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住墜落的家庭，有這麼困難嗎？「高風險家庭」如何認定？／醫務社工實習筆記

編按：

2016 年暑假，一位大三社工系學生到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展開實習。在實習過程中針對「高風險家庭」的認定與「指標作用」產生極大的質疑，並反思社會安全網的漏洞，以及社會工作的衝突與妥協。

 

文／吳弈臻（社工系學生）

在醫院實習的前 3 週，督導還不會讓實習生獨立接案，都是督導 call 我們過去急診、上病房，我們在一旁觀摩督導如何會談、評估需求、進行通報程序，了解醫務社工在醫院的工作職務如何運作執行。

一個傍晚，一位因自殘（殺）進急診後住院的爸爸，督導與其會談後，得進行自殺防治通報，督導希望我們利用空檔去陪個案的孩子聊聊天。

一開始，我們也是從基本的關心問候開始，可是孩子對於陌生人非常防備，加上他感冒燒聲不太想回答，讓我跟隊友好頭痛啊！

此時，靈光一閃，想起過去跟督導討論實習計畫時，我提出想要在實務工作嘗試的 OH 卡（註），或許可以派上用場。於是，我向孩子提議：「這樣好了！我們來玩桌遊，弟弟你有沒有玩過故事接龍？我們每個人手上都有一副卡，大家要使用手上的卡片不斷編劇情，讓故事可以一直說下去。」孩子點頭了，我就下去拿了 OH 卡上來，跟隊友一搭一唱，一邊從遊戲進行中觀察孩子的反應，一邊逗他開心。遊戲結束後，大家笑成一團。

接著，我們問他：「弟弟，你有沒有特別喜歡哪張圖卡啊？還是你有看到哪張圖卡想到什麼事情的願意跟我們分享的？」

弟弟挑了這張，告訴我們：「我很喜歡看恐怖片，因為很刺激、很舒壓，可以放鬆。」除此之外，孩子也透露了自己對於手機、網路的依賴，還有家裡的一些狀況。最後，我們跟他說：「爸爸住院期間有任何需要幫忙的，都不要跟我們客氣，歡迎你來找我們喔！」

孩子真正需要的「連結」

下班後，隊友對我說：「欸！弟弟家是不是高風險家庭啊？感覺是耶！」「我也覺得是欸！明天團督跟督導討論好了，評估是要通報還是轉介其他單位處理家庭的狀況。」我隊友擔心的是，這個孩子在青春期，會不會意氣用事，用不好的方式宣洩情緒、解決問題；我想的則是：「這是不是反映著孩子的生活是很壓抑、封閉的？」

約莫晚上 8 點時，聽見了敲門聲，小小的門縫裡瞥見弟弟的身影。

「社工姊姊，我想請妳幫我一個忙。」「請進，請說！」弟弟接著說：「你可不可以教我怎麼連醫院的網路？」「好啊！」孩子的臉部線條變得柔和，也願意再多告訴我一些事情，我指向後面裝滿飲料零食的紙箱說：「如果你想吃可以開來吃喔！」弟弟露出了靦腆笑容。「好啦！感冒燒聲記得多喝熱開水，好好休息，知道嗎？希望明天可以再見到你！」孩子用力的點點頭，也離開了辦公室回去病房。

說真的，我真的很想乘勝追擊！很想再多陪伴他一點，很想再多知道些什麼，很希望自己可以幫上忙，即便經過一整天，我的腦袋和體力已經被榨乾了。

那次之後，在爸爸住院的一個星期裡，孩子幾乎每天中午跟傍晚都會下來找我們。不一定是真的要我們幫忙處理什麼問題，就是靜靜坐在一旁，看我們做事，一邊吃我堆放的零食飲料，一邊跟我們閒聊。同時，我更確信，孩子根本不是他口中的喜歡玩手機而已，他真正需要的是「連結」，而他一直所渴望的，其實是「人性的顧惜」。

「高風險家庭」無明確定義，僅是「通報指標」

隔天早上，我們趕快跟督導討論了孩子的情形。督導問我們為什麼這麼篤定是高風險家庭，我們馬上查高風險家庭的指標並進行比對，確定孩子家裡的情形的確符合其中幾項，最後我們決議通報。

然而，我們並沒有沉浸在主動發掘潛在個案的喜悅太久。過了幾天，我們追蹤通報後的情形，卻得到「不開案」的回應。

「為什麼沒有獲得開案？不管是孩子的爸爸癲癇發作，或是爸爸與手足長久以來的衝突，都是存在且持續進行的狀態。若有任何突發狀況，一個國中生在事發當下也只能報警或叫救護車，但他得一直承受不定時炸彈般的精神恐懼，怎麼會告訴我這不開案？我們真的沒辦法再幫這個孩子了嗎？」我們不解的問，督導思考了一下：「好，那先轉學諮中心處理他的在學狀況。」從那天開始，我們一邊留意孩子的狀況，一邊查閱文獻、法規，甚至請教擔任高風險、兒少保社工的學長姐，尋求可用的資源，以及轉介處理家庭狀況的可能。

