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本特輯系列獲聯合勸募支持，探討社區照顧與社會安全網在「社區」中的落實與佈建。第一篇以萬華作為社區互助的輪廓描繪與導讀，並陸續刊出其他 5 篇子題，探討社區中的長者照顧、幼兒照顧、原住民社區互助、身心障礙者在地生活，以及社區中的家庭安全防治系統。
1993 年的鄧如雯殺夫案，引起臺灣社會對家庭暴力的重視與討論，促成《家庭暴力防治法》在 1998 年通過、實施民法保護令制度，臺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將家暴納入法令規範的國家，也逐步建構了如「113」通報專線等保護機制。家庭與親密關係中的暴力有了法治介入的空間，不再只是家務事。
根據衛福部保護司統計，家暴通報案件數，從開始通報統計的 1998 年約有 9000 多件，增加到 2016 年超過 13.5萬 件，顯示民眾更有意識的尋求公權力或社福管道，協助處理親密關係問題。
圖／ninocare @ Pixabay, CCO Creative Commons
然而，將近 20 年過去了，屢屢躍上社會新聞版面的各種家暴事件，仍令人膽戰心驚，問題顯然不是立法就能夠完全解決。
現有的家暴防治方案分成 3 級，一般常見的是暴力發生後，針對受暴者的直接協助與專業輔導、緊急治療等資源。但在暴力發生之前的預防與關懷，「社區」無疑扮演重要的行動者，依靠左鄰右舍的察覺，可能降低暴力發生的機率，被視為根本性的初級或次級預防。究竟跟日常生活最緊密關聯的社區，可以在家暴防治上做些什麼？
談家暴讓人退避，不如從社區安全談起
週六早上 7 點，北投社區安全家庭互助協會（下稱「北投安家」）創辦人葛書倫開著廂型車，在北投捷運站外等著沿路接社區孩子上山，參加週末定期的晨跑。幾個陸續上車的，從國小到高中年紀都有，還帶著起床氣，一臉無奈。到了起跑點，北投慢跑暨鐵人 3 項協會的陪跑志工已在等待，孩子在大人聲聲催促中，不情願的起跑。
結束了一個小時有硫磺谷、微雨和彩虹相伴的晨跑後，孩子臉上重新燃起了生氣，開始跟他們口中的「阿葛」說笑、互相打鬧。這樣的週末晨跑已經持續 4 年，問孩子為什麼要跑？聳聳肩說：「習慣了。」
北投安家舉辦家庭健走日，凝聚社區意識。圖／北投安家提供
這是北投安家的社區工作片段之一，從一開始關注受暴婦女處境，到由兒少工作切入家庭關懷，有其脈絡。
2003 年 SARS 風波過後，葛書倫與深耕北投的八頭里仁協會，有感於政府部門處理災情的混亂，因而展開社區調查，希望盤點資源、形成有效的社區防災網絡。「但也許是承平時候、大家普遍沒有危機感，社區沒有興趣。」
不願就這樣放掉已累積的社區調查基礎，有第一線家防社工經驗、也曾任婦女救援基金會執行長的葛書倫，決定從自身專業為切入點展開社區工作，先在八頭里仁的支持下，從事社區家庭安全方案，繼而成立「北投安家」，至今 14 年。除了看到社區中有解決家庭問題的需求，也藉由實務工作反思既有的家暴防治方式。
圖／北投安家提供
「在社區裡，若公開說我們是做家暴關懷，人們往往避之唯恐不及。」葛書倫說，在社區裡談家暴防治，不能開門見山就要直接談暴力問題。雖然理智上，沒有人覺得暴力是可以被容許的，但家庭與親密關係中的衝突，經常被視為是要是祕而不宣的「家醜」，社會文化也將之蒙上隱晦汙名，讓當事人難以向他人啟齒求助。
也因此，北投安家才會使用「北投社區安全家庭互助協會」為組織名稱，避免太過直接的聯想，而特別強調「互助」，也是想要指出社區集體力量的意識。
葛書倫指出，社區工作雖然是社會工作 3 大方法之一，但臺灣多半移植國外理論與操作方式，因此「成立北投安家是一個實驗，試圖找出適合本土的家暴防治方式，而解決問題的第一步，是如何分析問題。」
圖／北投安家 fb
秉持著行動研究的信念和目標，擁有美國社工博士學位的葛書倫，開始在北投開辦婦女自助團體，最初由社區網絡轉介而來的 3 個婦女，在家庭中都有受壓迫的經驗，但是她們一開始並未被告知是要處理家暴問題，只知道有一個安全的場域互相聊天陪伴，時間一長，自然就談到令她們最苦悶的親密關係。
