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暴防治不是家務事,社區力量介入家庭有技巧

圖/Alberto Casetta @ Unsplash

編按:

特輯系列獲聯合勸募支持,探討社區照顧與社會安全網在「社區」中的落實與佈建。第一篇以萬華作為社區互助的輪廓描繪與導讀,並陸續刊出其他 5 篇子題,探討社區中的長者照顧幼兒照顧原住民社區互助身心障礙者在地生活,以及社區中的家庭安全防治系統。

 

1993 年的鄧如雯殺夫案,引起臺灣社會對家庭暴力的重視與討論,促成《家庭暴力防治法》在 1998 年通過、實施民法保護令制度,臺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將家暴納入法令規範的國家,也逐步建構了如「113」通報專線等保護機制。家庭與親密關係中的暴力有了法治介入的空間,不再只是家務事。

根據衛福部保護司統計,家暴通報案件數,從開始通報統計的 1998 年約有 9000 多件,增加到 2016 年超過 13.5萬 件,顯示民眾更有意識的尋求公權力或社福管道,協助處理親密關係問題。

然而,將近 20 年過去了,屢屢躍上社會新聞版面的各種家暴事件,仍令人膽戰心驚,問題顯然不是立法就能夠完全解決。

現有的家暴防治方案分成 3 級,一般常見的是暴力發生後,針對受暴者的直接協助與專業輔導、緊急治療等資源。但在暴力發生之前的預防與關懷,「社區」無疑扮演重要的行動者,依靠左鄰右舍的察覺,可能降低暴力發生的機率,被視為根本性的初級或次級預防。究竟跟日常生活最緊密關聯的社區,可以在家暴防治上做些什麼?

談家暴讓人退避,不如從社區安全談起

週六早上 7 點,北投社區安全家庭互助協會(下稱「北投安家」)創辦人葛書倫開著廂型車,在北投捷運站外等著沿路接社區孩子上山,參加週末定期的晨跑。幾個陸續上車的,從國小到高中年紀都有,還帶著起床氣,一臉無奈。到了起跑點,北投慢跑暨鐵人 3 項協會的陪跑志工已在等待,孩子在大人聲聲催促中,不情願的起跑。

結束了一個小時有硫磺谷、微雨和彩虹相伴的晨跑後,孩子臉上重新燃起了生氣,開始跟他們口中的「阿葛」說笑、互相打鬧。這樣的週末晨跑已經持續 4 年,問孩子為什麼要跑?聳聳肩說:「習慣了。」

北投安家舉辦家庭健走日,凝聚社區意識。圖/北投安家提供

這是北投安家的社區工作片段之一,從一開始關注受暴婦女處境,到由兒少工作切入家庭關懷,有其脈絡。

2003 年 SARS 風波過後,葛書倫與深耕北投的八頭里仁協會,有感於政府部門處理災情的混亂,因而展開社區調查,希望盤點資源、形成有效的社區防災網絡。「但也許是承平時候、大家普遍沒有危機感,社區沒有興趣。」

不願就這樣放掉已累積的社區調查基礎,有第一線家防社工經驗、也曾任婦女救援基金會執行長的葛書倫,決定從自身專業為切入點展開社區工作,先在八頭里仁的支持下,從事社區家庭安全方案,繼而成立「北投安家」,至今 14 年。除了看到社區中有解決家庭問題的需求,也藉由實務工作反思既有的家暴防治方式。

圖/北投安家提供

「在社區裡,若公開說我們是做家暴關懷,人們往往避之唯恐不及。」葛書倫說,在社區裡談家暴防治,不能開門見山就要直接談暴力問題。雖然理智上,沒有人覺得暴力是可以被容許的,但家庭與親密關係中的衝突,經常被視為是要是祕而不宣的「家醜」,社會文化也將之蒙上隱晦汙名,讓當事人難以向他人啟齒求助。

也因此,北投安家才會使用「北投社區安全家庭互助協會」為組織名稱,避免太過直接的聯想,而特別強調「互助」,也是想要指出社區集體力量的意識。

葛書倫指出,社區工作雖然是社會工作 3 大方法之一,但臺灣多半移植國外理論與操作方式,因此「成立北投安家是一個實驗,試圖找出適合本土的家暴防治方式,而解決問題的第一步,是如何分析問題。」

秉持著行動研究的信念和目標,擁有美國社工博士學位的葛書倫,開始在北投開辦婦女自助團體,最初由社區網絡轉介而來的 3 個婦女,在家庭中都有受壓迫的經驗,但是她們一開始並未被告知是要處理家暴問題,只知道有一個安全的場域互相聊天陪伴,時間一長,自然就談到令她們最苦悶的親密關係。

