突破 50 公斤，一直因為身材而遭受霸凌。住進兒少安置教養機構之後，也總是孤零零的一個人。上班之後，在宿舍也交不到朋友，非常孤單。

她的人生幾乎總是處於暴力的陰影之下。童年時期遭受父母的暴力；進入兒少安置教養機構之後，不分男女都會攻擊又無視她；結婚之後則是受到丈夫家暴。第一個孩子是女兒，2 年之後生了兒子。老二出生之後，先生的暴力傾向愈來愈嚴重。之前是吵架吵到最後動手；現在則是疲憊不堪的下班回家後，聽到小孩哭個不停，就連加奈一起趕出家門。

「老公一下班回家，我就可以感覺到他要我們：『別來煩我……』小孩一哭，他就搥玄關的牆，對我們大喊：『滾去外面！安靜了才准回來！』我常常被趕出門，就去便利商店殺時間，因為那裡可以坐下來。老公很疼老大，卻嫌老二：『看到我也不會笑！』趁我不注意的時候，還會捏他之類的，我看了瘀青就知道。拜託老公換尿布，他卻連小孩的屁股也不擦，只是套上新的尿布。」

「有一次我出去半天，回家發現老二被關在浴室裡。明明是冬天，他卻沒穿衣服，一邊哭一副快要凍死的樣子。我問老公，他說自己什麼也沒做。帶去醫院，醫生說小孩肩膀脫臼，八成是被抓住手大力來回甩動。我們從醫院回家之後，我對他哭喊：『滾出去！』他回：『我就是在等妳這句話。我會出去，但既然是妳叫我出去，我當然不會給妳錢，小孩的事妳自己看著辦！』說完，他就走了，帶著電動遊戲機、遊戲卡及衣服。」

加奈在 25 歲時結束了 4 年的婚姻生活。她有點得意的告訴我，自己鼓起勇氣叫先生滾出去。其實她也可以說：「我要帶孩子走！」不過她覺得這麼說就輸了。孩子受重傷令加奈憤怒，所以才終於鼓起勇氣吧。

到酒店求職卻被嫌棄，賣春挨打、自我傷害

然而，先生離家出走之後，加奈像是從懸崖倒栽蔥一樣，墜入貧困的底層。之前她由於結婚與生產，辭去洗衣工廠的工作，之後便不曾再工作。因此，她雖然住在國宅，但先生離家之後就沒有錢付房租了。儘管她趕緊去找提供住宿的工作，但當時老大 4 歲、老二 2 歲，都還是需要人照顧的年紀。她所居住的 F 市，其主要產業是大型電機製造商，當時包括電機製造商的相關企業都需要大量的派遣勞工。然而要找工作，必須先去派遣公司登記。儘管告知派遣公司窗口自己的需求，對方卻幾乎不曾介紹工作給她。

「如果是全職的工作，就必須把小孩托給別人帶。但是我沒有雙親和朋友可以依靠，托給其他地方又要花錢。放 2 個小孩獨自在家也未免太可憐。另外，還沒跟先生分手之前，我的精神狀況也不好，躲起來自殘了很多次。而且因為精神狀況不好，早上都起不來。我抱著死馬當活馬醫的心情，去 M 車站附近的酒店面試，面試了 5 家酒店，5 家都沒上。原本 F 市的酒店就很少，F 市到 M 車站又要搭巴士和電車，一個小時才會到。所以我鼓起勇氣去 M 市和 T 市應徵酒店工作，對方卻對我破口大罵：『去整形跟減肥再來！』我聽了之後很難過，就在回家路上的廁所裡割腕了。」

一直找不到工作的結果是，水電瓦斯等基本的生活需求、房租及手機費全部遲繳一個月。她在相當於生命線的手機停用的前一刻，上交友網站留言：「我什麼都願意做，請救救我！」她知道可以在網路上這麼做，也是因為看到有人上傳類似的發文。當時不少兒少安置教養機構的同學和前輩都會利用電話交友，加奈說：「她們常常任意在外面過夜而挨老師罵。」

「我第一次賣春的對象跟我殺價，砍到 5000 元（約新臺幣 1500 元）。交友網站上也有很多種人喔！有的人聽到我跟小孩的事，就默默給了我 3 萬（約臺幣 8000 元）。也有人逼我喝奇怪的藥，把我綁起來，趁我睡覺的時候射在裡面。挨打跟被踢的次數也不計其數，因為我長得不可愛。」

雖然加奈說跟先生離婚了，卻沒有正式辦理手續。想到生活的問題，似乎自己忍一忍也就過了。其實她還是希望先生回家，但是一想到先生回家又會對小孩拳打腳踢，便不安了起來。接著想到繼續住在國宅可能很危險，於是坐立難安，精神狀態一直很不穩定。

丈夫離家出走後，加奈透過交友網站，2 個月內跟 10 個男人進行性交易，保住了水電瓦斯和手機。但是她心中原本求死的念頭卻變得更加強烈。

「我心裡好像有個開關，只要一覺得活著好辛苦，好想早點死，就會打開『死亡開關』，覺得非自殺不可。我實在受不了，於是去 M 市的精神科看醫生。可是我等了好久才看到醫生，醫生也只聽我講一下話，然後就是領藥。我曾經跟在交友網站上認識的男人去愛情賓館時割腕。我記得不是很清楚，但是對方說他要叫警察來。為什麼呢？」

「我還曾經坐在百貨公司的長椅上，吞下大量的藥物，結果在百貨公司的廁所吐半天，我這個人命還真大。甚至曾經在哭叫的小孩面前割腕。我明明知道小孩看了打擊會很大，卻還是忍不住。自殺未遂之後，我只能一直跟小孩道歉，一直跟他們說對不起，我是個糟糕的媽媽，對不起……」