我們查閱了一些研究文獻，比對臺灣現行的高風險家庭關懷處遇計畫裡的一些措施，發現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是──據內政部（2009）「推動高風險家庭關懷處遇計畫」中針對基層的通報單位所訂立的「高風險家庭評估表」作為篩選轉介參照標準，「高風險家庭」無明確定義，功能上只是通報指標；另外，要不要（如何）開案、處遇及結案建議，也未有具體的指引可作為裁決依據。

簡而言之，我們過去在課堂上學到的那些指標叫做「通報用」，不是「開案用」；還有，「通報端」跟「開案端」之間缺乏評估機制（在此先不談要用量化或什麼方式去建構機制）作為校準雙方認知差異的依據。

社區層次的問題還用個案處理，適合嗎？

我們都知道，我們必須考慮案主（孩子）的最佳利益，所以開案與否必須看第一線社工對於未來傷害風險的評估，以及對於孩子、家庭當前處境的認知、理解到什麼程度。那麼，這個評估的依據又要從哪裡來？如果我們是依賴個人機率而定（直白的說，就是我們把通報過來的案件視為「偶發性事件、只是一個意外」），將導致某些孩子繼續滯於高度潛在風險的情境中，錯誤的評估判斷將造成嚴重的後果。

拿我們遇到的這個孩子來說，他得繼續承受不定時炸彈般的精神恐懼、精神折磨，嚴重的話可能是挨傷、甚至致死。換言之，如果開錯案，你的成本已經花下去了；今天你認為不用開案，錯失即時開案預防問題發生、阻止問題繼續惡化的契機，就要耗費更多成本來彌補，更導致高風險社工很難準確判斷，干預與介入到底有沒有幫上這個家庭。

我們進一步掌握到，這孩子所就讀的學區裡，從班級乃至整間學校裡，不乏與他情況相似的孩子。讓我不解的是，我不認為用個案工作的方法進行處遇一定是錯的或不好的，但是當這個問題已經蔓延到社區層次了，這已經不是極端、少數的「個案」了，為什麼我們國家的高風險家庭關懷處遇計畫仍然停留在「使用個案工作方法處理為主」的思維，而沒有企圖用社區組織的工作方法進行整個區域的處遇？而學諮中心、學校社工要怎麼使力？如何在學校、社區裡紮根以協助處遇進行？

再以系統疏通的角度來看，我們讓一個社工南北奔波，才把所有需要用上的資源連結起來，跟在社區裡網絡更立即的觸發，同時有好幾條線在疏通，哪一個才能讓封閉的生態系統真正打開？

最後，我們追了 2、3 個禮拜，確定孩子被接手了，我們才鬆了一口氣。那個充滿信任與盼望的眼神，我一輩子都忘不了。

開案指標反成族群標籤

過去 30 年，兒童風險與韌力（resilience，又稱復原力）的研究急速成長，它用來檢驗如謎團般的個體，是否在各種風險情境中，仍能清醒的維持適當的功能，而擁有克服的機會。韌力指的是技能、才能、知識和因時間而累積的洞察力，如同人們掙扎著越過逆境並迎接挑戰，是面對逆境時的反彈能力，使人能繼續發揮功能、維持生活品質。即使生活在充滿壓力、受疏忽的家庭和社區，人們依然有韌力；Luthar、Cicchetti ＆ Becker（2000）更提及，「韌力」意指從逆境中抵擋及反彈的能力，而成為心理健康理論的重要概念，亦指在明顯逆境中完成正向適應的動力歷程。

當我再次檢視「高風險家庭」的通報指標時，我發覺這個詞、這些指標，彷彿已經成為我們對某種家庭型態的一種標籤。即使是不經意的，即使我們自以為只是在將個別案主的情形進行歸納、分類，卻可能已經潛移默化了我們第一線工作人員對該類型家庭的工作態度，令人不寒而慄。那麼，這些孩子、這些家庭的「韌力」在哪裡？我們真的看見了嗎？

接住正在墜落的家庭，有這麼困難嗎？

後來，去年 10 月，我在臺灣社會研究學會的年會遇到當時那位高風險社工，雙方也藉機釐清當時因電話溝通造成的誤會；學長掛電話前那句：「我會再去了解。」被我們誤以為是一種官腔的回應（不打算開案），所以當初才會想其他辦法。當然，也因為這件事讓我反思，多通報、轉介一個單位，可能多一個資源連結，卻也可能變相耗竭整個系統的能量，成為多頭馬車。學長當時其實很快就到學校訪案，並在一個禮拜內完成開案。

講開以後，發現其實大家都是為了孩子好，希望能幫助這個家庭，我們都用了各自所能發揮的為這件事努力，也因為我們一起把誤會釐清，在助人工作領域又多了一位朋友。