透過自助團體的紓解,受暴婦女身心與家庭關係得到改善,也成為北投安家第一批的家暴防治種子。後來,透過口耳相傳與人際網絡介紹,北投安家逐漸在社區立足、紮根,每年固定有為數不少的在地婦女成為安家服務的對象,處理她們所面臨的家庭困境。

難以從下到上集體動員的家暴防治

然而,北投安家觀察到,隨著性別權力、家庭動力和社會結構改變,過往多預設「男性壓迫女性」的性別二元對立家暴論述框架,已不盡符合現實。儘管在異性戀親密關係中,女性受暴仍占絕大多數,但男男/女女的同志親密關係暴力,以及男性遭受妻子家暴、情緒壓迫的狀況亦時有所聞。

此外,社會對於女性受暴所投注的關懷和資源,在越趨複雜的現代兩性親密關係中,有時會反過來變成妻子牽制丈夫的工具。葛書倫便說:「曾有婦女在獲得離婚和兒女監護權後,得意告知:『他(老公)除了拳頭比我硬,其它都在我的掌握中,叫他向東,他絕不敢向西。』」

甚至在婦女自助團體中,原本被視為暴力受害者的某些女性,在團體中取得發聲權,以及被認可的地位後,反而轉變成其它女性的壓迫者。葛書倫回憶,曾經有協會輔導的種子婦女去做家庭關懷訪視,卻因自身創傷經驗的投射,不顧一切怒罵被關懷婦女的公婆,「這樣的關心反而傷害到他人」。

同時,「敘事治療是家暴諮商常運用的工作方法,但有些婦女學會說自己的故事之後,發現講故事是一件很過癮的事,可以藉此得到很多關注,甚至會在團體中否定別人的故事,刻意突顯『自己的遭遇才是最慘的』。

葛書倫也回想在美國的經驗:「美國很多婦女庇護所,是由某個受暴婦女經由組織培力、長出自己的力量之後,進入社區,重新找資源,轉變身分成為助人者而成立。」然而,這種由下而上的倡導模式,在臺灣幾乎沒有

為何臺灣相關單位取經於西方社會體制,包括對問題的界定以及解決的方法,結果卻有差異?葛書倫的反思是「公民素養與文化差異」。例如在美國,暴力受害者或加害者在接受諮商、培力並改變/復元之後,有相當比例會回到社區,透過經驗分享,凝聚對問題的共識、動員社會資源,進而成為防暴運動的一員。

然而,不同的社會文化脈絡,使得臺灣的家暴防治工作仍相當仰賴體制挹注資源和人力,且較侷限在個人和家庭層次的危機處理,難以更全面的由下而上、進入社區基層,並促成人在價值、態度上的根本改變。

圖/W A T A R I @ Unsplash

兒少陪伴成為切入家庭關係的敲門磚

除了因家庭和社會結構改變導致婦女服務工作的困境,針對男性的服務更難開展。目前臺灣的家防社工大部分是女性,要面對面服務有親密關係暴力、性別觀念較為傳統的男性,障礙重重,不容易突破服務對象心防,但男性的社工員又相當難尋。

此外,複雜的家庭動力,再加上家庭私領域的隱密性,也使得聚焦於夫妻雙方的親密關係暴力處理模式,介入困難、改變程度亦有限。

「我們反思,要在社區紮根,從哪一面向切入比較適當?後來想想,改變成人很難,但身為家長,大多希望孩子有機會變好。」於是,北投安家將重心移轉到兒少工作,作為進入家庭的敲門磚,期望以家庭為單位,促進親密關係的民主化。

北投安家將兒少關懷工作作為進入家庭的敲門磚。圖/北投安家提供

他們觀察,當「夫」與「妻」的角色變成「爸爸」和「媽媽」的時候,個案面對助人工作者的態度會不同。比方針對孩子管教方式的差異、在學表現去討論時,可以談得更深,因此有機會進一步分析家庭關係與家長的婚姻問題,兒少處境順勢成為社工協助處理夫妻關係的切入點。

葛書倫說,很多家庭中都有曾遭壓迫的兒童與青少年,其共同特徵是自信低落、學習動力低,在學校容易被邊緣化,時間一長就對自己產生貶抑感,形成惡性循環。雖然表面上看來不在乎,實際上內心卻很自卑。因此進行兒少輔導時,社工的聆聽能力相對重要。