加奈的心情完全墜入谷底，去看精神科又花錢。民生委員（相當於臺灣的鄰里長）來家庭訪問時，幫加奈把受丈夫扶養而辦的健康保險，更新為國民健康保險。但儘管她去看精神科和帶小孩去看醫生時會付醫藥費，卻從來沒繳過健保費。

「催繳書一直寄來，健保卡也變成短期（短期健保卡的有效期間較短，但是自付額為 3 成）。民生委員威脅我再不繳錢，就要變成全額自付。我聽了很心急。老實說，我曾經帶小孩去過好幾間醫院，卻付不出醫藥費，只能跟櫃檯說下次再來付錢就跑掉了。我是不是會完蛋啊？如果他們要來我家拿東西抵押，我也沒有東西可以給他們。」

被行政資源與體系排除的最貧困女子

我聽完之後非常驚訝。然而仔細想想，會發生這種情況也是理所當然。單親媽媽帶著孩子，如果沒有經濟援助，又沒辦法自己賺錢，誰都可能陷入跟加奈一樣的境地。單親媽媽無論是社會還是經濟地位都不穩定，宛如站在懸崖邊，搖搖欲墜。我在遇到加奈之前，從來不曾認真想過這個問題。

不對，淪落到這般田地之前，為什麼不先找工作呢？而且這麼窮困的話，應該可以接受公家的援助……這種時候我還抱持著天真的想法。然而面對加奈，聆聽她的傾訴，我深深感到自己的想法雖然正確，卻毫無意義。

先撇開心病的問題，加奈害怕所有手續。儘管她不是不會讀寫，卻看不懂行政手續的術語，聽了說明也還是無法理解。加上她在惡劣的環境下成長，沒有受過正規的教育，光是讀幾行嚴肅的文章就已經精疲力竭了。

因此無論是離婚改戶籍、向市公所說明情況以獲得健康保險和其他稅收的減免，甚至連「去銀行匯款」，對她而言都很困難。就連 18 歲時考到的駕照，也因為忘了更新而過期失效。小孩上小學的入學手續，其實也是由當地的民生委員代為辦理。

一般陷入這種情況，都會跟金融服務業借錢，欠下大筆的債務。但是加奈居然連借錢的手續都怕。她唯一一次借錢，是在交友網站上認識了一名自稱經營地下錢莊的男子，向他借來 2 萬日圓（約臺幣 5334 元）。

「我哭著拜託地下錢莊的人借錢給我，對方說最多只能借我 2 萬。可是他之後跟我做了 3 次都沒付錢，這樣算是扯平了吧？」

聽她滔滔不絕的訴說成長經歷與現在的窘境，我的頭腦完全停止運轉。

這個人到底該怎麼辦呢？我的腦中甚至浮現「沒有資格當媽媽」這句話。她從未獲得母親的照顧，也沒接受過適當的教育，長得不好看，又沒有朋友。就算她想努力擺脫眼前的困境，卻連努力的基礎也沒有。她的掙扎彷彿一個人站在泥濘上，卻又想跳得高。

最糟糕的是，這種情況已經持續了好幾年，她卻一點危機意識也沒有。

「你還願意跟我見面，聽我說話嗎？」面對加奈這麼問我，我只能曖昧的回應。我買了她小孩愛吃的摩斯漢堡，讓她帶回家，心裡卻十分沉重。

雖然是採訪，我卻實在沒辦法丟著生活如此辛苦的人不管。一個不小心，母子 3 人可能都會餓死。如果要讓加奈自立生存，首先是重建經濟基礎。她一直沒跟母親聯絡，就算聯絡了也不能期待母親幫得上忙。既然如此，必須先去當地的福祉事務所（註）申請生活扶助，等到精神狀態穩定下來之後，重新開始找工作。

「既然民生委員會來家裡，要不要稍微跟對方商量一下，申請生活扶助呢？」我送加奈回到她家附近的車站時，她聽了我這麼一問，低下頭沉默一會，小聲回答：「我沒辦法開口。如果申請了生活扶助，一定沒辦法再婚。鈴木先生，你會跟帶著 2 個拖油瓶、有心病，又接受生活扶助的女人結婚嗎？」

加奈說的並沒有錯，但這種時候不是應該先重建經濟基礎和治療心病嗎？我心中湧現一股煩躁的情緒，一邊問加奈要從何著手挽救生活。她的回答卻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要繼續在交友網站上尋找可以跟我一起生活的人。你不用擔心我，我之前在網站上遇到的男人當中，也有人帶我跟小孩去吃飯，雖然對方已經結婚有太太了。如果有人一個人住很寂寞，我也願意去陪他，我什麼都會幫他做，不會給他添麻煩。」

明明話題如此嚴肅，加奈用方言悠哉的講出這番話時，卻配合 FM 廣播所播放的流行音樂搖晃著身體。

回想當初剛開始採訪時，我真的一點也不懂「這群女性」。這種時候最該優先的不是小孩嗎？加奈說她只有小孩照顧得最好，可是她明明只能供應最低限度的住處和飲食。這樣子還稱得上是母親嗎？

為了消除心頭的煩躁，我開口問加奈，她的回答卻讓我的胸口緊了一下。

「妳現在最怕什麼？」

「當然是千惠和阿和（加奈小孩的名字）離開我啊！要是失去他們，我就什麼都沒有了。」

我當下所受到的衝擊，直到現在也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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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福祉事務所依照日本政府於昭和 26 年（1951 年）所頒布之社會福利法而設置，目的是為了使社會福祉的行政作業有效力的運行。參考資料：日本厚生労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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