透過自助團體的紓解，受暴婦女身心與家庭關係得到改善，也成為北投安家第一批的家暴防治種子。後來，透過口耳相傳與人際網絡介紹，北投安家逐漸在社區立足、紮根，每年固定有為數不少的在地婦女成為安家服務的對象，處理她們所面臨的家庭困境。
難以從下到上集體動員的家暴防治
然而，北投安家觀察到，隨著性別權力、家庭動力和社會結構改變，過往多預設「男性壓迫女性」的性別二元對立家暴論述框架，已不盡符合現實。儘管在異性戀親密關係中，女性受暴仍占絕大多數，但男男／女女的同志親密關係暴力，以及男性遭受妻子家暴、情緒壓迫的狀況亦時有所聞。
此外，社會對於女性受暴所投注的關懷和資源，在越趨複雜的現代兩性親密關係中，有時會反過來變成妻子牽制丈夫的工具。葛書倫便說：「曾有婦女在獲得離婚和兒女監護權後，得意告知：『他（老公）除了拳頭比我硬，其它都在我的掌握中，叫他向東，他絕不敢向西。』」
甚至在婦女自助團體中，原本被視為暴力受害者的某些女性，在團體中取得發聲權，以及被認可的地位後，反而轉變成其它女性的壓迫者。葛書倫回憶，曾經有協會輔導的種子婦女去做家庭關懷訪視，卻因自身創傷經驗的投射，不顧一切怒罵被關懷婦女的公婆，「這樣的關心反而傷害到他人」。
同時，「敘事治療是家暴諮商常運用的工作方法，但有些婦女學會說自己的故事之後，發現講故事是一件很過癮的事，可以藉此得到很多關注，甚至會在團體中否定別人的故事，刻意突顯『自己的遭遇才是最慘的』。」
葛書倫也回想在美國的經驗：「美國很多婦女庇護所，是由某個受暴婦女經由組織培力、長出自己的力量之後，進入社區，重新找資源，轉變身分成為助人者而成立。」然而，這種由下而上的倡導模式，在臺灣幾乎沒有。
為何臺灣相關單位取經於西方社會體制，包括對問題的界定以及解決的方法，結果卻有差異？葛書倫的反思是「公民素養與文化差異」。例如在美國，暴力受害者或加害者在接受諮商、培力並改變／復元之後，有相當比例會回到社區，透過經驗分享，凝聚對問題的共識、動員社會資源，進而成為防暴運動的一員。
然而，不同的社會文化脈絡，使得臺灣的家暴防治工作仍相當仰賴體制挹注資源和人力，且較侷限在個人和家庭層次的危機處理，難以更全面的由下而上、進入社區基層，並促成人在價值、態度上的根本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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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陪伴成為切入家庭關係的敲門磚
除了因家庭和社會結構改變導致婦女服務工作的困境，針對男性的服務更難開展。目前臺灣的家防社工大部分是女性，要面對面服務有親密關係暴力、性別觀念較為傳統的男性，障礙重重，不容易突破服務對象心防，但男性的社工員又相當難尋。
此外，複雜的家庭動力，再加上家庭私領域的隱密性，也使得聚焦於夫妻雙方的親密關係暴力處理模式，介入困難、改變程度亦有限。
「我們反思，要在社區紮根，從哪一面向切入比較適當？後來想想，改變成人很難，但身為家長，大多希望孩子有機會變好。」於是，北投安家將重心移轉到兒少工作，作為進入家庭的敲門磚，期望以家庭為單位，促進親密關係的民主化。
北投安家將兒少關懷工作作為進入家庭的敲門磚。圖／北投安家提供
他們觀察，當「夫」與「妻」的角色變成「爸爸」和「媽媽」的時候，個案面對助人工作者的態度會不同。比方針對孩子管教方式的差異、在學表現去討論時，可以談得更深，因此有機會進一步分析家庭關係與家長的婚姻問題，兒少處境順勢成為社工協助處理夫妻關係的切入點。