藉由社區課輔共同學習,北投安家讓孩子認知到,「即便爸媽關係不好、家庭處境艱難,都有辦法好好照顧自己」。除此之外,社工在與孩子的日常互動中能得知其家庭、學校的狀況,便有機會介入,與家長和老師溝通教養方式;每週的英文課內容也圍繞著兒少的家庭與校園,例如深入討論孩子在學校被霸凌的經驗等,以兒少照顧為核心,層層向外,建立起從社區到家庭的支持系統。

其他針對家庭與兒少的活動,包括邀請全家人一起做出一桌菜、訪談故事編輯成家庭飲食書、每週固定的晨跑、負重訓練體力,讓在發育期的孩子釋放過剩精力、敞開心胸抒發在家庭與學校中被壓抑的情緒等。每年暑假還會與臺灣生態登山學校合作「亞成鳥計畫」,鼓勵社區孩子參與多天的山岳縱走活動,在過程中幫助他們認可自己、認識自我的本質與潛能,培養負責任的能力。

突破過往的重複宣導,增加社區陪伴

近年來,協會除了直接服務對象,還把活動擴展到整個社區,連續舉辦 3 屆北投家庭健走日,參加人數日趨踴躍,甚至上看千人。「注重健康、希望家人身體好的家庭氛圍,通常較能減少肢體暴力。」健走日當天,協會也架設家暴防治觀念宣導攤位,透過小遊戲或對話,置入在社區安全理念中。

為了凝聚社區意識、捲動參與,協會堅持不拿公部門或企業的大筆贊助,而是盡量向社區小額募款舉辦、在街頭逢人解說活動意義。葛書倫形容:「社區工作要紮根,就得從底層做起,一塊磚一塊磚,逐步堆疊起來,和每一個有需求的人,在日常生活的觸碰中不斷打交道、持續共學。」

民眾踴躍參加北投安家所舉辦的健走活動。圖/北投安家 fb

家暴防治的社區策略和目標,就是敏銳且及時回應過程中覺察到的每一個細小環節,透過人與人間的拉扯,一起匍伏前進,才可能從根本去改變曾經深植人心的父權價值觀和態度。而平等尊重的理念實踐,有賴社區長期陪伴觀察,一步一腳印、深掘紮根,才能有所成就,絕非一般立竿見影的短效成果思維及作法所能促成。「助人工作沒有上限,深化就有變化,紮根才可能創新。」葛書倫說

然而,現行家暴防治法中,並沒有敘明「社區」的角色。婦女救援基金會暴力預防中心組長游政韋指出,目前家暴防治投注於社區的資源仍多集中在教育宣導,以講座、製作宣傳教材為主,讓反家暴成為普遍的共識。宣導多年下來,社區民眾多已具備反暴力意識與熟悉 113 專線等求助資訊,「但久了之後效果也僅止於重複共識,我們想知道,在暴力發生之前,更前端的會是什麼?」

因此,婦援會近年也嘗試社區營造跨議題的工作方式,增加社區陪伴的機會,與社區一同討論當下的需求。例如今年與臺北文山區樟山里共同推動街區改善計畫,在了解社區中男女老少對於治安的不同看法後,進一步改善原有暗巷的照明和環境清潔,並在解決治安死角之餘,才藉機延伸到社區防暴的討論。在其他社區,婦援會也結合長輩、青少年、新住民、原住民等服務,讓家暴防治志工同時扮演社區內各種成員的關懷支持者。

正如社工學者陳怡伃等人去年針對家暴社區防治的研究(註)指出,由於家暴涉及個人隱私與正式處遇的專業性,與其他社區事務相比難度頗高,在福利社區化政策中,是較少被研究、也較難在社區中評估成效的領域。而大部分圍繞在政府資源開展的社區防治方案,則因為行政程序的標準化,讓行動策略過於一致,忽視了每一個社區之間的差異性。研究強調,必須因地制宜設計不同的防治方式,從社區生活中探討暴力的起源、根絕其可能性,而這一切都有賴社區工作者與專業組織持續的陪伴、介入與攪動。


註解:

陳怡伃、滿春梅、陳宜珍(2016),社區型組織推動家庭暴力防治的現況與挑戰。社區發展季刊,154 期,頁 183-1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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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資訊

日期:2018 年 10 月 19 日

時間:09:30-17:40(09:00 開放入場)

地點:四號公園演藝廳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 85 號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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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王舜薇

王舜薇

自由文字工作者,曾任職非營利組織與平面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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