葛書倫說，很多家庭中都有曾遭壓迫的兒童與青少年，其共同特徵是自信低落、學習動力低，在學校容易被邊緣化，時間一長就對自己產生貶抑感，形成惡性循環。雖然表面上看來不在乎，實際上內心卻很自卑。因此進行兒少輔導時，社工的聆聽能力相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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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社區課輔共同學習，北投安家讓孩子認知到，「即便爸媽關係不好、家庭處境艱難，都有辦法好好照顧自己」。除此之外，社工在與孩子的日常互動中能得知其家庭、學校的狀況，便有機會介入，與家長和老師溝通教養方式；每週的英文課內容也圍繞著兒少的家庭與校園，例如深入討論孩子在學校被霸凌的經驗等，以兒少照顧為核心，層層向外，建立起從社區到家庭的支持系統。
其他針對家庭與兒少的活動，包括邀請全家人一起做出一桌菜、訪談故事編輯成家庭飲食書、每週固定的晨跑、負重訓練體力，讓在發育期的孩子釋放過剩精力、敞開心胸抒發在家庭與學校中被壓抑的情緒等。每年暑假還會與臺灣生態登山學校合作「亞成鳥計畫」，鼓勵社區孩子參與多天的山岳縱走活動，在過程中幫助他們認可自己、認識自我的本質與潛能，培養負責任的能力。
突破過往的重複宣導，增加社區陪伴
近年來，協會除了直接服務對象，還把活動擴展到整個社區，連續舉辦 3 屆北投家庭健走日，參加人數日趨踴躍，甚至上看千人。「注重健康、希望家人身體好的家庭氛圍，通常較能減少肢體暴力。」健走日當天，協會也架設家暴防治觀念宣導攤位，透過小遊戲或對話，置入在社區安全理念中。
為了凝聚社區意識、捲動參與，協會堅持不拿公部門或企業的大筆贊助，而是盡量向社區小額募款舉辦、在街頭逢人解說活動意義。葛書倫形容：「社區工作要紮根，就得從底層做起，一塊磚一塊磚，逐步堆疊起來，和每一個有需求的人，在日常生活的觸碰中不斷打交道、持續共學。」
民眾踴躍參加北投安家所舉辦的健走活動。圖／北投安家 fb
家暴防治的社區策略和目標，就是敏銳且及時回應過程中覺察到的每一個細小環節，透過人與人間的拉扯，一起匍伏前進，才可能從根本去改變曾經深植人心的父權價值觀和態度。而平等尊重的理念實踐，有賴社區長期陪伴觀察，一步一腳印、深掘紮根，才能有所成就，絕非一般立竿見影的短效成果思維及作法所能促成。「助人工作沒有上限，深化就有變化，紮根才可能創新。」葛書倫說。
然而，現行家暴防治法中，並沒有敘明「社區」的角色。婦女救援基金會暴力預防中心組長游政韋指出，目前家暴防治投注於社區的資源仍多集中在教育宣導，以講座、製作宣傳教材為主，讓反家暴成為普遍的共識。宣導多年下來，社區民眾多已具備反暴力意識與熟悉 113 專線等求助資訊，「但久了之後效果也僅止於重複共識，我們想知道，在暴力發生之前，更前端的會是什麼？」
因此，婦援會近年也嘗試社區營造與跨議題的工作方式，增加社區陪伴的機會，與社區一同討論當下的需求。例如今年與臺北文山區樟山里共同推動街區改善計畫，在了解社區中男女老少對於治安的不同看法後，進一步改善原有暗巷的照明和環境清潔，並在解決治安死角之餘，才藉機延伸到社區防暴的討論。在其他社區，婦援會也結合長輩、青少年、新住民、原住民等服務，讓家暴防治志工同時扮演社區內各種成員的關懷支持者。
正如社工學者陳怡伃等人去年針對家暴社區防治的研究（註）指出，由於家暴涉及個人隱私與正式處遇的專業性，與其他社區事務相比難度頗高，在福利社區化政策中，是較少被研究、也較難在社區中評估成效的領域。而大部分圍繞在政府資源開展的社區防治方案，則因為行政程序的標準化，讓行動策略過於一致，忽視了每一個社區之間的差異性。研究強調，必須因地制宜設計不同的防治方式，從社區生活中探討暴力的起源、根絕其可能性，而這一切都有賴社區工作者與專業組織持續的陪伴、介入與攪動。
註解：
陳怡伃、滿春梅、陳宜珍（2016），社區型組織推動家庭暴力防治的現況與挑戰。社區發展季刊，154 期，頁 183-194 。
特輯文章：
當老萬華長出最兼容的支持網：從政府的「福利社區化」到民間的「社區照顧」
延伸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